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人物当中，诸葛亮也是毛主席讲述较多的一位历史人物。早在湖南长沙求学期间，毛主席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他曾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后而已”的精神，他自己也表示：我也要鞠躬尽瘁，死后而已呢！
在许多中国通史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史的一般性叙述中，诸葛亮只不过是一个偏安一隅的蜀国的、虽然多能、却惨淡经营、终不能遂其心愿的丞相。从表面上看，与中国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将相们相比，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似乎难以相提并论。
然而，老百姓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并不总是以成败论英雄。对诸葛亮这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性人物，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诸葛大名垂宇宙”，诸葛亮生前赢得了蜀汉百姓的衷心爱戴，是属于蜀汉一国的；诸葛亮身后却得到了中华民族世代的普遍认同和敬仰，进而属于全民族。这种奇特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特别是经过长期的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直至历史小说名著《三国演义》问世，诸葛亮逐渐被神化，成了一个充满仁爱之心又能未卜先知、呼风唤雨的大智大贤的人物。民间自古以来就对诸葛亮奉若神灵，认为诸葛亮是古今第一的军事天才，甚至誉他为“智圣”。文人骚客们大多感叹诸葛亮“得其主，不得其时”，纷纷为诸葛亮的失败寻找各种理由。
《三国演义》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但它是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鲁迅先生批《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记载三国时期真实历史的是正史《三国志》，其中记载的真实的诸葛亮是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治理蜀汉很有一套；但他在军事上的闪光点其实并不多，远非《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神机妙算。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说：“中国还有一句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这一方面说明他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另一方面说明他非常重视集体智慧。
毛主席认为诸葛亮最大的“缺陷”，在于他的“隆中对”战略有失误。
毛主席在读《古文辞类纂》收录的苏洵的《项籍论》时，挥笔写下一段批注：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刘备三顾茅庐，初见诸葛亮时，诸葛亮就在隆中草堂里，从战略策划的高度，纵论天下大势，规划了实现战略目标的“路线图”：一是实现“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二是“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休养生息，等待时机；三是待“天下有变”，则对曹魏发起钳形攻势，“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苑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最终实现复兴汉室的目标。
“隆中对”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科学预见了三分天下的趋势，并第一次为处于困蹙之中的刘备集团规划了一幅摆脱困境、建立基业乃至问鼎中原的的“路线图”。
此后，刘备集团按“隆中对”所提出的指导方针，基本实现了跨有荆益、鼎足三分的战略意图。从建安十二年（207）采纳“隆中对”开始，到建安二十四年（219）秋进位汉中王，刘备用了13年的时间，就从自顾不暇到占有荆州一部和益州全部，打通了两路伐曹的战略通道，达到其一生功业的顶点。从这个方面说，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刘备终其一生没有一统天下，尽管诸葛亮在其生命的最后7年里倾其全力北伐曹魏，却始终都未能实现其“兴复汉室”的宏愿，蜀国又是三国中最早走向衰落、并最早灭亡的国家，其中固然有多种复杂原因，但是，“隆中对”本身存在的致命性的缺陷，早已为蜀汉的败落埋下了伏笔。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史实，后世政治家、军事家和文人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北宋学者苏洵在其《权书·项籍论》中，从地理形势等因素上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认为西蜀之险，守不可出，出不可继，保证安然偏于一隅都很困难，就更遑论以此为根据地图取中原了。苏洵还打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方：要成为富人，必须占据四通五达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赚到一点小利，就藏在家里，天天守着，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来了大盗，又怎么知道真的不会失去呢？于是他精辟地指出：“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毛主席在对《项籍论》的批注中，对诸葛亮的《隆中对》在战略上的失误的批评，比苏洵更深刻、更透彻。《孙子兵法》中说：“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因此，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方，便成为兵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诸葛亮《隆中对》违背了这一原则，在用兵方向上分散而不是集中。
蜀国在三国中力量最为薄弱，却分散用兵，二分以至三分兵力，则给予对手以各个歼灭之机。复杂的地理、分散的兵力、险阻的道路、不继的粮草，这一切，皆为用兵之大忌，导致整个蜀国战线拉得很长，造成了顾此失彼的危局，正如毛主席所言，“安得不败”。
在毛主席看来，诸葛亮最可宝贵的是他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艺术。
毛主席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主席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的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也是诸葛亮的高明处。毛主席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视之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安顺场，当得知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妥善处理了和彝族首领结盟的事后，毛主席高兴地说：
“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横观蜀汉疆域，主干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盆地四周，崇山峻岭环绕，诸多少数民族就分散居住于这些山地中。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小国，高明的民族政策显然关乎整个国家的巩固、稳定和发展，因此毛主席特别关注诸葛亮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艺术。
刘备入蜀打败刘璋后，接手了刘璋对“西南夷”即南中等民族地区的控制。当时“西南夷”民族地区“大姓”势力庞大，以南中为例，雍闿、孟获盘踞滇东、滇中，“大姓”朱褒则以牂牁郡太守把持牂牁，吕凯与部分官吏在滇西永昌郡“闭关自守”，“叟帅”高定元掌控越嶲郡。这些“大姓”掌握着地方的实际统治权，割据一方。刘备此时对其控制力度极其有限，而西部、北部边界区域，更是如此。
鉴于“大姓”在民族地区的实力，蜀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采取安抚和笼络的策略。章武二年（222）刘备就任命原南中“大姓”李恢为庲降都督，进驻平夷县（今贵州毕节县境内）。
章武三年（223），刘备崩于永安宫，南中诸郡大姓纷纷据郡造反。当时总领全国军、政、财大权于一身的丞相诸葛亮以蜀国新遭大丧，“未便加兵”，没有立刻对南中地区诉诸武力，而是巧妙地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先遣邓芝出使东吴与孙权重新修好，斩断了南中诸郡的外援，另一方面“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大力休复伐吴时蜀汉遭受的经济和军力上的重创。
经过两年调养，当内外形势有所好转之后，诸葛亮便上书后主刘禅，决心平定南中叛乱。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率大军兵分三路征伐南中，并接受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东路由马忠率军攻朱褒，中路由李恢率军攻盘踞建宁的雍闿和孟获，诸葛亮自己则亲率大军从西路攻越嶲的高定。其间进军永昌的雍闿突然为高定的部下所杀，诸葛亮乘此内乱击杀高定，剩下孟获势单力薄，只好率领部众退到泸水以南。诸葛亮率军“五月渡泸”追击孟获，上演了“七擒七纵”孟获的著名事迹，最后令孟获口服心服，“丞相天威，从此南人永不再反”，随后三军胜利会师于滇池，“秋平四郡”，最终完全平定了南中。
少数民族叛乱虽然平定，但当时少数民族尚未真心归附，夷汉冲突时常爆发，而南中对于蜀国而言，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于是，诸葛亮在东汉设立的四郡的基础上增设云南、兴古、建宁三郡，并设立庲降都督加以统管。庲降都督是蜀汉在南中地区设立的最高统治机构，与临时都督（如关中都督、广武都督、犍为都督）一起在蜀汉的南、东、北三方构成较为稳固的防御体系，捍卫着蜀国的安全。
从诸葛亮的平南战争和对该地区的治理中，不难看出他始终遵循着当初在“隆中对”中向刘备提出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少数民族政策。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始终是他非常看重的战略要点之一，意义如同巩固的大后方。蜀汉是偏安于西南一隅的多民族国家，诸葛亮正确的民族政策，对于蜀汉的在西蜀的立足、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诸葛亮较为成功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对于他“七擒孟获”、让其心服口服的事迹，毛主席多次给予过好评。
1953年8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主席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主席摆摆手说：
“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与阿坝藏族自治州州长天宝（桑吉悦希）和凉山彝族代表瓦扎木基谈及有些民族地区出现被俘的叛乱分子放回后又叛乱的问题时，他告诫说：“诸葛亮就是七擒七纵，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八擒八纵呢？”据瓦扎木基回忆，当他向毛主席汇报凉山人民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实行民主改革时，“毛主席从三国时诸葛亮说起，引经据典，教育我们要有气魄，有胆略，搞好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1962年2月，毛主席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提到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
“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