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韩国和日本都自称东夷。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算东夷吗？考索古代典籍，《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唐宋史书都把韩国、日本列入“东夷”。商周之际，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因不愿意臣服周朝，率领5000多人去了朝鲜，不排除这些人继续向南迁移，渡过海峡去了日本。

秦汉之际卫满朝鲜的建立，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汉朝在朝鲜设立的四郡撤销后，又有大量汉人渡过海峡去了日本。而从现代基因检测的角度可知，上古东夷族群对日韩人群的基因构成实质影响，印证历史记载的准确性。因此，日韩自称东夷是合适的。

在中日韩三国中，普遍上认为日韩两国的关系更密切。大约在中国西晋时代，百济王仁渡海去了日本，做了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日本学者也不讳言，这是日本接触汉字文化的开始。

换言之，中华族群和文化最先影响朝鲜，随后又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因此，中国是朝鲜的老师，朝鲜是日本的老师。很多韩国学者亦是这样的认知。而在日本，学者们也普遍认为，无论从亲缘还是文化上来说，日本人群与朝鲜人群的关系更近。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从常染色体遗传学分析的结果来看，可能会“颠覆”我们的认知：朝鲜半岛是族群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但未必是弥生人和古坟人的直接祖源地，可能主要是作为一个“中转站”而存在。

对于日本，中国人普遍抱有复杂的情愫。历史上两国交往频繁，日本向唐朝派遣很多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京都是按照长安的规划建造的。但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伤害，使人很难对这个国家抱有好感。不过有一点不能否认，从DNA检测的角度来看，在世界众多不同的人群之间，汉族人群与和族人群的基因最相似，与非洲人群的基因最远。

2021年，《科学进展》发表了遗传专家库克·尼尔·P的一篇研究文章。在探讨现代日本人的源乡时，一个基本观点是“三方起源论”。

长期以来，日本学界曾认为日本人是由绳文人独立进化而来，但现代考古学和DNA检测打破了这种观点，随着弥生时代青铜文化的崛起，学界日益认识到这种文明的突然飞跃，绝非处于石器时代的绳文人所能促成，于是，弥生人是渡来人的说法逐渐为学界接受，并成为主流。

这就由日本人群起源的“一方论”进展到“二方论”，也即：现代日本人是由绳文人与弥生人混血而成。但近些年来，随着DNA鉴定技术的发展，对日本历史影响更大的古坟时代，又成为研究日本人起源的显学，DNA检测的结果显示：现代日本人是由70%左右的古坟人成分、18%的弥生人成分与12%的绳文人成分构成。

这个研究成果，与中科院古DNA研究所付巧妹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在付巧妹的研究中，日本人群常染由70%的东亚北方成分与30%的古亚洲绳文成分构成。两项研究成果不谋而合：日本人群缺乏东亚南方人群成分。这说明，日本人群的基因来源相对单一。

库克·尼尔·P的研究成果也证明这一点。弥生人与绳文人的混血促使古代日本人常染发生变化，到古坟时代，这种常染的变化更加明显，而从古坟时代一直到现代，日本人的常染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从分析结果可知，现代日本人群与古代黄河下游人群具有相似之处，也就是都缺乏古东亚南方成分。因此，库克·尼尔·P给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

稻作农业由南向北传播，然而单纯从稻作农业的起源来探索日本人群的源乡并不合适，因为从DNA检测结果来看，长江流域的古代人群对日韩人群的基因没有起到实质作用。这说明一个基本事实：稻作农业传到黄河下游后，位于山东半岛的农民掌握了稻作农业，随后经过庙岛群岛（或者环渤海区域）进入辽东半岛，随后又转入朝鲜半岛，再渡过朝鲜海峡进入日本列岛。

或者还有另外一条传播路线，就是向东直接渡海，经过朝鲜半岛南侧进入日本九州等岛屿。

构成现代日本人群的基因成分相对单一，库克·尼尔·P认为，弥生人与古坟人应该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也即古代黄河下游的某一类人群。从弥生时代起，这类人群就不断向日本列岛移民，先是在弥生时代促成日本人群常染的改变，后来又促成古坟时代日本人群常染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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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持续的人群输入，是从弥生时代一直延续到古坟时代，量变质变的结果？还是在古坟时代，黄河下游这类人群又突然大量涌入日本，促成日本人群基因的质变呢？

库克的判断有道理吗？

我们再来看中科院DNA研究机构一份“东亚各族群常染色体遗传学分离测算”的结果。数据显示：

中国北方汉族（CHB）与日本人群（JPT）分离的时间为122代，南方汉族（CHS）与日本人群分离的时间为144代。

北方汉族（CHB）与韩国人群（KOR）分离的时间为47代，南方汉族（CHS）与韩国人群（KOR）分离的时间为81代。

按照一代25年来算的话，中国北方汉族与日本人群分离的时间是3050年，南方汉族与日本人群分离的时间是3600年。从数据可以看出，日本人群与中国傣族分离的时间为374代，也即9350年。有一个明显的规律，越是地理南方的人群，与现代日本人群的关系就越疏远。

中国北方汉族与现代韩国人群的分离时间是1175年。

我们知道，无论从族群还是文化上来说，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都能在大陆找到源乡。普遍上认为，在现代日本人群的形成中，朝鲜半岛是作为一个重要源乡而存在的。但这份常染色体遗传学分离测算表明：日本人群早在3000年前就与中国大陆人群分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群。而朝鲜人群与大陆人群分化的时间晚于日本人群1800多年。这意味着，朝鲜人群参与日本人群的构成并不成立，因为日本人群形成独立的群属时，朝鲜人群还混同于大陆人群中！

朝鲜人群与日本人群的关系确实很近，但应该认为是同辈的“兄弟关系”，日本人群是先形成的。

可以说，这份测算报告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与库克的研究不谋而合：大约在3000年前的中国商周之际，位于黄河下游的某类人群，经过朝鲜半岛持续向日本列岛移民，最终促成日本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发生，奠定了现代日本人群的基因基础。由于日本处于列岛上，人群流动封闭，造成基因成分单一。因此在3000年前最先与大陆人群分离，形成独立的群属。朝鲜半岛紧密与大陆相连，不仅在商周时代，秦汉甚至魏晋、隋唐时代，大陆人群与朝鲜人群往来密切，甚至在很多时代由大陆直接管辖，这造成朝鲜人群的常染成分与大陆人群分离很晚。

直到宋朝的版图不断收缩，人群和文化影响力逐步南移，朝鲜才形成相对于大陆的封闭遗传空间。

3000年前恰恰是殷周之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可知在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黄河下游地区的居民——主要是东夷族群，不断被殷周征伐、挤压，向外溢出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的事件很多，比如武王伐纣，夷人倒戈；殷商灭亡时，位于东夷之地的殷商将领悠候喜率军出走，成为历史谜案；再比如箕子奔走朝鲜……

黄河下游是东夷的大本营，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斗争基本上都有东夷人深度参与其中。但东夷可悲的是，从蚩尤开始就一败再败，并最终在秦汉之际“消失”在中国历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