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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曾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和敌人进行斗争；现在我还是这样，不过斗争比那时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眼看着身边的同志一个个蒙受不白之冤，钱瑛忧心忡忡地对同志们说道。

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中监委的领导干部首先遭到冲击。在此之前，钱瑛已经预感自己将会遭遇到什么，但她没想到这一天会来的如此之快。

不久，钱瑛因所谓“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起来隔离审查。之后又被监护审查，被关押的地方更加严格保密。

为了彻底“打倒”钱瑛，专案组跑遍了许多地方，千方百计搜罗有关钱瑛的“证据”，结果找到的全都是钱瑛的革命事迹。无奈之下，钱瑛找到当年申办过钱瑛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从的口中挖出钱瑛叛变的罪证，结果那些在押犯一再表示：

“当年彭友姑（即钱瑛）在法庭上辩论的气概实在了不起，我不能再说假话，给自己增添新的罪名。”

1932年洪湖根据地失守之后，上级命令钱瑛去往荆潜一带善后。在游击小队的保护下，钱瑛连夜赶到潜江县委，同他们一起撤离。结果在撤离途中，钱瑛一行被敌人冲散，孤身一人的钱瑛多次脱险，最终还是被敌人抓住。

当时钱瑛被关在一户老乡家中，敌人多次对她进行盘问，得到的全是“父亲被杀，投亲遇祸”等等编造的说辞。由于这些说辞都是早已经安排好的，敌人经过查证之后，只能将钱瑛释放。

钱瑛脱离虎口之后，假扮成残疾的农妇，一路乞讨到了汉口，找到了在汉口生活的二姐。原本二姐劝她不要再干这些冒险的事情，要在汉口给她找个好人家，过普普通通的日子，但钱瑛坚决不肯，毅然前往上海投靠著名革命家钱亦石。

当时敌人以为钱瑛早已经在突围中丧生，接连在报纸上发文吹嘘胜利，钱亦石看到报纸后非常难过，为这位族侄女遇害沉痛不已。可当钱瑛敲开了钱亦石家的大门，钱亦石的长子顿时愣住了。

“你不认识我了？”钱瑛疑惑地问道。直到这时钱瑛才知道，自己早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枭首示众”。钱瑛看过报纸后高兴地说：

“太好了，敌人说我已经被杀死了，我就可以放手活动了。”

通过钱亦石的关系，钱瑛接上了党组织关系，投身到地下党的工作之中。之后又被派到江苏省委担任妇委秘书。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钱瑛的上级被捕后叛变，还亲自带着特务来抓钱瑛。

见到被捕的上级之后，钱瑛冲上前去就是一耳光，然后痛斥特务和叛徒的无耻行径，叛徒在钱瑛的喝斥下不敢抬头，特务却一窝蜂上前将钱瑛打成了重伤。

站在敌人的法庭之上，钱瑛依旧保持着大无畏的气概，当庭和法官发生辩论。法官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钱瑛就义愤填膺地斥责国民党滥杀无辜，丧权辱国。弄得法官张口结舌，无法应答。

由于找不出钱瑛的真实身份，敌人只好判处她15年徒刑，将她关进了江苏最凶狠、最残酷的监狱。同钱瑛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帅孟奇、何宝珍等共产党人。

钱瑛这一段被捕的经历，让专案组以为能“挖”出钱瑛“投敌叛变”的罪证，结果折腾了两个月，专案组找不到“理想”的材料，只好将被关押的国民党反动派又送了回去。

专案组又“审问”了钱瑛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便又将她转移到北京关押起来。

钱瑛被关押的地方被严格保密，急坏了曾经和她并肩战斗过的同志。董必武急得直抹眼泪，饭都吃不下就去找帅孟奇打听，结果帅孟奇也不知道钱瑛的下落，两人商量与一些老同志联名，要求要见钱瑛。

结果联名信递上去一连几天，都没有钱瑛的任何消息。周总理得知钱瑛的处境之后，几次交代邓颖超，要想办法打听一下钱瑛的下落：

“我要想法见她。”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周总理和叶剑英积极营救钱瑛出狱，先在武汉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参与创建鄂西抗日根据地。1940年调回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后，恰好赶上川西党组织遭到破坏，因此钱瑛开始负责整顿党组织和审查干部。

面对复杂的斗争，钱瑛深入基层多方了解，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和每一位党员干部亲自面谈，之后对他们作出妥善安排。尤其在皖南事变之后，川西的情况更加危急，钱瑛将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才离开。

1945年七大之后，钱瑛回到红岩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长，在周总理、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深受周总理和董必武的信任。后来八路军办事处迁到南京，钱瑛跟随周总理到了南京，继续担任组织部长。

由于南京的情况更为复杂，随时需要安排同志们隐蔽在合适的单位，而且不能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载，因此钱瑛就靠着自己的记忆力，将分布在国统区的同志们的情况都记在了脑子里。

在钱瑛的周密安排之下，所有前来接头、谈工作的同志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1949年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周总理亲自部署南下任务，钱瑛被任命为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新中国成立之后，钱瑛调到中央工作，长期担任纪律监察机构的领导职务，被干部们称颂为“女包公”。

但正是因为钱瑛坚持原则，维护正义，导致她遭到了忌恨，政治风暴开始后首先遭受到冲击，而且很难找到她的下落。

其实在被监禁期间，钱瑛多次要求参加劳动，哪怕去扫厕所也行，但这些小小的要求都没有被满足，甚至睡觉前吃几片安眠药助眠，都要被诬陷为“畏罪自杀”。但钱瑛抱着必死的决心，咬牙在冲击中挺过了一年又一年。

1972年，由于病情严重，经常吐血，钱瑛被送进了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确定钱瑛患上了肺癌。当时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在这家医院担任副院长，受老同志们的委托，李冰借着查房之名探望钱瑛，鼓励她积极治疗。

“我朝前看！”听完李冰的话，钱瑛只说出了四个字。

在李冰的关照之下，钱瑛的病情一度好转，但由于后续治疗遭到干扰，病情又急剧恶化。在弥留之际，李冰趁着钱瑛清醒前来看望，询问她还有什么要求，钱瑛艰难地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我不需要治疗了。”

1973年7月，年仅70岁的钱瑛因病离开了人世。但她的骨灰不被允许安葬在革命公墓，所有财产还被全部充公。

早在钱瑛蒙受冤狱之初，许多老同志就深知她的历史，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向中央提出申诉，要求为钱瑛恢复名誉。政治风暴过去之后，中央正式为钱瑛恢复名誉，将她的骨灰移葬革命公墓，骨灰盒上还覆盖有党旗。

邓颖超亲自主持了安放仪式，廖承志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16名老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安排为钱瑛撰写发表纪念文章。

参考文献：

[1]吕雪萱.忠贞不渝的女革命家钱瑛[J].党史文汇,2020(03):33-37.

[2]丁英顺.风雨兼程：红岩好大姐钱瑛[J].红岩春秋,2020(11):18-23.DOI:10.16684/j.cnki.hycq.2020.11.005.

[3]刘克境，王钧，李捷编写. 钱瑛传.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05.

[4]钱生之，钱跃进编著. 新中国第一任监察部部长钱瑛.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