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铁路

川汉铁路集股章程

1911年5月9日，新上任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盛宣怀以“官督商办”闻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依靠政府权力保障商业，肥的是他个人，损害的是国家和小民百姓的利益。

“铁路国有”政策一出，遭到了各地百姓的强烈反对，原因是政府没有钱收回百姓手里的股份，更别说补偿损失了。面对这个局面，盛宣怀的对策是“区别对待”。湖南湖北入股者大多是士绅和商人，这部分人主要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湘军退伍人员，他们在地方有威望、势力，不好惹。盛宣怀决定按原价回收他们手中的股份，两湖士绅商人损失不大，因此湖南湖北的“保路运动”迅速平息。广东的投资者是海外华侨商人，这部分人的股份按原价的60%收回，因为这部分人有钱，但是在地方没有根基。华侨受了损失，也和朝廷耗不起，自认倒霉，大多走人了事。

四川的情况最复杂，铁路股银分为购股、商股和租股。五两为一小股，五十两为一整股。士绅多被连劝带派，购买股份。租股是按粮册摊认，每年征收粮食时将股份摊在田亩里，各县设有租股局，按期征收。这样一来，四川从地主到佃户都为铁路捐了资。四川约五千万人口中有两千万人手里有铁路股份。可以说，整个四川，除了少数民族和极少数贫困者，稍微能温饱者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铁路国有化牵涉甚广。就这样的复杂局面，盛宣怀竟然决定一分钱不给，将股票换成债券，将来有钱再给。理由是四川股银太过分散没有办法返回，有些人甚至死了，无法确定股东身份。而实际是盛宣怀欺负四川入股百姓多是中下层穷苦百姓，不能把朝廷和地方政府怎么样。

川汉铁路

盛宣怀

四川人的意见是，铁路收归国有，以前花出去的钱官府得认（钱出了，也花了，路没修成），手里的股份官府用六成现金和四成未来股票的形式收回，尚未花完的股银七百多万两由股东会处理。一直占便宜从不吃亏的盛宣怀哪能同意这样的条件，他咬死了就是将股东手里的股票换成未来的债券，其它的免谈。盛宣怀的政策被四川人看作是强抢。

条件谈不拢。1911年6月17日，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同志大会在成都岳府街川汉铁路公司大厅成立，到场约5000人。股东代表罗纶登台高呼“我们四川的父老叔伯，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说完痛哭流涕，台下的百姓也跟着哭。接着就有人喊“我们要反对啊，我们要誓死反对啊，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保路运动开始。

到了1911年8月上旬，本来赞成保路的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四川人）突然转变立场，投靠了盛宣怀，要将铁路公司余款转为国家所有。这一下子激怒了众人，大骂李稷勋卖省求荣。8月23日，保路同志会再次开会，会上罗纶说，全城各界同志实行罢市罢课，来抵抗盛宣怀和邮传部的专横政策，如果大家同意，罢市罢课今天就开始执行。众人高呼同意，并喊道：政府要强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

会议一结束，保路同志会派人四处宣传罢课罢市。事情的进展异常的顺利，这么说吧，所有的商业行为停止，热闹的大街立刻变得静悄悄的。保路同志会还在主要街道搭起临时牌楼，立上“德宗景皇帝”的牌位（光绪的牌位，他主张铁路商办）。

最开始，四川总督赵尔丰并不把罢市罢课当回事，成都城里小商小贩居多，一日没有生意，一日就断了生活来源，官府断定他们支撑不了几天就会自动溃散。但令赵尔丰想不到的是，罢市罢课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不见停止的意思，并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苗头，保路同志会整天在开会，大骂盛宣怀、李稷勋等人。而盛宣怀那边，也不想妥协，上书朝廷，让李稷勋主持铁路国有化一事。

保路运动

1911年9月7日这一天，赵尔丰动手了。一大早，他派人到川汉铁路股东会联络，要求股东会的几名知名代表到总督府去商议事情。最后一共去了九个人，包括蒲殿俊、罗纶，其中七人是赵尔丰指名前往，但因为一人有病不能前往，另外三个人是自愿去旁听的。九个代表出了川汉铁路公司后，走了不远就被总督衙门的官兵给逮捕了。

抓捕九名代表的过程被市民看见了，特别是身在外面的保路同志会同志，他们见状断定赵尔丰这是要对他们下手了。于是，消息开始在成都的街道上流传，越传越广，越传越厉害，最后传言变成了赵尔丰亲自审问九个代表，各种手段使尽，没人屈服。恼羞成怒的赵尔丰将态度最坚决的罗纶立即枪杀了，其余的人投入大牢。

愤怒的群众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捧着光绪帝的灵牌前往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蒲殿俊和罗纶等代表。总督衙门的卫兵刚开始想拦住这些人，但是当聚集的人达到上千人后，根本拦不住，他们一齐涌进了衙门内，高喊“放人”。有些人激动地跪在地上，挥舞光绪灵牌，又哭又喊，场面极其混乱。突然几声枪响，吓得众人的哭闹声骤停，等到大家知道是卫兵朝天开枪吓唬他们后，情绪更加愤怒。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卫兵见警告无效，真的开枪向群众射击，前面的人被打倒。惊恐的人群开始往外逃，卫兵没有停手，继续开枪射击，不断有人被打死。出了总督衙门，这群人遇到了马队，马队同样是一边追赶一边射击。据说，有三百多人被打死，史称“成都血案”。

保路运动纪念雕像

保路运动纪念碑

随后，赵尔丰下令关闭城门，全城戒严，大肆搜捕保路同志会成员。成都外围州县的保路同志会会员在得到蒲殿俊和罗纶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赶来增援，但是因为城门都已关闭，所以只能围住成都。

在川汉铁路公司的其余代表们对这一切无从知晓，因为在九名代表走后，总督衙门的官兵将公司封锁起来，任何人不得外出。几百名代表从早上8点多一直到了后半夜才被放出来。期间人们也听到了枪声，有人怀疑出了事情，但是没有消息也不敢妄动。等到这些代表出了公司，有人将九名代表被抓的消息告诉他们。

五天后，赵尔丰宣布搜出保路同志会的罪证，说他们意图谋反，派兵铁路公司和铁路学堂股东招待所一并查封。而成都城外，四川各地赶来的保路同志军已经将通往成都的道路全部截断，成都成为一座孤城。

对于四川的局势，朝廷分为两派，一派是剿，代表当然是盛宣怀。他利用自己邮传部大臣的权力，封锁所有关于四川保路的消息。可是邮传部管不了报馆，报馆归民政部管。负责民政部的桂春不吃盛宣怀那一套，说只要报馆所报道的事情属实，即不加干涉。这让盛宣怀十分被动。另一派是抚。剿抚双方争论不休，朝廷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张安抚的渐渐占了上风。9月20日，朝廷决定派曾经的四川总督岑春煊到成都。

9月22日，岑春煊人没到成都，先是发了一份《告蜀中父老子弟书》，大打感情牌，安抚四川百姓，承诺“必为民请命，绝不妄戮一人”。与此同时，岑春煊对外宣布解决四川的三条策略，一、发还商股；二、释放蒲殿俊等人；三、请朝廷下罪己诏以收人心。对于这三条策略，赵尔丰听说后极度不安，认为岑春煊到四川他绝没有好日子过，于是上书朝廷坚决不让岑春煊入川。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赵尔丰不得不对四川百姓表示和解意向。

四川军政府

然而，出乎赵尔丰的预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四川数十州县宣布独立。同志军阻断了道路，川边平藏的军队回不来，他手里兵力有限，如果成都也发生起义，后果不堪设想。朝廷6月29日派来的端方带着湖北新军磨磨蹭蹭地在资州止步不前，看他的笑话。更要命的是，疯传宣统皇帝已经逃出北京，这让赵尔丰一下子没了底气，少了往日的威风。最后，他只好让手下与谘议局的立宪派商量，条件是“不排满人”、“安置旗民生计”、“不论本省人还是外省人视同一样”、“不准有仇官言行”、“保护外国人”、“保护商界”、“不准仇杀”等等。

1911年11月26日，赵尔丰与立宪派达成一致意见，遂将关防大印移交给新成立的军政府。第二天，“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赵尔丰发表了《宣告四川自治文》，蒲殿俊发表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独立书》。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以胜利结束。

盛宣怀在干什么？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主张请袁世凯出山主持大局。但是很多官员认为他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导致保路运动爆发，继而引起武昌起义的主要原因，因此遭到各方弹劾。最后盛宣怀被朝廷革职，移居大连，不久逃亡日本神户。这个把大清帝国葬送的人，也成了无国、无家可归的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