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范某明，身为长治潞州五马街道中山头村的一名村民，我不得不站出来，勇敢地揭露我村村长、村支书姚某平的涉黑涉恶行为。那是一场发生在2008年夏天的噩梦，让我和我的家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至今仍然无家可归。现在，请允许我详细叙述那段黑暗而屈辱的过往。

2001年春，村子进行了一场农田改造。村委会与我进行了深入的协商，希望我家能从旧日的宅院迁出，迁入村委会所在的楼房。他们承诺，会为我范家安排一处崭新的住所。然而，事情并未如预期般顺利。

我家迁入的那座村委楼房，实际上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建筑。每逢雨天，雨水便会肆无忌惮地涌入屋内，造成“外面大下，里面小下”的尴尬局面。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全家老少被迫居住了整整七年。

在这期间，我多次向村委会提出要求，希望他们能够兑现之前的承诺，为我范家提供一处安全舒适的住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村委会的领导们对此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互相推诿，置我们的困境于不顾。

2008年5月，我收到了村委的通知，他们计划拆除我家现住的房子，以在此地修建养老院，并限定我们全家在三天内搬离。我们的老宅在数年前已被村委拆除，而现在又要求我们离开这座危险的建筑。这样的安排让我们全家无处可去，感觉像是被逼上了绝路。从那时起，我们全家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惧之中。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008年6月30日下午4点左右，村支书姚某平召集了副村长李某、路某军、常某、陈某、牛某军、牛某龙共六人，他们手持带铁钉的木棍，气势汹汹地冲到了我家门前。他们大声叫嚷着要拆掉楼梯，并狂妄地声称：谁敢阻拦，就打死谁。面对这样的威胁，我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然而，当警方赶到现场后，他们却以拆楼梯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为由，选择了离开。看到警方的无动于衷，这伙人更加肆无忌惮，开始动手拆楼梯。我试图上前阻止，但他们却对我一家老小大打出手。此时，我妹妹再次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然而，当新的警方王某强等人赶到现场时，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全家被恶霸打倒在地，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整个现场惨不忍睹。

在这个过程中，村支书姚某平还在一旁叫嚣着：“打死我负责”。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小儿子范某红夫妻急忙赶到现场，看到家人被打的惨状后，他们带着受伤的老小赶到了城区政F，找到了某领导。然而，该领导只是看了一眼，便说：“该下班下班，出任何问题我负责”。

随后，区信访领导将我家受伤的几口人送到了医院接受治疗。经过检查，我年近7旬妻子宋某香的锁骨、腰骨及肋骨多处被打骨折，无法动弹，至今仍卧床不起；大儿子范某红的左小腿被打骨折；二儿子范某红的头部受伤。

自事件发生至今，以及随后的两次住院治疗，我们未曾获得来自村支书姚文平以及那位伤害我们亲人的凶手的任何关心和慰问。为了治疗家人的伤病，我们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债务，生活的每一餐都成了难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无助与绝望，全家再次被困境所困扰。

姚某平对我和家人的欺凌，似乎已经演变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2015年11月30日，仅仅因为我的疏忽，忘记了姚某平的孙子三岁生日没有送礼，他竟然在12月20日对我和我的孩子施加了残忍的暴力，导致我身受重伤，骨折不已。当派出所的警方闻讯赶到现场时，姚某平坚决拒绝支付医疗费用，导致警方无奈离开。在寒冷的天气中，我孤独地躺在地上，历经了160多个小时的煎熬，期间不仅停水停电，连基本的生活用气也被切断。最终，我在痛苦中躺了整整八个月，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于是，我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上访之路。然而，令人愤怒和无奈的是，长达十多年的上访投诉之路。那个曾经对我施暴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仿佛法律的制裁对他来说只是一纸空文。

面对这样的欺凌和压迫，我，范某明，一名普通的村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我必须站出来，借此平台，为我和我的家人争取应有的尊严和权益。姚某平，作为我们村的村长和村支书，他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深深地伤害了我们全家的身心。

在此，我强烈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尽快介入此事，对姚某平及其同伙的涉黑涉恶行为进行彻底的调查和处理。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恶霸继续在我们的社区中为非作歹，我们不能让无辜的村民再次遭受他们的伤害。我们需要公正，我们需要公平，我们需要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同时，我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关注此事，为我们的正义之声提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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