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及其行为逻辑，就是解读当代中国，解读个人命运背后的历史变局。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要负责的是设计和建立新体制这一颠覆性的过程。 他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XX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罗克珊·维特克说：“X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XX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了太多同僚。她缺乏作为忠诚反对派的自制力。她缺少远比她有组织能力的党内老干部的拥护。在军队中，除了总政治部以外，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他从不纠缠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无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 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复无常。他态度明确，讲话直率，使人不会误解他的意思" 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与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邓小平是实用主义，在遇到新问题时，他首先会尽量搞清楚症结所在，然后才决定如何应付。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氛围“，如何适时营造“气氛”，如何适时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跳上甲板时迅速采取行动。邓小平一向反对空话、长篇报告和不做认真准备的会议。大学在过去十年里基本上被关闭。知识青年被下迫下放农村。但让他们继续留在那里变得越来越困难。城市又无法为他们提供就业，更不用说那些想进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万农民。再者，城市居民担心自己的饭碗，并不欢迎新来的人。中国在1970和1980年代巨变式的对外开放过程，并不是由邓小平启动的。事实上，毛泽东在1969年的中苏冲突后率先打开了国门，周恩来和华国锋又延续了毛所开创的路线。然而，邓小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的观念、技术和资本，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无论经历何种挫折，他一直掌控着这个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播给国人，并运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后，不断向外国学习他们所能学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