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照亮生命（上）

□张克奇

我算是一个老作者了，因为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就这么一直写了二十多年，虽然没写出什么大作品、好作品，但是从阅读和写作中，我得到了很多收获，也觉得非常充实。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很多人总是把意义考虑得太多，这意义那意义的，有的从赚不赚钱考虑，有的从出不出名考虑，实用主义太强、功利主义太强。其实很多事情实在没必要考虑那么多的意义，只要自己喜欢，只要自己的这种喜欢能有益于个人身心，有益于社会即可。一切文艺创作也应该是这样子。

今天，借此机会，我跟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却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常谈常新。只有解决好了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写作才会渐入佳境。

第一个问题：从现实生活中挖掘文学创作的“真金白银”

我虽然也写诗歌和小说，但主要还是写散文。对于散文创作和散文的鉴赏，我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就是：以情愫打动人，以意境感染人，以哲思引导人，讴歌真美善，鞭笞假丑恶，是散文的生命所在。

真正好的散文，是静水流深的仪态，上善若水的清明。它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语言的华朴，重要的是，应蕴含着一股直击心灵的力量。这样的好散文，不是用辞藻堆砌起来的，不是用技巧打磨出来的，而是用生命酝酿出来的。当然，我的创作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但是只要心里有这个标准，我就会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的散文创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情感类的，主要的是亲情、友情。这类作品一定要往深沉了写，不能浮在表面上轻飘飘的，或者歇斯底里式地抒发感情，必须要学会深沉，只有深沉才更容易拨动人的心弦，才会更能打动读者。在这方面我曾写下《击中我生命的那些碎片》《空山里的疼痛》《一颗发酵了四十年的泪滴》《一个村庄与一条河流》等，在《读者》《散文》《时代文学》等刊发后，又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转载，《一个村庄与一条河流》还获得了第三十届“东丽杯”孙犁散文评选优秀作品奖，引起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

二是人生感悟类的，触景生情，由此及彼，由彼及此，写出自己对生命的一些思考，力求写的厚重一些。在这方面我写下了《窗外》《物语》《仰俯之间》《北沟十日》《秋夜虫鸣》《和一棵树说了一下午话》等，分别在《散文》《散文百家》《山东文学》《中国铁路文艺》等刊发，《中外文摘》《小品文选刊》《山东作家作品年选》等转载、收入。写这类的文章，不要写成“心灵鸡汤”式的文字，而是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都融进去，以丰厚绵密的文字，触动人心的故事，去教化人、引导人、提升人。

三是市井万象类的，写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不同的人生际遇。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市井》2017年被纳入山东省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这个系列的创作，对于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尝试，这个我后面还会讲到。现当代有许多的著名作家，茅盾、巴金、孙犁、沈从文、汪曾祺等现代作家和当代的贾平凹、迟子建、张炜等，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也是一些实力派作家。其中，贾平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作家，喜欢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的写实功夫，二是他的语言功夫。说起贾平凹，大家可能对他的长篇小说比较熟悉，也存在不少争议。我一直觉得他的散文写得要比小说好。我不知道大家对他的散文读的多不多，如果没有读的话，我建议大家不妨去读一读。

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必然是有他的道理的。虽然我们跟这些大家、大师相差太远，难以望其项背，但是既然喜欢着文学创作，我们自己也应该有一点野心。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学的野心”，并不是盲目狂妄、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写出的东西就是最好的，目空一切、目中无人。

我的意思是，既然喜欢这件事情，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喜欢好，以虔诚之心去读去写，争取写出一部分被读者认可的文字，树立起自己的文学丰碑，不能三分钟热度，不能只是停留在“作文”的阶段。

要知道，作文和文学是不一样的，就像写字并不等同于书法一个道理。我县老作家冯恩昌就说过：有些人写了一辈子也没踏进文学的门槛。我经常跟一些朋友灌输这样一个观点：世界上这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有爱好的，相反地，很大一部分人没有自己的喜好，特别是高雅一点的喜好。一个没有兴趣爱好的人，活得一定会有些枯燥无味。所以能有这么一个喜欢读书写作的爱好，也算是老天对我们的一种特别的偏爱，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爱好去守护好、发展好，要不真的挺可惜的。

我们县作协成立时吸收会员，呼啦啦一下子就有100多人申请加入，其中有一半以上写的还不错。但喜欢归喜欢，能写归能写，真正在写作上有志向、有抱负，能持之以恒的却不多。也有那么一部分人，一开始劲头很足，写着写着就发现文学并不能带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就泄了气、停了笔。而文学创作，是最忌讳这些的。

我们常说不论干什么事情都得讲究一个姿态，既然从内心里喜欢文学，也得有个真正的姿态。只有心甘情愿地去做这条文学苦旅上的一个跋涉者、朝拜者，才能有所成就，也才能算得上是对文学的真正热爱，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好处就写，没好处就不写，甚至仅仅把写作当成跳板的，其实是对文学的大不敬。

就写作素材而言，我们身处基层，受着方方面面条件的限制，视野也许不够开阔，但是我们的胸怀一定要宽广，我们的决心一定要大，我们对待创作的态度一定要严肃，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高一些。

每一个大作家，都是从最初的文学爱好者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贾平凹现在看来是大作家，但是他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曾有过百投不中、接连收到127张退稿信的经历。为了激励自己，他把这些退稿信都贴在自己的房间里，抬头低头都能看到。他冥思苦想找原因，找差距，后来终于悟到：自己写的东西离生活太远了。从此他就转变了观念，只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作品就慢慢地发表了出来。这其实就回答了写什么的问题，写什么？写生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当然，可以虚构、可以魔幻，就像莫言。但是这些虚构和魔幻化处理也都是建立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之上的。我们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一句话，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没有生活的艺术就像一口枯井，是无源之水。所以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81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 ”今天，这一真理性的论断依然在对文艺创作提供着非常有价值的指导。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身处基层，干着的、经历着的、看到的都是一些平凡、平庸、普普通通的事情，整天面对的无非是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哪有什么可写的。你这么看就错了，写作的素材就来源于这样的生活。越是琐碎的、真实的，就越是独特的、可写的，但是需要深入挖掘，精心提炼，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

大家都知道大作家柳青的故事。“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坚实的生活基础，《创业史》才能成为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柳青才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炜的《古船》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对于昌乐的作家朋友来说，有一个著名作家应该再熟悉不过。因为他曾经在昌乐这片土地上真实地生活过，并且把昌乐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就是写出《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名作的浩然，曾担任过北京市的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1960年，浩然被下放到昌乐县城关镇东村大队劳动锻炼，历时八个月，期间还担任了东村首任党支部书记。他曾到高崖水库工地抬土筑坝，走访群众，撰写水库材料。短短八个月，浩然与东村的乡亲，与昌乐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浩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就是取材于他在东村亲身的经历，人物形象也大都以东村人为原型。在昌乐的这段时间，不仅为浩然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他一生的创作思想、创作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写农民、为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成为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离开昌乐后，浩然又先后五次回到昌乐，回到高崖水库，一是来看看当年的乡亲们，二是来继续挖掘写作素材、寻找灵感。在昌乐期间，浩然先后写出了《队长的女儿》《婆媳两代》《县长下乡》等20篇短篇小说和纪实文学《东村的乡亲们》，还分别在昌乐宾馆和高崖水库管理局写出了长篇小说《乐土》和《活泉》的初稿。正因为此，浩然对昌乐怀有无限深情。他曾说：“没有昌乐，我写不出《艳阳天》。没有《艳阳天》，我还是平庸的我。所以我对昌乐感恩，不忘昌乐，把昌乐当成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

只有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素材，才是鲜活的，有生气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身处基层，生活平凡就没有东西可写。写作的素材无处不在，同一件事，无心人会视而不见，但在有心的作家那里就是金子。所以，我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要善于观察和感受。艺术家的一个特质，就是要敏感，容易引起触动。要是整天麻麻木木的，肯定不行。

就写作而言，要注意多用耳朵去听，多用眼睛去观察，多用心灵去感受，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每个地方都会有很多可写的东西。

我的《市井》系列，目前已经写了30余篇，包括菜市场、理发店、蛋糕房、洗澡堂、小吃铺、电影院、彩票站、茶馆、农场、小书店，等等，都是我的写作内容，这些都是写日常生活情景的和世间百态的。这些东西以前我也不太在意，现在在意了，并且越来越在意，因为我从中尝到了甜头：要想写好，就必须要立足自己的生活环境，仔细观察、体味，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这些文章写出来后，投出去，很快就得到了编辑老师的回应。《山东文学》下半月刊执行主编高艳国看到我这个系列，立即就产生了兴趣，选取了6篇组成一个小辑，在《山东文学》下半月头条位置“特别推荐”栏目进行了刊发，《四川文学》编辑部收到我的投稿后，当天就给我回信，说《菜市场》很接地气，很有人间烟火味，就采用了。《散文》杂志也是这样，很快就发表了我的《电影院》，去年《散文选刊》还转载了《五味书社》。

《山东文学》下半月刊发我的市井专辑时还配发了著名作家、评论家，原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撰写的评论，题目是《穿透一轴连绵的市井人生图卷——简论张克奇<市井>散文系列》，他在文中评价说：翻开张克奇的《市井》，就如打开一幅《清明上河图》。作家以从容的笔墨与耐心，难得的独到视觉维度与心灵发现，将自己深居其间的小城众生相，描摹成独具魅力的文学文本。对那些大多数人所同样经历、却同样为大多数人所熟视无睹、为时间所下意识遮蔽的生活本相，被作家一一梳理，获得貌似散漫的精心表达，为生活建构出一轴连绵的市井人生图卷，一幅意味深长的社会画卷。《市井》中这些人与事，这或平凡庸常、或起伏跌宕的命运，呈现了鲁中丘陵间的百味人生。正直、良善、希望、背叛、贪念……，一切与人生息息相连、与人性丝丝相通的种种，与画卷表层所赋予观众的巨大猜想不同，作家在文学书写中，令精神层面的具象凸显成为可能，并焕发出一种神奇的力量。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溢美之词，有鼓励鞭策的成分，但是带给了我更多的信心。通过写这个系列，我有一个新的体会是：好的写作素材其实就在自己身边，就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里，就看你会不会去发现。当你有了一个好素材时，一定要精心打磨，尽量把它打磨成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不要把这个好素材浪费掉了，否则是非常可惜的。

最近几年，我把笔触更多地伸向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方面，写出了一批反映社会发展的纪实文学。纪实文学这种体裁因为兼具文学性和纪实性，在现时代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样的作品，通过文学的形式记录、反映时代发展足迹，不仅容易发表、获奖，还容易引起领导的重视和肯定。我写的反映践行“两山理论”的《大山里的那双眼睛》，反映脱贫攻坚的《鹦鹉在歌唱》，反映乡村振兴的《红红的大樱桃》《不负青山》就多次荣获省作协主办的主题文学征文大赛一等奖。

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作品单纯地理解为唱赞歌，它们的意义要深厚的多，因为你不仅是在记录当下，多年后以后也会具有史料价值。很多名家大家都开始兼顾写这方面的作品，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就像河北的李春雷，就凭中短篇纪实文学，也叫报告文学，获得过两次鲁迅文学奖，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还获得过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我建议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这样的写作。不要对这方面的写作怀有偏见，认为那不是所谓的纯文学，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一定要有一个大的文学视野、文学观念。

前些日子举办的2023年风筝都文学创作笔会上，16岁就考入北京大学的《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以《虚构与非虚构》为主题作了精彩的讲座。这次笔会我们昌乐也有好几位作者参加。顾建平对基层作者该如何突围这一问题，为学员拨开创作中的迷雾，指出了一条明晰的适合基层创作者写作的路子。

他认为，一个作家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文学参照系，了解文学题材、了解自己，了解文学体制，并以此确定适合自己的文学道路。他还专门就虚构与非虚构写作谈了自己的见解：小说写作的虚构性，决定了其对叙事技巧、故事逻辑、素材积累的高要求，不是每个人都能讲故事，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讲好故事。相对于虚构性作品，非虚构性作品如报告文学、散文等也有着非常大的社会需求和市场空间。基层创作者不必拥挤在小说这条道路上，要量力而行，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学体裁去创作。

当前的创作中，为了拓展创作素材，我又把视野投向了临朐历史先贤，力求用散文的笔法把他们的一生呈现出来，这类作品算是文化散文。这样的写作也很有意义，可以加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余秋雨就是因为写文化散文取得了大成功，他的《文化苦旅》想必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读过。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日照市作协主席夏立君，就是凭借文化散文集《时间会说话》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我目前已写出了《拜谒马状元》（临朐历史上唯一的状元马愉）《冯惟敏的天空》（明代散曲第一大作手冯惟敏）《一场穿越时空的凝视》（马益著和他的《庄农日用杂字》）。

这一类作品的写作，虽然是文学创作，但是基本的史实必须要确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去深入挖掘、考证，不能瞎编乱造，以免造成以讹传讹。写这样的文章，每一篇我都要做很长时间的积累，查阅大量的文史资料，尽可能多地实地察看历史遗留，求证、咨询很多的专家学者。

就像对于马愉的这个状元，有的说是“明代江北第一状元”，有的说是“明代江北第一制科状元”，他墓前由他的后人立的一块碑上又说“马愉是自隋开科举试以来第一个出自北方的状元”，经多方考证，这些说法皆不准确。首先，明代以前北方已经出过不少状元；其二，“江北”和“北方”并非同一个概念（江北是相对江南而言，主要指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即江淮地区，仍属于南方。北方是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也就是说，南北方通常是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的，而不是长江）；其三，据马庆洲、王咏诗等专家考证，明代科考并无制科一说；其四，“第一”是以什么或者以哪方面为评判标准，似乎也不太好说。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马愉为明代北方第一位状元”。

也有人说韩克忠才是明代北方第一位状元。这就不得不追溯到那个著名的“南北榜案”。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由于所选取的五十二位进士都是南方人，再加上主考官刘三吾也是南方人，引起了北方考生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刘三吾偏袒南方考生，徇私舞弊，于是联名上疏，引起明太祖朱元璋大怒，将考试官治罪。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录取六十一人，全为北方人，以韩克忠为第一名。时人称之为“南北榜”，也称“春夏榜”。因此榜情有特殊，故所见明代史籍中，仍多称马愉为北方第一位状元。曾任明内阁辅臣四十余年、内阁首辅二十一年的杨士奇亦云：“宣德以前，皆南北士合试，未有北士居首选者。有之，自马愉始。”这样一来，事实就很清楚了。

再比如冯惟敏，很多资料都说他是“明代散曲第一大作手”，但是这个评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咨询了十多个人没有一个能说上来的，后来经过多方请教、查找，才终于在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的出版说明里找到了这句话。

我现在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你写的越多，就会发现可写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你写得越少，就会觉得可写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写，才是硬道理。光空想、或者光停留在口头上坐而论道是不行的。只有写的多了，才能熟能生巧，才能将各种写作技巧融会贯通融为一炉，达到看似无技巧实则大技巧的境地。

未完待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