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这是1899年，孙中山与章太炎讨论中国首都问题时提出的想法，后来被章太炎收录进了《訄书》之中。武昌是水路交通枢纽，西安是千年古都，作为首都候选很正常。可伊犁当时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边境城市，为何能受到孙中山先生如此推崇，被视为称雄亚洲的选择呢？这就要提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理想了。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了我国近代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不但要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还锐意革新，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1899年，章太炎因支持维新变法，抨击清政府腐朽统治不得不流亡日本，便在日本和孙中山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
孙中山对首都问题非常重视，曾提出“都城问题，是与存亡利害有着最密切关系的。”北京虽然长期作为首都，但孙中山考虑到北京为清政府统治核心，保守势力强大，如果以这里为首都，推行改革会比较困难。因此孙中山决心为中国选一个新的首都，为之后的大规模变革铺平道路。
尤其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更是坚定了这一点，一再反对定都北京。因为此时的北京不但保守风气浓厚，还被袁世凯的“北洋系”控制，如果民国政府定都北京，将长期被北洋军阀把持。
可惜袁世凯实力强大，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民国政府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以北京为都城。之后的历史发展也证实了孙中山的猜想，中国经历了十余年的北洋时代。
而在定都北京之前，还有些政治家提出以上海为首都。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上海经济发达，是当时中国最繁荣，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另一个是上海“十里洋场”，风气较为开放、先进，便于推行改革，比如康有为就曾建议迁都上海。
但定都上海也有明显缺陷，因为其缺乏战略纵深，本身又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属于“易攻难守之地”。当时中国海军力量又十分薄弱，难以抵御来自海上的威胁。孙中山就曾指出“上海租界环立，腹背受敌，最不可靠。一旦强敌压境，必趋危殆。”
那么孙中山自己想要以哪里为都城呢？正如开头所说，他看中的是武昌、南京、伊犁三座城市——当时武汉三镇尚未合并，因此武昌是被单独拿出来说的。
我们先看第一句：“谋本部则武昌。”这里的“本部”，指的是传统上的中华民族核心区，即清朝定义的所谓“内地十八省”。武昌位于长江中游，控扼南北，水路交通便利，本就是军事重镇。如果要掌控“本部”的话，武昌显然是最佳选择。1897年孙中山和宫崎寅藏谈及建都问题时，就曾设想以武昌为首都。
但如果目标不仅仅局限于“本部”，而是谋求“藩服”，维持“秋叶海棠”版图的话，武昌的位置就还是有些偏东南了。从地图上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武昌是“内地十八省”的中心，而非“秋叶海棠”的中心。
因此就有了第二句话“谋藩服则西安”，以秋叶海棠即清朝中期的版图来看，西安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上，交通也较为便利。并且西安本身就是千年古都，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都曾定都于此，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但这还不是孙中山的最高理想，他最想实现的是第三句话“谋大洲则伊犁”。也就是定都伊犁，谋求对亚洲整个大洲的领导权。
伊犁经济上不如武昌、西安，也从未成为过哪个王朝的首都，并且位于边疆，交通不便，距离中国多数大城市都很遥远，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因此孙中山的这一想法刚刚提出，就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有文人还嘲讽孙中山是“歪邪讨巧，特意求新”，指责他是故意提出一些新概念来哗众取宠。
但实际上，这些嘲讽孙中山的人终究是目光短浅，没有看出孙中山这一设想的深意。孙中山定都伊犁进而领导亚洲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理论基础的，那就是泛亚主义。
泛亚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核心观点就是亚洲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共同体，反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剥削。这一理论确实相当契合当时亚洲国家的情况，因为当时亚洲国家大多已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即便是没有沦为殖民地的中国、日本和暹罗等国，也深受西方列强压制之苦，有着反抗西方列强的共同需求。
可惜的是，泛亚主义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变成了其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工具。日本虽然也对西方列强开战，但同时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剥削，彻底搞臭了泛亚主义的招牌。因此20世纪中叶以后，泛亚主义逐渐沉寂。
不过在20世纪初，泛亚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推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也对此表示支持，在日本也有许多支持者。比如宫崎滔天就曾长期支持反清革命，赞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被孙中山称赞为“对中国革命有极大之功绩”。
总而言之，定都伊犁并非孙中山的幻想，而是目光长远的伟大构想。其目标并非一地、一国的繁荣发展，而是整个亚洲的团结与崛起。伊犁虽然并非中国的中心，但却位于亚洲的中心，掌控着沟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
有人也许会说，伊犁那么偏僻，离边境那么近，不也是“无险可守”吗？怎么能作为首都呢？成为首都之后要怎么保障物资供应？但在孙中山先生的构想中，伊犁不仅可以是中国首都，也可以作为亚洲首都，定都伊犁后我国就能吸收来自整个亚洲的人才与财富。
因此孙中山才会说“谋大洲则伊犁”，迁都伊犁则能称雄亚洲。毫无疑问，在泛亚主义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带领亚洲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走向和平与繁荣。并且中国并非日本那样资源匮乏的岛国，我们本身地大物博，不需要靠掠夺来维持自身的发展，完全可以实现亚洲各国真正的合作共赢。
如果这一愿景得以实现，伊犁在不在边疆又有什么影响呢？到时候我们的疆界将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疆界，而是整个亚洲的边界。伊犁虽然离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很远，但离中亚、西亚和南亚的许多大城市很近。到时候伊犁作为亚洲共同体的首都，完全可以依靠这些地方提供的资源维持，并不需要中国内地跨越万里运输物资。
但是，定都伊犁依然面临着极大阻力，甚至孙中山自己最后也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在不足以支撑“亚洲共同体”这一设想。不过孙中山还是制定了一系列西部发展计划，将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
要当亚洲共同体的领导者，首先自己本身要有足够的实力，而这不是当时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能够做到的。一旦迁都伊犁，首先就面临着严峻的国防问题——沙俄从北面和西面进逼，英国从南面进逼。在缺乏实力的情况下，我国将不得不向边疆调集大量资源以保卫首都，就很难将精力放在发展上了。
换言之，定都伊犁是一个伟大的想法，但这一想法的实现必须建立在足够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础上。如果我国成为亚洲的领导者，让亚洲诸国紧紧团结在我国周围，那伊犁确实将爆发出难以估量的潜力。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后人的长期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