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殖民政策是法国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手段之一，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绝对统治为基础。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入侵不仅仅是觊觎阿尔及利亚丰厚的战略资源，更是因为法国国内面临的严峻局势以及英国在非洲殖民势力范围的扩张。
法国殖民当局为其侵略行为构建了一系列“合法化”叙事以稳固殖民统治，为定居殖民政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830年，法国以“扇击事件”为借口入侵阿尔及尔摄政国，开始了对这片土地长达130余年的殖民统治。
1830年7月初，法国与阿尔及尔摄政府签订了《关于移交城市及要塞的协定》，但此后法国的殖民过程并不顺利。
法国远征军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深入征服阿尔及利亚时，法国本土便经历了王朝更迭。复辟的波旁王朝被七月革命推翻，并建立了奥尔良王朝。
王朝的更迭导致权力的转换，法国本土的政治形势复杂。再加上法国社会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刚刚经历启蒙运动的洗礼，新思想为更多人所接受。
1. 法国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18世纪，法国处于专制王权和天主教会的统治之下，虽然二者共同控制着国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但是封建制度的衰败趋势已然无法挽回；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冲破旧秩序束缚的要求日益强烈。
另外，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进步为启蒙运动提供了科学保障与理论基础。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开始动摇并彻底结束了法国的封建统治秩序。
在查理十世统治危在旦夕之际，对阿尔及利亚的入侵便是“一个政府在艰难地寻求军事胜利时，为消解国内政治危机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除此之外，废奴思潮的兴起也对法国的殖民统治产生了强烈冲击。在启蒙运动的促进作用下，国际社会上反对奴隶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殖民地发生动荡。
1791年，法国最重视的殖民地之一圣多明各爆发奴隶起义，经历三年的骚乱与斗争，1794年法国成为欧洲殖民强国中第一个宣布在所有领土范围内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尽管在拿破仑执政时期奴隶制被恢复，但1848年奴隶制被正式废除。
这一过程的波折说明，废除根深蒂固的奴隶制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圣多明各殖民地奴隶起义的最终胜利更是大大鼓舞了其他殖民地的奴隶为解放而斗争，当时的思想家也将奴隶制视为欧洲落后君主专制的标志。
奴隶制被大为批评的同时，定居殖民或可成为将殖民者损失降到最低的理想殖民替代方案。从殖民地劳动力来源出发，欧洲人口移居殖民地可以解决殖民地依靠大量奴隶劳动力的问题。
这种类似于古代原始殖民的殖民方式可以使劳动的主体从奴隶变成了平等的自然人，劳动方式也从剥削劳动变为租赁劳动，这一看似实现平等的改变使定居殖民运动在殖民与被殖民世界中迅速兴起。
欧洲移民不仅解决了废奴时期关于劳动力的舆论导向问题，同时也成为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的主要特征。
2. 法国殖民经济的不可持续性18世纪末以来，废除奴隶制已经发展成为势在必行的趋势，这直接导致殖民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严重威胁殖民地产业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法国的糖产业在世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受冲击亦首当其冲。其中，圣多明各地区是法国糖生产的高产地，从18世纪40年代到1791年，该地的糖产量几乎是英属西印度群岛全部糖产量的总和。
奴隶贸易的限制导致非法贩卖的奴隶价格升高，致使殖民地制糖的利润大大降低。1804年，圣多明各宣布独立并改名为“海地”，这一殖民地的丧失给法国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法国不得不在其他殖民地区投资进行糖生产。
总体来看，法国为征服殖民地大量资金的投入与糖产业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国糖制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更是给殖民地的旧秩序雪上加霜。法国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在1814年称，“19世纪旧的殖民体系将在世界各地分崩离析。”
七月王朝建立之初，殖民地在大多数当权者眼中已经是法国政治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19世纪初期，法国政府为了保障殖民地的糖产业发展，实施保护性关税。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贸易理论指导下经济思想的发展对重商主义造成冲击，七月王朝时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政府为保证税收，提高了法属殖民地的糖税：根据糖的质量不同，每100公斤要收38.5法郎到120法郎不等。
税收提高的同时，法国国内的甜菜制糖业兴起，殖民地经济遭遇重大危机。基于以上对殖民地糖产业的不利条件，法国国内对制糖经济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
安东尼·帕戈登曾提到：“18世纪末期，欧洲思想家早已经将现代早期殖民经验的教训归结为成功的帝国不会再试图成为那样的帝国”。
这意味着殖民主义国家必须要改变殖民方式才能维持殖民统治的稳定。
3. 法国本土日趋严重的社会弊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为发展资产阶级工业化清除了障碍。虽然这一时期法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比不上同时期的英国，但与欧洲其他国家工业化水平相比仍具有相对优势。
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城市化相伴而生，在进入19世纪后法国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人口数量涨势尤为迅猛。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拥有3000多名居民的城市公社数量翻了一番，以巴黎为首的大城市人口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大量人口的涌入导致城市中住房、医疗等基础设施条件极度缺失，医疗卫生、就业福利等问题随之出现。
愈来愈多的人对城市生活产生巨大落差，经常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与政治不满引发的抗议活动使部分思想家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安的潜在根源。
由此，无产阶级对于社会生活与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抗议被资产阶级视为社会的毒瘤。一些思想家对此进一步分析，认为贫穷才是社会一系列“病态”情况的根源所在。
1809年，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被译为法文版在法国发行。马尔萨斯将贫困与人口过剩联系起来，认为人口的增长要与粮食的供给平衡，如果人们不采取措施控制人口规模，穷人就会为人口的持续增长付出更加贫困、饥饿甚至是死亡的代价。
马尔萨斯在与英国政治家威尔莫特·霍顿的通信中表示移居人口只是缓解母国人口突然过剩的一种临时对策，但是大多数法国人将其解读为移居人口就是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方案。
这一结论在法国社会中前所未有地具有说服力，法国政府相信，定居殖民的实现可以帮助缓解法国社会人口过剩的情况，进一步释放国内的政治压力。
总之，在法国本土遭遇统治危机之际，殖民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改变当下情况的契机之一。
法国陆军部长热拉尔在登陆阿尔及利亚后的第二天称：“这次军事征服阿尔及利亚是基于迫切要求之上，这与维持法国，甚至欧洲公共秩序有重要和极为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决我们的过剩人口，以及推销我们的工厂产品来交换由于我们土壤和气候关系导致我们所没有的其他产品，为此必须开辟一个广泛的出口市场。”
这意味着除经济动因以外，人口移居将与征服过程相伴而行，定居殖民政策的实施是法国本次殖民征服的必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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