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个个雄心壮志冲云天，都憋足了劲要把革命的红旗插遍全球。于是，他们在波兰、德国以及匈牙利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可惜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无奈之下，布尔什维克只好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亚洲。这也是俄国人的历史传统，每次他们在欧洲吃了亏，就会想办法从亚洲那边找补回来。
亚洲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如果中国能够实现赤化那最理想不过了。但是苏联也不能直接出兵中国，必须在中国找一个代理人才行。选来选去，他们最终选中了国民党。
按照列宁的理论，国民党虽然属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是亚洲的资产阶级与欧洲的资产阶级不同。亚洲的资产阶级属于新兴力量，尚属生机勃勃，具有革命性，与十八世纪末法国的资产阶级一个样。因此，无产阶级可以联合国民党这样的资产阶级，一起闹革命。
1922年的孙中山实际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最信任的粤军将领陈炯明突然发动兵变，把孙中山赶出了广州。
1923年，虽然孙中山联合刘震寰、杨希闵等地方军阀赶走了陈炯明，重新回到了广州，又建立了大元帅府。但是此时的孙中山实力薄弱，手下只有许崇智一支数千人的孤军可以信赖。刘震寰杨希闵随时都有可能叛乱，广州城内还有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商团武装实力雄厚、武器精良，实际上，此时的孙中山连半个广州城都控制不了，随时可能再次被赶走，回到上海租界去当寓公。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苏联的援助犹如及时雨一般，让濒临绝境的国民党起死回生，重新振作了起来。
苏联方面向国民党提供了1000万卢布作为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另外拨出270万卢布创建黄埔军校。到了北伐时期，苏联又提供了300万卢布的军火。在1927年以前，国民党在广州各机关工作人员的月薪，国民党军队的军饷也全都是由苏联支付，按月足额发放。
要知道在那个年头，中国能够按月足额发放薪饷的地方可是不多，就连北京的中央政府都动辄拖欠公务员的工资，鲁迅当时在教育部上班，十余年下来被拖欠了高达五千大洋的工资。
国民党单单凭借着能够按时开支这一条就足以在中国傲视群雄了。
不过这样一来，苏联实际上就变成了国民党的超级大股东，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大，几乎就要变成国民党的太上皇了。
而这也正是苏联人想要达到的目标，他们想要控制国民党，同时改造国民党，让国民党彻底变成自己的工具。
想要控制国民党，人事问题自然至关重要，让亲苏听话的人来执掌国民党的大权是最关键的。作为苏共驻中国最高代表的米哈伊尔·鲍罗廷在国民党内反复寻觅，最终，这个犹太人把目光落在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身上，他便是蒋介石。
（二）
众所周知，蒋介石并不受孙中山的重用。孙中山用人只信任广东人，在广东人里又特别信任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蒋介石是浙江人，所以孙中山对他一直都是另眼相看的。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被迫避祸永丰舰。蒋介石知道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赶到了广州，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孙中山对此十分感动，对蒋介石大加赞许。但是，事情过后，蒋介石还是无法进入孙中山身边的核心圈子。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蒋介石既不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只是国民党中央下属的军事委员会的一位委员。5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让他负责办军校。
但是，蒋介石通过黄埔军校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那便是苏联人鲍罗廷。
鲍罗廷当然不会有孙中山那样的畛域之见，他不会单单只信任广东人的，他看重的只是一个人对于苏联的态度。在这方面，他对于蒋介石开始越来越欣赏。首先，蒋介石非常有才干，做事精明果断，无论是创办黄埔军校，还是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以及商团的叛乱，东征讨伐陈炯明等等，他都表现极为出色；其次，蒋介石当时在政治上非常左倾，也很亲苏，甚至于把自己唯一的儿子蒋经国都派到苏联去学习。因此，老鲍就渐渐地拿着蒋介石当自己人看了。
鲍罗廷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人也让老鲍觉着很顺眼，那便是汪精卫。
汪精卫那也是属于人精级别的人物，他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俄国人在国民党内的重要性，所以汪精卫在口头上也非常的左倾，把老毛子哄得团团转。
相比之下，原本与汪精卫并列为孙中山左辅右弼的胡汉民就比较缺心眼。老胡对苏联那一套有看法，而且时不常地会表露出来。这样一来，胡汉民在老鲍的眼里就变成了国民党的右派。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他在临终前，并没有明确指定由谁来接替自己，于是在他身后，国民党内出现了四大巨头。这便是：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和许崇智。
这四个人里，汪精卫和廖仲恺都是公认的左派，胡汉民思想偏右，许崇智是粤军总司令，政治态度晦暗不清。
鲍罗廷暗中操控，结果汪精卫成为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许崇智仍为粤军总司令。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成为了军事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同时担任粤军参谋长，实际上成为了军事上的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已经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了，但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过了没几个月，更大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砸到了他的脑袋上。
（三）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廖仲恺遇刺身亡。这件事震惊了整个广州。
出了谋杀案，当然就应该破案缉凶才是。于是，在鲍罗廷的提议下，组成了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团”负责调查此案。“三人团”被授予“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有点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安委员会的味道。
“三人团”中，汪精卫和许崇智都担任要职，不能全力专注于破案工作。因此，侦破廖案的首席大侦探就是蒋介石了。
蒋介石雷厉风行，很快就发现了线索，原来国民党巨头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具有重大嫌疑。不过，此时的胡毅生已经逃到香港去了。
这下子，胡汉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他和廖仲恺之间政见不合是尽人皆知的事，如今他的亲弟弟又涉嫌谋杀，他再怎么分辩也是白搭。
汪精卫是非常乐于看到这个结果的，于是，他出面装好人，劝说胡汉民“出国考察”，胡汉民没办法只能答应。
接下来，蒋介石继续调查，又发现许崇智手下的几个军官也具有重大嫌疑。
这样一来，许崇智又成为了下一个目标。对于鲍罗廷和汪精卫来说，许崇智实际上就是归附国民党的军阀，远远不如蒋介石这样由国民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军官值得信任，因此，借着眼下的机会把他清洗出去，实在是上上之选。
于是，许崇智也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软硬兼施之下，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去做寓公了。随后，蒋汪二人对许崇智的粤军进行了清洗，凡是信不过的军官都被排除掉了，粤军变成了国民党一支可以完全信赖的力量。
许崇智
廖仲恺遇刺案的处理结果让鲍罗廷、汪精卫和蒋介石三人都大为满意，并且每个人都收获颇丰。在鲍罗廷看来，他已经把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赶出了权力中枢与军队，对国民党的改造大获成功；在汪精卫看来，他已经成为了国民党无可撼动的最高领导人，这个党今后就由他说了算了；而在蒋介石看来，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三级跳，现在成为了国民党最高军事领导人，国民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可谓是一步登天。
于是，在广州就出现了鲍、汪、蒋三人共掌大权的局面。
（四）
过了没几个月的功夫，当时光进入到1926年之际，一场更加严重的危机降临到了广州城中。
苏联驻中国最高军事顾问原本是著名的加伦将军（瓦西里·布柳赫尔），但是他在1925年8月因病回国休养。苏联方面改派季山嘉（尼古拉·古比雪夫）接替他的职务。
此时的苏联，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激烈内斗的时刻。双方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针尖对麦芒，彼此对立，争吵不休。
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托洛茨基看不起国民党，他主张踢开国民党，全力支持中共发动民众闹革命。而斯大林则坚持要依靠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北伐。
在这个当口，季山嘉来到了中国。他是偏向于托洛茨基这一派的，因此，他到了中国之后，对于蒋介石以及他手下的党军，那是怎么看都不顺眼，到处都是毛病。尤其是蒋介石竭力主张的北伐，季山嘉是说什么也不同意。
季山嘉还和鲍罗廷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老鲍一气之下离开了广州，到北京去“养病”了。
这下就麻烦了，蒋介石的大靠山没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起来。国民党右派势力看到了时机，于是他们蠢蠢欲动，打算借这个机会把蒋介石搞下去。1926年3月初，广州开始出现了很多反蒋的传单，各种流言蜚语满天乱飞，都是对蒋介石不利的。
蒋介石曾经试图寻求汪精卫对自己的支持，但是汪精卫态度暧昧，模棱两可，这让蒋介石变得越来越紧张。
3月19日，蒋介石在办公室里忽然接到了汪精卫的电话。汪问他今天是不是要到黄埔去？蒋介石说我不去，你有什么事吗？汪精卫含糊了几句就把电话挂掉了。
接着，蒋介石又接到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的电话。李之龙向他请示：苏联人想要参观中山舰，是不是把中山舰从黄埔开回基地去？
听到这个电话，蒋介石吃了一惊：我没有下命令让中山舰来黄埔啊？它怎么自己就来了？
联想到最近的一系列奇怪现象，蒋介石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可怕的一幕：苏联人和汪精卫合谋串通，把蒋介石骗到黄埔，登上中山舰，然后中山舰起锚驶向苏联。这样一来，蒋介石就要到西伯利亚去种一辈子土豆了……
想到这里，蒋介石毛骨悚然。他不知道对手到底给自己布置了怎样的陷阱，此时，他本能的想法就是赶紧跑，离开这个险境！
蒋介石原本打算逃到汕头去暂避一时，但是到了半路上，他又改变了主意。
蒋介石的狠劲上来了。
你们想搞死老子，老子就不会拼个鱼死网破？
不管怎么说，军权在我的手里，我就不能当一回陈炯明了？
于是，蒋介石返回到广州，在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发布戒严令，封锁整个广州城，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五）
经过历史学家的研究，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中山舰事件”既不是蒋介石搞出来的阴谋，也不是汪精卫设下的陷阱，实际上它是国民党内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搞的一个小把戏，其目的就是尽可能挑拨蒋介石与苏联方面的关系，让他们之间撕破脸皮。具体实施这件事的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成员欧阳钟，是他假传军令，欺骗海军局长李之龙把军舰开到了黄埔。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当时广州外海有海盗劫船，有关方面打电话请求海军派出一艘“巡舰”（巡逻艇）去抓海盗。当时的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错听成“巡洋舰”，于是这就有了“中山舰”开往黄埔的事情。
反正不管怎么说，“中山舰”开到黄埔本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是蒋介石由于神经过敏，竟然因此而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
“中山舰事件”很快就真相大白，根本就没有什么针对蒋介石的阴谋，一切问题都是蒋介石自己疑神疑鬼给闹出来。这样一来，蒋介石可就麻烦大了！
他这是兵变啊！和当年陈炯明的做法没啥区别的。
接下来蒋介石该怎么办呢？是破罐破摔，一条道走到黑，就像陈炯明一样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还是悬崖勒马，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如果他破罐破摔，那么他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因为此时，广州城内还有李济深、李福林等粤军将领肯定不会听他的指挥，他只有第一军可以调动，但是第一军里还有很多共产党员，到时候也会反对他。所以，真的要造反，蒋介石的下场肯定比陈炯明惨得多。
如果他悬崖勒马呢？那么他必然会受到处分，轻则回上海去继续炒股票，重则就要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了。
眼见得蒋介石已经身陷绝境，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做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认怂装孙子。
他向国民党中央递交报告，“自请处分”，甚至于在众人面前痛哭流涕。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都以为他要自杀，不得不吩咐手下人照顾好蒋校长，千万别让他出什么事情。
蒋介石的装怂给自己留下了退路，为他渡过这场危机创造了条件。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功。在这方面，蒋介石绝对属于大师级水平。
关键时刻，远方的贵人伸出援助之手拯救了蒋介石，并且让他因祸得福。
这个贵人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
（六）
1926年的春天，正是斯大林与所谓的“托季联盟”恶斗不休的时刻。“托季联盟”正在到处找斯大林的茬，想办法给他罗织罪名，中国革命问题也是其中之一。
蒋介石实际上是在斯大林的允许下，才被鲍罗廷扶上高位的。如果这位“革命将军”突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分子，那岂不是证明托洛茨基是正确的，而斯大林却是犯了错误？
因此，斯大林同志不会犯错误，错的一定是别人。
于是，鲍罗廷急匆匆地从北京赶回到了广州，传达了来自莫斯科的最新旨意：中山舰事件是右派分子搞的阴谋，“介石同志”不过是闹了个误会，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今后咱们该咋的还咋的。
同时，季山嘉也被撤职回国，原来的老顾问加伦将军重新回到了广州。
蒋介石惊险过关，但是更大的好事还在后面。
原来，汪精卫不干了。
汪精卫对蒋介石其实也是个利用的关系，并不完全信任。像他这样精明的人物恐怕也早就看出蒋介石绝非可以久居人下之人，因此，还是想个办法把蒋介石搞下去才是正道。现在，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兵变，这正是搞掉他的大好良机。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老毛子居然像对待独生儿子一样宠着老蒋，蒋介石大闹一场，到头来却毫发无损，这让汪精卫的脸面可实在是挂不住了。
汪精卫实在是忍无可忍。
于是，汪精卫一气之下宣布自己“生病告假”，带着老婆陈璧君离开广州，去法国了。
汪精卫走后，谭延闿代理了国民政府主席。但是实际上，广州的第一号人物从此就变成了蒋介石。蒋介石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竟然从国民党内一个不起眼的中层军官一跃成为了最高领导人。
从此，蒋介石就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黄金分割之处，开始了他一幕又一幕的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