自然界对强者、成功者的崇拜与生俱来，人类社会更甚。在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出于增加自身法统性的目的，大多喜欢给自己找一个光鲜的祖宗。往远了选，八成是尧、舜、禹；往近了找，普遍会抱牛掰王朝、风云人物的大腿。

比如，在汉朝以后的上千年里，那些姓刘的枭雄大多会给自己建立的政权取名为“汉”，甚至连匈奴、沙陀人也敢这么干，虽然他们跟刘邦在血缘上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众所周知，作为古代唯二成气候的文明体系之一，咱们古人的很多理念、做法被周边大小政权奉为圭臬，上述以“抱大腿”来强化自我地位的套路，也被他们完美继承。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半岛高丽王朝对我国古代东北地方政权高句丽的“碰瓷”。让人叹服的是，后者曾经是前者的苦主、死敌。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王朝之所以能在东亚大陆一枝独秀、泽被深远，背后有两大前提：文明体系的先进性、对周边形成向心力，武力的优势地位、对周边造成压制。

以上两大因素软硬结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它们的落实深受地理条件的限制。

比如，对于广袤的北、西草原，中原王朝的武力投送总有极限，故而压制力时常中断、反覆；

但对于背靠大海、战略缓冲空间有限的东北方向，但凡中原王朝掌控了燕云、辽西，持续形成威慑力，那里就闹不出什么大乱子。

因此，纵观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中原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草原；至于东北一隅，在女真崛起之前一直相对波澜不惊。

但其中却曾经出现过一个意外，那就是差点形成气候的高句丽。

高句（gōu）丽（lí），史书中也记载为高句骊、高丽，为了跟后来的“高丽王朝”相区别，我们就统一称之为“高句丽”。

《隋书》指出：“高丽之先，出自夫余”。西汉晚期，今吉林、辽宁内的小国夫余起了内讧，王子朱蒙争权失败后往东南逃窜，随后自立门户，自号高句丽，以“高”作为自己的氏。高朱蒙（也叫高驺）就是首任高句丽首领。

因此我们可以从史书中看到，历代高句丽王名叫“高XX”，这是一个典型的带有汉人色彩的姓氏。

对于高句丽在初期的地理位置，《后汉书》记载得很清晰：“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

而那时的朝鲜，跟后世的概念也不一样。

当初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政权，得到了周朝的承认，被称为箕子王朝、箕子朝鲜。据考证，其都城大致位于大同江流域、今平壤一带。

秦末汉初，燕国人卫满带兵打败了箕子后人并取而代之，建立了卫氏朝鲜，其疆域包括半岛北方大部以及今东北部分地区。

到了西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大规模开疆扩土，一举灭掉了卫氏朝鲜，在其故土设立了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及临屯郡，史称“汉四郡”（后来合并精简为乐浪、玄菟二郡）。

而半岛的南部当时是啥情况？当地的土著形成了三个部落联盟，分别是马韩、辰韩和弁辰，被称为“三韩”。（《后汉书》：“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

两汉时期，中原帝国空前强盛，通过汉四郡对辽东形成有效控制，夫余、高句丽、三韩等等众多地方政权均称臣纳贡，先进的中原文明、技术也随之遍地开花，极大促进了当地的开化与发展。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当时的高句丽几乎是中原的缩小翻版：

建城而居，会农耕纺织，“种田养蚕，略同中国”；冶炼技术与中原同步：“兵器与中国略同”；建立起了完整的法治体系：“大体用法严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遗”；使用汉字、阅读中原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 《三国志》......”

由此可见，与周边其他政权一样，高句丽深受中原的影响，是名副其实的附属国。在两汉之交，高朱蒙的高句丽还归玄菟郡管理，王莽曾经命令其进攻反叛的匈奴，但其因惧怕而作乱，最终高朱蒙被新朝大将严尤诱杀，首级传送长安。

整体而言，自两汉到西晋初年，高句丽基本逃不出中原的手掌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东汉崩盘、天下大乱，高句丽曾经趁机扩张，还曾帮助曹魏攻打公孙度控制的辽东郡。

但在随后，高句丽人误判了形势，竟悍然发兵袭击了辽东地区，其结果是极为惨烈的：公元244年，大将毌丘俭率军出击，高句丽溃不成军、高句丽王狼狈逃窜，都城丸都被摧毁，过了几十年才得以重建。

随着西晋灭亡、北方陷入混乱，高句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不断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趁乱开疆拓土。不过，由于慕容鲜卑的存在，当时的高句丽很难一帆风顺。

公元341年，慕容皝、慕容翰、慕容垂兵分两路进军高句丽，势如破竹攻占了丸都城，高句丽王高钊单枪匹马逃走。随后，慕容氏刨开高钊父亲高乙弗利的墓穴，用车载着尸体及其母妻和珍宝，焚烧高钊的宫室、再次毁掉丸都城，带着俘虏的五万高句丽百姓凯旋班师。眼见实力差距悬殊，高钊不得不俯首称臣，这才要回了父亲的尸体。

但随着慕容氏入主中原、辽东空虚，高句丽人一边对中原称臣，一边四面出击，提升实力，终于迎来了新的突破。

东晋末期，高句丽全部占领了玄菟、乐浪，同时北征契丹、夫余，南讨百济（夫余人南下所建，吞并了三韩中的马韩），甚至对中原的辽西地区形成威胁。（而在更南边，则是辰韩、弁辰形成的新罗）

南北朝初期，高句丽达到了巅峰状态，其疆域西至辽水、东临日本海、北接辉发河、南至汉江流域，并在公元427年迁都平壤，《隋书》称其“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

从表面上看，自南北朝以至隋朝，高句丽对中原维系着藩属国的基本礼节。比如在北周时期，高句丽君主高汤遣使朝贡，被周武帝宇文邕封为辽东郡公、辽东王；杨坚建周后，高汤迅速拜码头，被授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每年按时朝贡。

但在实际上，一方面，随着实力的膨胀，高句丽的离心力也不断加强，诸如“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之类的小动作不断；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也断然不允许东北方向存在这么一个实力强劲而又野心勃勃的附属国，于是乎，战争就此爆发。

接下来的隋唐两朝，历经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四位帝王，中原王朝间歇性地对高句丽保持攻势；而高句丽与百济联手（期间还一度拉拢了倭国），奋力对抗中原与新罗联军。

之所以耗时数十年，并不是因为高句丽实力有多么强大，而是客观条件所限：隋唐力量主要散布在中原，出击辽东奔波数千里，面临着沉重的后勤运输压力；加上高句丽依山建城、易守难攻，战争往往演变成消耗持久战，这对劳师远征的隋唐军队极为不利，期间还出现了隋军损失数十万的惨烈失利。

不过，高句丽的不幸在于，它生不逢时，碰到了国力鼎盛、政治清明、积极进取的大唐帝国。公元659年，在新罗的配合下，大唐将领苏定方灭亡百济；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唐军击败前来支援百济遗命的倭国军队、彻底扑灭百济复国梦想。

公元668年，大唐名将李勣杀进平壤城，末代高丽王高藏被俘，高句丽灭亡。

高句丽、百济的灭亡是彻底的。据新旧唐书记载，数十万高句丽人被迁入中原，“散向河南、陇右诸州”，还涌现出一些名将，比如曾担任安西节度使得高仙芝；只剩下“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后来分投突厥及靺鞨，“高氏君长遂绝矣！”

百济也差不多，人口同样被迁往内地，“其地自此为新罗及渤海靺鞨所分， 百济之种遂绝。”

随着威胁的消除，唐军逐渐退出了辽东、半岛，而高句丽的大部分旧土也逐渐被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占据；南边则成了新罗的天下。由于它们基本对中原保持忠顺，得到了中原的认可。比如，“渤海”一名就是由唐玄宗册命；新罗则在唐朝的许可下统一了朝鲜半岛中南部，并且大量吸收盛唐文化、取得蓬勃发展。这两国，基本对大唐文化全盘吸收。

但好景不长。公元926年，渤海为强势崛起的契丹所灭。至于新罗，则在晚唐时期陷入了分裂，形成了三个国家，分别是新罗第47代王的庶子弓裔建立的后高句丽，新罗人甄萱建立的后百济，以及新罗残部。

两个新罗人弓裔、甄萱之所以使用高句丽、百济为国号，原因无他，这俩政权曾经是半岛上的霸主，具备与新罗分庭抗礼的资格。

公元918年，另一个新罗人——后高句丽的大将王建鸠占鹊巢、取代了弓裔，登上王位，国号“高丽”，在公元933年接受后唐册封为“高丽国王”。公元935年，高丽合并新罗，下一年灭后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南区域，这就是随后持续了400多年的高丽王朝，也称王氏高丽。公元1392年，末代高丽君主王瑶被大将李成桂废除，高丽王朝灭亡、朝鲜王朝（李氏朝鲜）建立，这就是如今半岛的祖先。

由于汉唐极度强盛，对于周边政权的记载不存在刻意贬低以抬高自我的可能，故而对高句丽的记载高度可信。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高句丽跟后来的高丽王朝压根没什么关系，前者是被中原完全覆灭、吸收的地方政权；新罗人弓裔、王建使用“高丽”为国号，纯粹是为了扯虎皮做大旗，借用半岛曾经最牛的政权名号替自己增加法理性，仅此而已。

只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种人尽皆知的历史常识，如今却成了某些国家碰瓷高句丽、盗用中国历史的借口。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如果我们自己都不重视那段历史，谁能保证不会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