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官位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同之处在于，像清朝末年那种弊政丛生的局面，官位的买卖是公开且合法化的。而其他时段官位的买卖，不但是边缘化现象，且不会得到政府的许可。即使不被允许，但出于各种心态的人，依旧奔走在卖官鬻爵的不归路上。
现而今，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搁古代仅仅是七品知县芝麻粒大小的官儿，买官和卖官经手的钱财，竟然都超过了两百万。老话说的好，一年清知府，才十万雪花银。如今一个知县的贪腐数额都能超过百万，不知道是古今物价水平的差异，还是现在官员的胆子更大了。
这个买官卖官超两百万的县官，是黑龙江绥棱县原来的县委书记李刚。当年李刚是弃教从政，在仕途上摸爬滚打多年。然而自始至终，李刚就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愿，他的理想就四个字：升官发财。
李刚是1959年生人，20岁之前，他没有离开过黑龙江海伦县。青年时期李刚就读于县里的师范学院，18岁那年就以先锋模范的姿态成了党员。毕业以后，李刚就在县里的中学当了老师。
他人生的转折点在22岁。那一年，李刚离开了学校，也离开了生活了多年的家乡海伦，进入了明水县委组织部。李刚此后在明水县一呆就是14年，他从基层的科员做起，历经了副科长、科长等职务的升迁历程。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李刚每一级都没有错过。
1995年，36岁的李刚离开明水县被调到了绥化地区，他被任命为了地委组织部长助理。此时年轻的李刚，眼看着就要时来运转了。他抓住机会，准备大干一场。
彼时的地委机关里到处都在传，说李刚就要被调到县里担任一二把手。传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变成了现实。第二年的春天，李刚就来到了庆安县，他正式成为领导担任县委副书记。假设此时的李刚心怀正途，以他的年纪，前景可谓十分光明。
然而，成为领导后的李刚，却完全总结出了一套走样跑偏的“做官经验”。或许是十多年来从基层一步步上来，在机关单位浸染久了，身上也沾带了很多世故的经验。
在李刚总结看来，埋头干活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真正的聪明人都在走门路走捷径。他相信，只要自己走对了门路，就能比同级干部早几年更上一层楼。于是，李刚开始挖空心思去钻营。
当初升任县委副书记，是绥化彼时的一把手赵书记提拔的。在李刚看来，赵书记既是自己的伯乐，更是将来能继续升迁的保障。为此，1996年春天刚刚上任，仅仅几个月，李刚就跑去给赵书记送礼去了——5000块现金，这在九十年代中期也算大手笔。
不想这个赵某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主，心安理得的收了李刚的钱。就这样，李刚顺利攀附上了赵书记这棵大树。一年以后，李刚更是“大出血”，在1998年春节之前，给赵书记包了一份大红包，整整10万块钱。
有了这份厚礼，赵书记自然十分关照李刚。七个月后李刚走马上任，正式调任绥棱县，担任副书记兼县长。自从这次买官成功后，李刚更加胸有成竹。他非常认同当时百姓中间流行的一句话：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百姓嘴里，这句话是调侃和愤恨，可在李刚的切实感受中，这简直就是至理名言。
冬去春来，李刚在县长的任上一干就是四年多。2000年，黑龙江绥化正式撤地区建市，地区行署撤销后，原来的地区专员马德升任绥化市的市委书记。此时的李刚在绥棱县已经是代理书记，马德上任刚两个月，李刚职务前面的“代理”两字，就被正式去掉了。
李刚这一年41岁，是整个黑龙江最年轻的县委书记，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可惜他内心秉承的，依旧是买官卖官那套理论。为了感谢马书记的提拔重用，李刚决定要好好感谢一番。
李刚的妻子焦红霞，在绥化广播电视台担任副台长，同样作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焦红霞也完全信奉丈夫的那套做官理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焦红霞不单单是李刚的高参，而且有些送礼的事，就是由她直接来操办的。
给马书记送多少的事，在2001年春节后，成为李刚和焦红霞讨论的“重要议题”。按照李刚的意思，还是像从前那样，送个十几万就行了。谁知妻子焦红霞不同意。
“至少得送30万，送少了人家连看都不看一眼，你以为还是过去那时候啊。”焦红霞滔滔不绝地向丈夫说着自己的心得，显得毫不吝啬。李刚思前想后，觉得妻子的话不无道理。于是，焦红霞立刻为送钱的事开始忙碌。
焦红霞先是在银行新开了一个户头（当时办理存折可以不用真名），而后她化名马芳，先后往这个户头里存了三十万。一切准备妥当，李刚便开始行动。
3月份的一天傍晚，李刚驱车去了市委宿舍马德的家里。马书记没在家，当时只有他的妻子田雅芝在家。李刚也没有过多地寒暄，直接把装有存折的信封递给了田雅芝。等到马书记回来看到存折，自然也是相当的高兴。
很快，从绥化市再到绥棱县，到处都在流传一个说法，县委书记李刚，很快就要到市里当组织部长了。不管传言有多么的离谱，但在李刚看来，这就是给上司送礼后的神奇效果。为了尽快让传言成真，在焦红霞的枕边风不断吹拂下，李刚后来又给马书记送过一万美金和两万人民币。
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前后竟然送出去四十多万，李刚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显然光是靠着工资的收入肯定不够。李刚的钱，自然也是靠受贿得来的。
按照李刚的做官理论，他费尽心机去买官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做官后去享受“丰收的喜悦和成果”。就好比农民种庄稼，花出去多少力气和成本，都会盼望靠收成再收回来。李刚也是这么想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
还在担任绥棱县县长的时候，李刚就开始收取钱物了，其贪婪的程度让下属震惊之余，也让不少人跟着有样学样。
根据李刚落马后的调查显示，单单在绥棱县，给李刚送过钱的人就高达131人。这些人里，大部分都是县里各机关各部门的科级干部，涉及到的企事业单位有一百多个。那时候每到春节，李刚家里就门庭若市，前来送过年红包的人，基本上能排起长龙。
尤其是他升任县委书记后，下属给他送礼送钱的频次就更高了。原因无他，皆因县委书记是一把手，他手里掌控着全县大小干部的任免权。为了多捞取好处，李刚把很多关键岗位的任命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就这样，靠着卖官创收，李刚一家在绥棱县，以光速实现了小康，据了解，任职绥棱县之前，李刚全家的所有财产加起来就三万多块。当上领导几年截止到案发落马，办案人员从李刚家里搜出的资产高达579.9万元。
那是2000年前后，绥棱县的月平均工资只有二三百块，而县太爷的家里，却早已藏富几百万，也难怪李刚把买官和卖官当成是一门最好的生意呢。
正是由于有李刚这样的一把手，绥棱县当地便行贿受贿成风。下属们除了往他这位一把手家里跑，也会往各级部门一把手的家里跑。
县财政局副局长，在当年的机构改革中为了扶正，多次跑到李刚家里联络感情，先后给他送了10万块。克音河乡的赵乡长，为了能当上书记正职，也一次性给李刚送了5万。李刚当县长时的秘书，后来从县长手里拿到了上集镇镇长的肥缺。
为了感谢老领导的栽培，同时又为了能尽快当上镇党委书记，这位曾经的秘书，也先后给李刚送去十几万。据统计，仅2001年一年，李刚就收钱50多万元。
收了好处的李刚，自然就要论钱行赏，给的多的能得到好职位，给的少或者不给的，自然会被边缘化。在李刚这种风气的引领下，绥棱县的官场风气彻底崩塌。为了升迁或者至少是保住现职，县里的干部都开始行贿。
甚至于还出现过，一位干部没那么多钱，最后去银行贷款给李刚送礼的亘古奇闻。李刚虽然贪婪，但在捞钱的时候，还是非常注重“自我隐私”的。
为了不留下口实和把柄，凡是别人给他送钱，绝对不可能有第三个人在场，哪怕是妻子焦红霞也不行。与此同时，李刚收钱还十分“讲规矩”，为此还定下了三条原则：没有办成事钱不收。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不收。几个人同时来送礼也不收。
妻子焦红霞也深度参与，她不收钱，主要是负责记账。谁送了多少，什么时候送来的，焦红霞都记得很清楚。随着收的钱越来越多，李刚后来就把所有的贿款交给焦红霞打理。就这样夫唱妇随，绥棱县成了他们开设的“夫妻店”。
不过，随着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落马，李刚此前幻想着升任组织部长的梦也醒了。那是2002年6月，马德被率先双规。李刚和焦红霞当即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事情败露只是早晚的问题，夫妻俩开始商量退路。
起初，李刚和焦红霞把五百多万元的贿款，连同不少贵重物品，全部交给侄女保管。侄女不愿意承担风险，就把装有钱物的保险柜，藏在了一个亲戚开设的馒头店里。马德落马两个月后，李刚和焦红霞也被双规。
夫妻俩已经商量好，不管是谁，都不能交代。办案人员随后把目光聚焦到了焦红霞身上，她先于丈夫李刚，彻底交代了向马德行贿四十多万元的事实。有了这些证据，李刚再也无法抵赖。他先后交代了一些问题，并且把贿款的藏匿点也交代了。
随着李刚和焦红霞落马，此前给他行贿的干部也很恐慌，他们生怕牵连到自己的仕途，在办案人员调查期间都不愿意主动配合。再加上李刚受贿涉及到的官员众多，整个取证的过程难度非常大。
在调查李刚和焦红霞的收入问题上，办案人员调取了自1982年以来，他们夫妻俩的所有工资账单。通过逐一核查，排除两百多万的受贿款之外，还有两百五十多万元，李刚和焦红霞都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2003年11月，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李刚犯有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焦红霞犯有行贿罪、转移赃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落马之后，李刚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在绥棱县自己是一把手，所以能说一不二。只要自己想做的，就没有办不到的事。要是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要是能对我有点约束，我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收取这么多钱了。
事已至此，不管这番话是不是李刚的肺腑之言，一切都为时已晚。但李刚的这番话，还是揭露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就像《人民的名义》里，沙瑞金对田国富说的那番话，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可以避免领导干部犯错误。而有了行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也才能避免李刚式的干部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