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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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极权主义
接上篇：阿伦特｜所谓的极权国家
全面统治（上）
极权主义政权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营用作实验室，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在此经受验证。与此相比，其他各种试验都是次等重要的(包括医学试验，在对第三帝国医生们的审判中，医学界的恐怖事件都有详细记录)，这些实验室的特点是用来做每一种试验。
极权统治努力组织无限多元和无限区别的人，似乎将全人类只看作是一个人，只有每一个个人的各种反应可以降低
到一种绝对不变的一致，使每一组反应能够与另一组反应随意互换，才能使极权统治成为可能。问题是要编造某种并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种类，像其他动物种类一样，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种”之中。极权主义统治尝试通过精英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里的绝对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精英组织无情地从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实践应用——精英组织必须在这个试验场上证明自身——而集中营相应的目标也设定为完成对意识形态的“理论”证明。
集中营不仅意味着灭绝人和使人类丧失尊严，而且被选用于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可怕的杀人试验，消灭人类行为的自发性表现将人类个性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事物，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因为就我们所知，巴甫洛夫(Pavlov)的狗是一种倒错的动物，它被训练不是因饥饿而是因铃声而进食。
这种事在正常情况下绝不可能完成，因为自发性不可能完全被消灭，因为它不仅与人类自由有关，而且与生命本身有关，简单说便是保持生命。只有在集中营里，这种实验才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它们不仅是“已实现的最极权的社会”(戴维．罗赛特语)，而且也是全面统治中主导的社会理想。正如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依靠运动的虚构世界与外界隔绝一样，在集中营里的极权统治实验依靠对外界(即一般生活的世界)封闭集中营，即使对其他极权统治下国家也是封闭的。这种孤立可解释奇特的非现实和缺乏可信度(一切发自集中营的报道都具这种特征)，并且构成了真正理解极权统治的主要困难之一，理解正确与否都取决于这些集中营和种族灭绝营的存在；因为这些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组织力量的真正中心机构，这听起来似乎不太真实。
幸存者们有许多报道。受苦越多的幸存者越不想叙说那些超过人类理解和经验的事情——苦难使人变成了“不会抱怨的动物”。这些报道都未能激起一向能发动人类正义感的激情和愤怒。相反，任何一个讲起或写到集中营情况的人仍然被看作有嫌疑；如果说话者坚决回到生活的世界，他所言的真实性常常受到怀疑，自己因此也受到攻击，好像他错把噩梦当成了现实。
人对自己、对自己的实际经历的这种怀疑，只揭示了纳粹一向懂得的道理：决心犯罪的人发现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最广泛、最罕见的规模上将人们组织起来。不仅因为这件事说明了不完备的、荒唐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这一切恕罚；而且因为罪行之大，使杀人者能够以各种各样的谎言来宣布他们无罪，他们比叙述事实真相的受害者更能令人相信。纳粹们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发现真相。希特勒散发了几百万册他的书，他在书中说，要想成功，就必须撒弥天大谎——这并未使人们不相信他，也未使人们不信纳粹令人讨厌的反复宣言，说犹太人会像臭虫一样被消灭(即使用毒气)，也未能使任何人不相信他们。
有人很想用自由主义的理性化方式解释这种本质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潜伏着这种自由，受到常识的声音的引诱。通向极权主义统治之路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走向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同现象和先例的地方。极权主义最初阶段特别血腥的恐怖，确实是用来完全对付反对派的，以便不可能再遇到反对派；但是完全的恐怖只在克服了第一阶段的障碍之后发生，这个政权不再害怕任何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有人评论说，手段变成了目的，但这毕竟只是以一种吊诡的说法，承认“目的正确，手段就正确”的范畴已不再适用了，恐怖已失去了它的“目标”，它不再是恐吓民众的手段了。这也不足以解释革命(例如法国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因为即使在可以被说成是革命之子(他们以这种或那种资格——俄国革命派、政党的权力中心、军队、官僚体制——来跻身革命行列)的每一个人都被吞噬之后很久，恐怖却还在继续。从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如今变成极权主义政府特有的许多事物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上几乎总有侵略战争；胜利之后杀戮敌方居民的事，在罗马人的怀柔政策(parcere subjectis)之后方才停止；几个世纪来，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的殖民化伴随着对当地居民的灭绝屠杀；奴隶制是人类最老的制度之一，古代的一切帝国都以拥有的奴隶劳动为基础，靠奴隶建造起了公共大厦。甚至连集中营也并非极权主义运动的新发明。在布尔战争期间，在20世纪初，就首次出现了集中营，而且在南非、印度等地继续被用来对付“不理想分子”；我们在这里也发现第三帝国后来采用的“保护性拘禁”(protective custody)一词。这些集中营在许多方面和极权主义统治初期的集中营一样；它们被用于对付“可疑分子”，这些人的罪行无法得到证实，用普通的法律程序无法审判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指向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利用、发展和集中使用的成分，其基础是虚无主义的原则“一切都是许可的”，他们继承了这条原则，并且信以为然。但是，凡在这些新的统治形式自称正统的极权主义结构的地方，他们会超越这条原则(因为它仍然出于功利主义的动机和统治者的自我利益)，并且将手试探到一个我们至今尚不完全清楚的范围去：在那个范围内，“一切都是可能的”。最具特征的是，这个范围不会受到功利主义动机和自我利益的限制，更不用说受自我利益内涵的限制了。
与常识背道而驰的不是“一切都是许可的”虚无主义原则，这条原则早已被19世纪功利主义的常识概念所囊括。常识和“正常人”拒绝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尝试理解那些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目前或收集到的经验中的各种因素。我们尝试区分我们都感觉到的犯罪事物，使之不被任何意图所掩盖。当我们面对着大量“生产”的尸体时，“谋杀”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尝试从心理学角度理解集中营囚徒和党卫军人的行为，必须明白的是，即使不摧毁人的肉体，心理也可以被摧毁。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心理、性格和个性只有通过其瓦解速度的快慢才能表现自己。最终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失去活力的人，即在心理上不再能被别人理解的人，他们回到在心理或其他方面可以理解的人类世界，就会很像拉撒路的复活。一切常识的陈述，无论带心理学性质还是带社会学性质，只用来鼓舞那些认为它“肤浅”到“猎取荣誉”的人的信心。
假如说，“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统治最必然产生的机构”这句话是对的，那么“猎取荣誉”看来就是为了理解极权主义而必不可少的要点。不过，靠收集资料还不如靠那种很难与人沟通的目击者的报告。这两种材料里都有一种内在的倾向，想逃避经历过的事情；这两种类型的作者，或者凭直觉，或者凭理性，都很清楚地意识到那个可怕的地狱隔开了活人的世界和活死人的世界，它们最多只能提供一系列记忆中发生的事，这些事情在叙述者和听众看来一样不可思议。只有那些被这类报道唤起可怖的想象，但事实上自己的肉体未受过摧残的人，只有那些未经历过毫无人性的绝望恐怖的人，在面对实在的恐怖时，毫不动情地麻痹一切并非纯粹反应的事物，才能“思考”什么是恐怖。这类思想只有在观察政治环境和带动政治激情时才有用。任何一种个性的改变，不是由思考恐怖引起的，而是由真实的恐怖经验引起的。人之降低到一堆反应，像患精神病一样，使他和自己内心的一切个性或性格也彻底隔绝。当他像拉撒路一样起死回生时，他发现自己的个性或人格像他离开时一样未变。
正如恐怖或者强调恐怖不会引起他改变性格一样，也不能使人变好或变坏，所以不会变成狭义政治社群或政党的基础。尝试建立欧洲精英，其纲领是欧洲内的相互理解，其基础是欧洲共同的集中营经历，这很像另一种尝试，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前线一代的国际经验中得出的政治结论。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经验本身还不如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更能相互沟通。例如，像战后和平主义这类政治结果，产生于一般对战争的恐惧，而不是产生于战争经历。不是产生出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洞和平主义，而是洞察现代战争的结构．由恐惧引导和推动，才有可能明白，只有一条标准能够证明一场战争是必要的--人们在某种状态下不想再生活下去，战斗是为了反对这种状态--而我们关于极权主义集中营虐待人的地狱的经验，使我们完全明白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因此．对集中营的恐惧和由此洞悉极权统治的性质，很可能有助于淡化一切从左派到右派的过时的政治差异。使它们获得政治上最重要的尺度，用以判断我们时代的各种事件，它们是否为极权主义统治服务。
在任何情况下，恐惧的想象很有利于分解诡辩和辩证的政治学解释，政治学的解释都以迷信为基础，认为恶能产生善。这种辩证杂耍至少有一种类似判断，认为人对人造成最大痛苦的事是谋杀。但是就我们所知，谋杀在今天只是一种有限的恶。杀人者杀死一个人——一个无论如何会死去的人——仍在我们熟悉的生与死范围之内；两者在辩证法的基础上实际有一种必然联系，即使并非总是意识到这一点。杀人犯留下了一具尸体，并不假装受害者从未存在过；如果他抹去了一切罪迹，这些却是他自己身份的踪迹，却不是由受害者的人的记忆和悲哀构成的；他毁灭了一个生命，但是他毁灭不了存在本身的事实。
纳粹用他们那种奇特的精确数字记录了在集中营里的行动，标题是“在夜幕掩护下”(Nacht und Nebel)。他们用彻底的措施对待民众，似乎他们从未存在过，使他们完完全全真正消失，这在初看时常常不明显，因为德国的制度和俄国的制度不一致，它们对待各种人也不一样。德国的这些不同的人存在于同一个集中营，但不许他们互相接触；各种人在集中营里相互孤立隔绝，比他们和外界的隔绝更甚。所以，撇开种族问题不谈，在战争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侨民们受德国人非常不同的区别对待，他们虽然是德国公开宣布的敌人，但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的人中间，犹太人在日程上要立即被“消灭”，波兰人在预期的未来被消灭，俄国人和乌克兰人亦归这一类，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还未被列入这种全面“最后解决”的名单。俄国的情况中，我们必须区别三种多多少少有些不同的独立制度。第一种是正式的强迫劳动群体，生活相对有些自由，判刑期有限。第二种是集中营，人被无情地剥夺一切物质，死亡率特别高，实际上的组织目的是劳役。第三种是死亡集中营，通过饥饿和遗弃，有计划地分批消灭囚徒。
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的真正恐怖在于囚徒(即使他们能偶尔活下来)被有效地切断同活人世界的联系，因为恐怖使人更加容易忘却。集中营里杀人如草芥。有人会因为不断被拷打或饥饿而死亡，或者因为集中营里囚徒大多，多余的人必须被清除。相反，也许会因为缺少新运来的囚徒，集中营的危险就变成了囚徒人数太少，于是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减少死亡率。戴维。罗赛特将他写的德国集中营时期的报道称作《我们死亡的日子》(Les Jours de Notre Mort)，事情的确好像有可能使死亡本身的过程持久下去，并且强化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正是我们先前不知道的某种彻底的恶之出现，结束了关于性质发展与转化的观念。在这里，既无政治标准，亦无历史标准，更无简单的道德标准，至多只使人明白，现代政治中似乎牵涉着某种事物，照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它实际上不应该被牵涉在政治之中，即或者一切，或者全无——说它是一切，因为它是人类共同生存形式无法制定的无限，说它全无，是因为集中营制度的胜利将意味着对人的无情毁灭，就像使用氢弹会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
任何生活都无法同集中营的生活相比拟。它的恐怖绝不是人的想象力可以完全估计的，其原因是它处于生和死之外。对它的情形也不可能有完整的报道，其原因是幸存者回到活人的世界，他不可能完全相信自己过去的经历。好像他要讲一个外星球的故事，因为在活人的世界里，人的地位使人无法知道囚徒们是死了还是活着，似乎他们从未出生过。因此，一切比拟都会制造混乱，分散对实质问题的注意力。监狱里，罪犯充军地、流放地、奴隶制度下的强迫劳动，看来暂时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比较，但是仔细研究却无一可比。
强迫劳役作为一种惩罚，在时间和强度上都有限制。罪犯保留有人身权利；他并非绝对受折磨，也并非绝对被统治。流放只是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仍然与人类居住在一起；它并不将人完全排除出人类世界。历史上的奴隶制曾是一种社会秩序中的制度；奴隶不像集中营囚徒那样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因此也不会失去别人的保护；他们作为劳动工具，有特定的价格，作为财产，他们有特定的价值。集中营囚徒没有价格，因为他总是可以被取代；谁也不知道他属于谁，因为谁也没见到过他。从正常社会的角度来看，他绝对是多余的，尽管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时候(例如战时的俄国和德国)他被用来劳动。
集中营作为一种机构，它的建立不是出于任何劳动收益的目的；集中营唯一的永恒经济功能是向监督它的上级机关提供资金；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集中营大多是为其自身而存在。那里进行的任何工作，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完成，成本更低。尤其在俄国，集中营大多数被称为强迫劳动营，因为苏联官僚们选择这个名称是为了自己的尊严，清楚地显示，强迫劳动不是主要的；强迫劳动是全俄国工人的正常情况，他们没有行动自由，却可以在任何时候被任意抽调到任何地方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和他们在经济上的无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纳粹将这种无用(uselessness)在战争期间推到反功利的极点，尽管缺少建筑材料和圆木，他们仍然建造了巨大的、成本昂贵的死亡工厂，将几百万人运来运去。在严格的功利主义世界眼中。这些行为与军事征伐之间的明显矛盾使整个事业蒙上一层疯狂的非现实气氛。
由于明显地缺乏目的而造成的这种疯狂与脱离实际的气氛，是真正的铁幕，掩藏了一切形式的集中营。从外界来看，集中与其中发生的事情只能用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death）图景才能描绘，也就是说，这种生活远离了地球上的目的，集中营可以分为三类。对应于西方关于死后世界的三种概念：冥府(Hades)、炼狱(Purgatory)、地狱(Hell)。冥府对应于那些相对温和的形式，这甚至在非极权主义国家里也曾经普遍有过，用来摆脱各种不理想的分子--难民、无国籍者、被社会抛弃者和失业者；例如难民营(DP)、无异于拘禁多余者和麻烦者的集中营，他们在战争中得以幸存；炼狱以苏联的劳动营为代表。人之被忽略与混乱的强迫劳动结合在一起。地狱，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体现为那些由纳粹来创造出来的最完美的集中营类型，在那里，整个生活从一种尽可能折磨人的观点出发来彻底地、系统地组织。
这三种类型有一点是共同的：封闭在其中的人类群众所受的待遇，似乎他们不再存在，似乎他们发生的事情不再使任何人感兴趣，似乎他们早已死去。某个邪恶的精灵发疯了，在让他们进入永恒的宁静之前。使他们在生与死之间暂时滞留，以此来取乐。
并非只有带刺的铁丝网将人圈在里面。技巧娴熟地替他们制造了一种非现实，才使如此巨大的残暴行为和最终的灭绝看上去像一种完美的正常措施。我们知道，在集中营里做的每一件事都出自颠倒的世界和恶意的奇想。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可怕的罪行像异想天开的游戏。发生在一个幽灵的世界，但是本身又以物质实在的形式，进入一个由感官现实来完成的世界，然而又毫无结果、毫不负责，使现实对于我们来说只变成了一大堆无法理解的资料。它的结果是建立一个地方，人们在那里受折磨、遭屠杀，但是，折磨人者和被折磨者，尤其是外界的人，都不能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远远不止是一种残酷的游戏或一场荒诞的梦。
同盟国于战后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放映的电影，清楚地表明这种疯狂和非现实的气氛不是纯粹的报道能够驱散的。在毫无偏见的观众看来，这些影片正如在招魂术巫师作法时摄下的神秘现象照片一样。人们根据常识对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奥斯威辛(Aus-Chwitz)发生的恐怖行为提出表面上有理的看法：“这些人犯了什么罪，竟要这样对待他们!”或者在德国和奥地利，在饥饿和人口过多时，普遍带着仇恨的反应：“他们真不该停止对犹太人使用毒气。”而当宣传无效时，在任何地方，人们只会怀疑地耸耸肩膀。
如果宣传事实真相因为内容太可怕而不能使一般人相信，那么，对于那些根据自己的想象来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他们以为自己也能想象，因此只愿意相信自己看见过的现实。突然之间，几千年来人类想象力无法企及的事物可以在地球上发生，炼狱和地狱，甚至它们永久延续的阴影，也可以用最现代化的毁灭和救治方法来建立。在这些人看来(他们的人数在任何大城市比我们愿意承认的都多)，极权主义的地狱只证明了人的力量比他们敢想到的要大得多，人不用天塌地陷，就能使想象中的地狱变成现实。
对垂死者世界的许多报道中一再重复的类似现象，表达的内容似乎超过了那种绝望地试图说出人类言语难于述说的故事，或许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彻底地将现代大众区别于先前几百年里不相信最后审判的人：最坏的人失去了恐惧，最好的人失去了希望。大众暂时还不能脱离恐惧和希望而生活，他们受到每一种努力争取的希望吸引，看到人为地编造的渴望中的天堂和心中恐惧的地狱，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普遍特征与弥赛亚先知的救世时代奇异地相像，而集中营的现实却完全像中世纪时描绘的地狱图景。
唯一不能复制的是构成人们承认的传统地狱概念的成分：最后的审判，关于公正与无限可能之恩惠结合的绝对标准的观念。因为在人的估计中，根本没有与地狱里永久折磨相比的罪孽。因此，根据常识的诘难，人们会问：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受这样非人的苦难？绝对无辜的受害者也会想到：谁也不该受此苦难。而奇诡的偶然性在完全恐怖的状态下选择了集中营的受害者，这种“惩罚”无视公正或不公正，会同等地降临到任何人头上。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本文选自《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汉娜·阿伦特，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5.31。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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