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之所以兴起对中国以及中国艺术品热捧，并直到在18世纪末依然酒酣耳热，主要源于王室贵族对东方艺术、东方表现形式持续的迷恋以及来自艺术家将中国元素融入法国本土文化的努力，特别是后者为法国“中国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华托对中国图像的创造18世纪初期，华托率先投入到对中国图像的运用与创作中，开创了以中国为主题的绘画创作之风，并借助绘画在整个视觉艺术中处于先锋位置，华托的画作也成为后续艺术家、工匠创作“中国风”作品的灵感来源和模仿蓝本，影响深远。
所绘制的画作也鲜明的呈现了正处于探索期的“中国风”绘画的特征。
中国形象作为绘画主题.在18世纪初期，创作“中国房间”的画作时，法国已经可以有多种渠道了解中国形象、中国物品、中国场景，其中华托最有可能接触到的中国素材来源有以下三种类型：
其次，法国本土对抵达法国的中国人的相关记载，是近距离接触中国人所获得的重要资料。
最后，欧洲旅行家和传教士的游记及插图也是完整了解中国、创作“中国风”艺术的重要素材来源之一。
长时间以来，众多欧洲旅行家、传教士旅华所写的游记中，有大量篇幅以文字在着重描写中国风土人情、中国人形象。
而到了17世纪中后期，相关的游记、文献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版画配图，第一次以视觉表现方式从各方面向欧洲人展现中国的山川河流、人文风俗。
如，约翰·纽霍夫在其所著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详细记载了其在中国各地区的游览经历，包括在当时刚统治中国的满族官员，游记中的大量配图成为最大的亮点之一。
书中记载广州藩王对纽霍夫等使团人员的盛情款待，并为尚可喜、耿继茂两人绘制了肖像画；纽霍夫还专设章节详细讲述不同职业、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形象。
《荷使初访中国记》书中插图的中国人体态静逸，表情凝滞，气定神闲，喜怒不形于色的，这与华托在“中国房间”描绘的人物表现出基本相同的气质，却明确显示出东西方人在面容方面的差异。
除了纽霍夫的著作外，《中国新地图志》当属众多影响深远的描写中国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经典著作，也可以为华托的创作提供了大量中国人文风俗及人物形象特征的素材。
该书由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尔蒂尼的以拉丁文撰写，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该书除了是一本准确的地理指南外，还记载了各地风俗习惯、人文古迹、掌故逸闻等。
特别是该书17幅标注详细的地图上，均有专门针对所绘地区的人文特征，所创作的彩绘插图，欧式纹样装饰的地图标题四周，搭配各式描绘社绘风俗的中国人物，四周点缀以当地特色的植物。
又如，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等这些制作精美的插图直到18世纪末都是描写中国人物形象重要的图像原型。
华托首次投身中国主题的创作，充分利用这些图像、文字素材，并在中间加入自己的见解，从人物服饰、郊外场景、人物身份介绍三个方面构建“中国”，虽尚处探索期，但已为18世纪法国“中国风”绘画的中国形象定下了社会安定昌盛，人们安居乐业的总体基调。
朴实无华的中国服饰、器物华托画中人物穿着中国长袍，手持中国器物，人物脸部虽往往呈现欧州人特点，但表情静逸、喜怒不形于色。
画面中的老人虽然是具有高鼻梁的欧洲人脸部特征，但身着中国长袍，盘腿坐于草地上，手持芭蕉扇，表情迟滞望向前方，人物坦然自若的内心情感和追求跃然纸上，而头顶着的草帽成为代表欧洲人心之所向的中国最重要的视觉符号之一。
华托对中国人物形象特点的描绘，主要依据长期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既有印象，并结合17世纪描写中国人文风土书籍中的那些广为流传的铜版画插图。
“这些配图，特别是着重描绘中国人物的画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后来欧洲巴洛克、洛可可时期所形成的中国人物形象的奠定了基础。”
华托笔下的不论男女统一穿着垂至脚趾并有宽大的袖子的长袍的中国人形象，可能最早源自于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画家对蒙古人的描绘。
卢浮宫“意大利文艺复兴”厅收藏着一幅《耶稣受难》，据考证这幅画作绘制于14世纪中后期那不勒斯地区，是一组连续的祭坛画的中间主体部分。画中再现了《新约》所记载的，耶稣受难时士兵通过抓阄来瓜分其衣物的场景。
画面的中心位置，描绘了整幅画中唯一一位正面面对观众的参与争夺耶稣衣服的东方人形象，他身着13世纪蒙古右衽长袍。对蒙古人的描绘大量出现在同一时期意大利的众多宗教题材绘画作品中，身着长袍成为东方人物形象的重要符号。
这种独特的东方服装样式在17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记载中加以印证。传教士们欣赏中国服饰的适度简单，体现中国人的含蓄的特质。
华托对中国人物姿态、神情的描绘同样可以找到其来源，试看纽霍夫书中一些列描绘中国人物的画作，这幅名为《佛教僧侣》的铜版画，画中标题应为“喇嘛”的音译，画中人物头戴欧式礼帽，但身着中式服装，表情静逸，优游自若，远方的塔楼等建筑成为代表中国的另一重要视觉符号。
由此可见，在欧洲早期的这种气定神闲的中国人物形象完全来源于旅华商人、传教士的文字、图像记载，也成为华托塑造中国人物形象的基础。
另外华托在塑造中国人形象的同时，也传递出整个“中国风”绘画中对儒家中国所呈现的君臣有礼义之道，社会尊卑有序的向往和敬仰。
《中国女神》画面中除了描绘身着中国服饰、手持中国器物、表情静逸的中国人物之外。画面还通过人物姿态，塑造南海女神以及两侧俯首弭耳的臣子、信徒，再现中国社会宗教习俗。
欧洲学者认为，这幅画作的主题和人物姿态极有可能来自于某个描绘中国的游记插图，华托对此进行了变通和再创作，但具体的画作源头暂时无从考证。
画作一方面在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对权威的敬重和对秩序、礼仪的遵守；另一方面，拥有欧洲女性脸庞的女神也蕴含了对路易十四统治后期混乱、动荡的法国社会的不满与鞭挞。
华托所塑造的中国人物，虽然均为姿态静逸，表情凝滞，但依然具备传统法国室内装饰绘画所包含的道德寓意的功能，展现了当时法国社会对遥远中国的向往和对自身社会发展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