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朱元璋》中，有一个重要角色的死法很奇特：朱元璋知道他怕痒，就下令将其涂满蜂蜜，捆绑在野外的树上，最后此人因为蚊虫叮咬，被活活“痒死”。

这位被“痒死”的角色不是一般人，他是明朝的最后一位宰相，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宰相——胡惟庸。

胡惟庸的名字在明清两朝如雷贯耳，写明史的张廷玉将其列入“奸臣传”，说他是“巨奸大恶”，是明朝除几个恶阉之外，对国事影响最恶劣的“庭臣”。

到了清朝，皇帝还常以胡惟庸来告诫臣子安守本分，以免有“覆宗之祸”。

这位胡宰相干的事儿，就是“十恶不赦”中的第一条：谋反。他给朱元璋当了7年的宰相，最后因为谋反被告发，判凌迟处死，并灭九族。

胡惟庸本人跟随朱元璋很早，在朱元璋还是红巾军的时候就来追随，跟着朱元璋打天下。他在功臣们垂老后登上“左丞相”的宝座，为文臣之冠。

然而，胡惟庸这个人虽能力尚可，但心术不正，他阴险狡诈，好结党营私，在被朱元璋批评后有谋反之心，联络武将造反，结果被人告发。

最终，胡惟庸被千刀万剐，九族覆灭，但他的谋反案背后牵扯巨大——之后几年，朱元璋查到功臣李善长在内的十几个公候参与谋反，这些人都被一一杀绝，共30000多人死亡。

古往今来，谋反案其实不少，一般首犯被灭族就完事。一次屠杀几万人的，古来罕见，朱元璋嗜杀的名声由此而来。

因为屠戮太重，且很多人是在胡惟庸死亡很久后才被“发现”有谋反的证据，历史上对于他们是“真谋反”还是“被嫁祸”一直有争议。

那么在明初，胡惟庸是怎么爬上宰相宝座的？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为何还要谋反？这次“胡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明朝建立后，政治制度基本继承蒙元，而非汉人的宋朝。所以明朝有“行中书省”，也有左右两个“中书丞相”，这个丞相职位等同于宋代的宰执，也就是宰相。

明初唯有洪武朝有丞相，任职的有李善长、杨宪、汪广洋、徐达、胡惟庸五人。

徐达和李善长比较特殊，前者只当过右丞相，后者一直是左丞相，其他三人在左、右丞相上都干过。

古代很多朝代都有左右丞相，法理上他们一样大，但有的朝代贵左，有的贵右。明代贵左，左丞相才是真正的“宰相”，李善长和胡惟庸在这个岗位干得最久。

朱元璋的文臣班子里，李善长是绝对的核心人物，被朱元璋称为“吾之萧何”。他告老还乡后，汪广洋继任左丞相，最后因“怠政”，朱元璋换掉汪广洋，换上胡惟庸。

很多人想不到，“大恶人”胡惟庸是朱元璋亲手选拔上来的，而且洪武皇帝曾对胡惟庸非常信任，两人合作了七年之久。

这种信任不可能是白来的，一来，胡惟庸面子大，得到李善长推荐；第二，胡惟庸跟着朱元璋干了几十年，两人知根知底，朱元璋比较相信胡惟庸的忠诚。

胡惟庸，字斯祥，安徽定远人，是李善长同乡，也算是朱元璋的半个老乡。

他本人的出身和早年经历不详，应该是读过书，但无功名。朱元璋在安徽和州打仗时，收拢了一批人才，其中就有胡惟庸。

胡惟庸跟随朱元璋后，长期都在底层工作，当个文书或县令之类，在团体中没什么地位。

其实这也难怪，从脱离红巾军南下南京开始，朱元璋的主要任务就是打仗——打元军、打张士诚、打陈友谅，他手下得力的人都是武将，一个小书生自然无用。

一直到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文官在朱元璋团体里才开始重要。

朱元璋派官员管理江南地区，并扩大中央系统，根据史料记载，这个机会被胡惟庸抓住了，他贿赂李善长，得以入职太常寺。

《弇州别集·胡惟庸》：时太师李善长秉政，惟庸馈遗善长黄金二百两，遂得召入为太常少卿，累迁中书参政。

虽然是最早“参股”的人之一，但胡惟庸1355年加入朱元璋阵营，1367年后才得以重用，中间隔了12年。

他和李善长是老乡，十几年没被发现，最后居然要以贿赂方式才得提拔，足以证明此人没什么闪光点，只是善于钻营，且能观察时机。

胡惟庸跟着朱元璋10年，一直就是知县，最高干到通判（州官），无论怎么解释，都只能说他才学不足，且能力一般。

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同时徐达和常遇春起兵北伐，元朝的统治在两年内土崩瓦解。

洪武元年到三年，朱元璋都在潜心搞政治建设，朝廷的制度在元朝基础上摸索改造，对开国功臣的赏赐，对诸皇子的分封都在讨论中。

明朝中央设行中书省左、右丞相，李善长是左丞相，徐达是右丞相。左丞相李善长是开国功臣之首，封宣国公，为“淮西勋贵”的代表，彼时明朝军事出于朱元璋，政事出于李善长。

在李善长之下，有杨宪、汪广洋两人辅佐，当时是“中书左丞”和“中书右丞”。两人中，杨宪是“浙东派”的人，领袖是刘伯温，而汪广洋两边都不靠。

要理解明初朱元璋对功臣的杀伐，就不能绕过“淮西”和“浙东”两派的恩怨。要理解后来血流漂橹的“胡惟庸案”，更要理解明初党争，及朱元璋对两派的态度。

刘伯温为浙东派领袖，旗下多是文官，杨宪、宋濂为代表，加上江南地区的旧官员和士子，有很多是敌对势力投降来的。

李善长背后的淮西勋贵，则以武人居多，明初叫得上名字的武将基本都算，全部底层泥腿子，“从龙”最早，根正苗红。

那么在明初，朱元璋喜欢哪派呢？答案是哪派都不喜欢。

朱元璋早年靠淮西泥腿子卖命打天下，但消灭张士诚、陈友谅后，夺下巨大的地盘却无法管理。汉高祖刘邦“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的困境，现在落到朱元璋的头上。

朱元璋只能找读书人来当官，招揽江南士子，将他们恭请入朝，甚至大量接受敌对政权的文官投降，继续当地方官。

朱元璋接纳“浙东派”，是无奈为之，他压根不信任这些人，而浙东文人也对这群淮西流民组成的政权有鄙夷之情。

文官群体的核心是言官，这群人下参臣子，上责天子，朱元璋很多活动都被文官们阻挠，这让马上天子朱元璋没有安全感。

所以劳苦功高如刘伯温，朱元璋也仅赐“伯”，并早早退居二线，以此可见上意。

至于淮西派，都是朱元璋的老兄弟，由“二十四将”开始，这群人一刀刀砍下来天下。

朱元璋一开始对淮西集团恩宠备至，淮西勋贵权倾朝野，公、侯、伯、爵一大堆。但天下太平后，这些人个个骄奢淫逸，而且目无王法，在地方上多有不法，甚至僭越的行为。

其实也难怪，这些人都是底层出身，文化最高的李善长也仅仅是个里长，一群贫民突然成为王侯，肯定恣意放纵。

久而久之，淮西派的恶行被朝野和民间非议，连朱元璋也看不下去。但这些人功劳太高，几乎是“半家天子”，朱元璋也不好拉下脸来勒令夺爵或处罚他们。

而浙东派要夺南方经济和政治利益，就要对淮西老人们开刀，双方的斗争是明面上的。

在他们头上，朱元璋看着这两派人互斗，作为对权力无比重视的开国之君，他有意灭掉两党，但苦于没机会、没借口。

两派人马要在朝内夺权，最关键的岗位就是“宰相”。时任宰相李善长此时和胡惟庸来往密切，为了培植淮西集团的接班人，他把胡惟庸的调入了中书省，就是想培养胡惟庸接班。

胡惟庸要往上爬，绕不过杨宪和汪广洋，这两人都是早年投奔朱元璋的人才，在胡惟庸当小小县令的时候，这两人就是中央的官员。

论地位和能力，胡惟庸不如二人，但胡惟庸有李善长支持，还有朝中淮西集团支持，他必须在左右丞相里拿下一个位置。

围绕宰相进行争夺，是淮西、浙东的主要任务，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朱元璋也在看着这场较量。

其实，李善长生病要告老还乡时，朱元璋曾想让刘伯温来当这个左丞相。但刘伯温非常聪明，坚辞不受，甚至不愿意举荐人选。

朱元璋问行中书省三大员，谁能接班。刘伯温说杨宪“无器量”，说汪广洋“褊浅”，而胡惟庸则是“小犊也”，都不是宰国的人才。

这三个评价里，胡惟庸的评价最低，因为“小犊”后面还有“将偾辕而破犁”几个字，意思是拉车车倒，耕地坏犁，这是对一个官员毁灭性的评价。

但行中书省里，就这三个人被朱元璋列为候选人，因为这三人要么是有背景，要么是有才能。

三人之中，早期得势的是杨宪，此人身兼多职，既是明初“检校”系统，即特务系统负责人，又是中书省参政知事，还是朝内浙东派的头面。

杨宪在明初位高权重，群臣都很忌惮他，他本人性格也极为骄横，人缘极差。朱元璋看李善长找来了胡惟庸，想让杨宪制衡淮西派，所以在洪武三年被提拔杨宪当中书左丞。

可杨宪正如刘伯温所说的那样“无器量”，不会隐忍，上来后不可一世，排挤异己，并参奏李善长、汪广洋等人。

结果，他当上左丞不到一个月就被朱元璋处死，罪名是什么，如何处死，史书都无记载，是明朝的一大悬案。

杨宪一死，朝内的浙东派人人自危，李善长得以高枕无忧，在洪武四年辞官养老。

随后，汪广洋升任右丞相，胡惟庸当上中书左丞。

有杨宪的前车之鉴在前，汪广洋心里对自己的处境一清二楚：他不想当党争的牺牲品，但皇帝点了名，去不去不由自己。

李善长则希望胡惟庸独揽大权，因此汪广洋成为胡惟庸最后的障碍。

刘伯温说汪广洋“褊浅”，就是目光短浅，胸无大志，此话一定程度上准确——洪武六年，汪广洋因为“怠政”被贬到广东，胡惟庸得以当上右丞相。

由此开始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都是朝内第一号文官，站在大明朝堂顶点长达七年。

这段日子是胡惟庸的人生上升期，他在朝内非常积极，既联络淮西集团支持自己，又讨好朱元璋，深得皇帝信任。

但以他最后的下场来看，胡惟庸是否真的得到朱元璋信任，还是朱元璋在故意纵容他，需要打个问号。

洪武七年，汪广洋被调回南京，三年后担任右丞相，和胡惟庸搭档。这两人性情相异，素来不和。汪广洋也知道胡惟庸为人阴险，不想与他交友，更不想与之为敌。

随着浙东派式微，朱元璋看着淮西集团越来越无法无天，想要找人制衡这帮勋贵。汪广洋是老臣，才学出众，朱元璋曾将他比作张良，对他期望很高。

朱元璋希望他制衡胡惟庸，以汪广洋的才智，不可能无法体会，但他让朱元璋失望，碌碌无为，坐视胡惟庸权倾朝野。

最终，因为皇帝的宠幸，让朝堂都感觉朱元璋支持淮西派，支持胡惟庸，这让整个淮西集团飘飘然。

关于胡惟庸当朝时的恶事，史书记载主要是结党营私，各地文武官员都巴结胡惟庸，和他不睦的，则被一一处置。

《明史》：“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洪武八年，诚意伯刘伯温病死，在他生病时，朱元璋下令让胡惟庸带御医看望。最后，刘伯温吃了胡惟庸的药，“腹中生拳石”，不久就死了。

朝内曾传闻，是胡惟庸下毒害死刘伯温，刘家人也认为是胡惟庸派人下毒，可朱元璋无动于衷。

功臣徐达当时也多次参奏胡惟庸结党营私，而胡惟庸暗中联络魏国公府的看门人福寿，要刺杀徐达，福寿良心发现告知了主人，让徐达大惊失色。

徐达和朱元璋关系非凡，他不可能不把此事禀报朱元璋。按理说来干了这些事，朱元璋有足够的理由将胡惟庸治罪，但洪武皇帝仿佛完全不知情。

后世的史学家认为，朱元璋在放纵胡惟庸这件事上太过反常，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在欲擒故纵。

洪武十年，胡惟庸改任左丞相，彻底把持中书省，汪广洋又被任命为右丞相。当时，各种奏折都要胡惟庸看了再给皇帝，对自己不利的就扣下，导致朝堂上乌烟瘴气。

《明史》：“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胡惟庸的所作所为，一直到洪武十二年才浮出水面，其原因居然是胡惟庸的丧子之痛。

原来，胡惟庸当宰相后，胡家人鸡犬升天，下到门童、上到亲戚，在京城和老家定远都是土皇帝。他儿子某天在大街上骑马，横冲直撞，居然被一辆马车撞到，掉下来摔死。

胡惟庸大怒，将驾车的车夫逮捕后擅自处决。

堂堂宰相，杀个路人甲，还是害死自己儿子的凶手，一般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此事居然被朱元璋知道，朱元璋下令让胡惟庸“偿命”。

“偿命”二字有千钧之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千古不易，皇帝要胡惟庸偿命，等同于告诉他去死。

胡惟庸赶紧上书，说自己愿意用钱补偿车夫的家人，朱元璋不置可否。

这时候的朱元璋好像变了个人，7年以来，那个对“胡相”信任、包容的皇帝不见了。虽说“雷霆雨露皆是天恩”，但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变化还是忧心忡忡。

按理说来，这么多年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被皇帝默认，现在为了一个车夫下不来台，胡惟庸隐隐感觉朱元璋是借题发挥，要对自己动手。

《明史》记载，他赶紧通知自己暗中结交的文官武将，随时“起事”，以免朱元璋大开杀戒。

《明史》：“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胡惟庸勾结的人，如果按后来治罪的人数看，以李善长为代表，有公候十几人，大都是淮西集团的勋贵，夹杂少量的浙东文臣。

《明史》中以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为“胡党”代表，两人都是淮西老将，功勋卓著，但因为做错事被朱元璋批评：

陆仲亨是乘坐驿站马车，被责备“浪费民力”；费聚是沉溺酒色，荒淫无度，且北上招降蒙古部落无功而返。

两人被朱元璋责骂，郁郁寡欢，心里还有闷气。胡惟庸趁机拉拢二人，让他们在外收买兵马，以备不时之需。

《明史》记载，胡惟庸还派遣福建的明州卫指挥使林贤去勾结倭寇，让元朝旧臣封绩联络北元，自己一旦起事，可以南北举火，里应外合推翻朱元璋。

参与和胡惟庸谋事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都督毛骧等。

已经告老的李善长，这时候也通过弟弟李存义得知胡惟庸有反意，胡惟庸三次联络李善长，李善长居然存侥幸心理没有上报，最后对自己弟弟说说：“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正是这句话，埋下了李家被灭族的种子。

车夫被杀案后，朱元璋对朝内的动静非常关注，大内侍卫和宦官四处活动，寻找诸臣的把柄。

洪武十二年秋天，东南亚的占城国来南京朝贡，按理说来这一活动必须上报朝廷，让使者朝拜，递送国书。

但胡惟庸居然私自接见使者，没让朱元璋知道，最后还是太监看到了才告诉朱元璋的。

不久后，朱元璋责问汪广洋与胡惟庸，两人吓得魂不附体，甩锅给礼部，朱元璋将礼部官员下狱审查。

在那之后，胡惟庸加紧联络四方的下线，但朱元璋没给他时间。

洪武十三年正月，南京风向大变，群臣对左右丞相失势议论纷纷。中丞涂节看胡惟庸失势，群官还被责难，主动坦白胡惟庸要谋反，并捅出当初毒杀刘伯温的事。

朱元璋召来汪广洋责问实情，这位堂堂右丞相却独善其身，说“臣不知道”。朱元璋大怒，将其贬官，汪广洋在半路上被勒令自杀。

《明史》：“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汪广洋死后，妻子陈氏自杀，朱元璋调查发现，这个陈氏居然是陈友谅手下一官员的女儿，算是“没入官家”的女子。

按明初的规矩，没入官家的子女只能让皇帝赐给功臣，不可自己分配。因此事，朱元璋再把中央吏部、刑部官员抓了一批，严加审问。

一审之下，关于胡惟庸谋反的证词居然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

朱元璋大怒，下令将胡惟庸、陈宁、涂节、宋慎等人全部处决，胡惟庸是首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被灭九族。从胡惟庸案被曝光，到处决胡党，前后不到一个月，可以说是速审速决。

《皇明记事录》：“左丞相胡惟庸、右大夫陈宁，擅权坏法，俱伏诛于玄津桥，掘坑丈余，埋其尸，次日复出之，肢解于市，纵犬食之，录其家资，以妻子分配军士，子弟悉斩之，连及内外文武官员数万人。”

此后，朱元璋取消中书省，也就不再有宰相职位，这个从秦朝延续到明朝的“百官之首”宣告终结。

关于胡惟庸谋反案，《见闻杂记》《明史纪事本末》还有个“云奇告变”的故事。

故事说，有个太监叫云奇，在西华门任职，在洪武十三年救了朱元璋一名。

当时正逢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家里水井冒出酒水，胡惟庸邀请朱元璋观看。

朱元璋大驾走在路上，云奇冲入仪仗拦架，被乱锤击杀，但云奇死前一直指着胡惟庸家方向。朱元璋警觉，随即打道回府并派人调查胡惟庸家，果然发现大量死士。

“云奇告变”的故事传了五百年，但从清朝就有人怀疑是假的，是给胡惟庸多戴了一顶“谋害君王”的帽子。

但这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歼灭“胡党”如此之速：一个牵连万人的谋反大案，连审带杀不到一个月，太离谱了。但如果胡惟庸真的有谋害皇帝的行为，那么立刻灭九族就说得通了。

“胡惟庸案”如果结束在洪武十三年，那么影响还比较有限，但这案子一直有“新头绪”被发现。

比如洪武十八年，李存义被告和胡惟庸谋划造反，朱元璋看在李善长面子上将其流放。

洪武十九年，“胡党”林贤，也就是暗中通倭的那个人，被举报参与胡惟庸案，随后林贤也被灭族。

洪武二十二年蓝玉北伐，抓回封绩，胡惟庸通元的事情暴露，又杀了一批人。

洪武二十三年，一个叫丁斌的李善长家奴因犯罪要充军，李善长为其求情，朱元璋大怒，决定要严加审问丁斌。

结果丁斌承认自己以前是胡惟庸的家奴，知道胡惟庸和李善长勾结谋反的内情。

《明史.李善长传》：“帝怒按斌，斌故给事惟庸家，因言存义等往时交通惟庸状。”

最终，丁斌把李善长和胡惟庸的勾结说了出来，并证实胡惟庸许以封王的条件，让李善长支持自己，李善长默许了。朱元璋随即逮捕李善长全家，严加审讯后，将李家70多口人处斩。

李善长此时77岁，带着妻子、女儿、弟弟、侄子、侄孙等人被杀，刑场上众人相望而哭，十分凄惨。唯有李善长儿子李祺因为是驸马爷，被赦免而流放，算是留了李家一脉。

随后，朝内又开始抓“胡党”，陆仲亨、费聚、郑遇春、黄彬、赵庸等淮西侯爵都被杀死，罪名都是胡惟庸的党羽。

此案前后跨度达到10年，三万人被牵扯其中而处决，这个“口袋”不仅装了淮西勋贵，浙东的大臣也没被放过——宋濂因此案被贬黜，他的孙子被杀。

以此开始，淮西、浙东两派人马实力大损，死的死，退的退，勋贵旧臣们再也不敢耀武扬威，对皇帝朱元璋的畏惧日甚一日。

从明初党争，到洪武二十三年处决三万“胡党”，朱元璋花了20年解决了淮西、浙东两党的问题。

三年后，“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再杀两万五千多人，十几位公候被灭族，局面和“胡惟庸案”一模一样。

两次案件都是谋反，都是不断以“家奴阴告”“诏狱证词”为抓人的证据，审问到处决都非常快。

但不光现代，其实明朝中期就有人认为胡案、蓝案都是冤案，是太祖皇帝为平灭党争，消灭功臣人为制造的。甚至连胡惟庸、蓝玉这两位“主犯”，都是冤枉的。

若细心分析还会发现，胡惟庸其人结党营私，多行不法，但让他造反，一无威望，二无胆识，三无才能。所谓勾结倭寇、北元之类的说法，更是捕风捉影，是欲加之罪。

客观来看胡惟庸，他的胆大妄为，和朱元璋的宠幸有关。这种极其反常的包庇和信任，让胡惟庸这个底层小书生心态膨胀，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让群臣心生不满。

看胡惟庸已经招致众怒，朱元璋抓住一点把柄，以饿虎扑食的气势速杀胡惟庸等人，并彻底取消宰相，朝内无人不从。

后来，朱元璋不断给“胡党”加料，杀人数万，是剪除功臣的手段而已，虽然残忍，但的确能加强皇权，让朱家的江山更稳。

洪武一朝，满朝文武都是蝉、是螳螂，无论怎么斗，都逃不过朱元璋这只黄雀的爪子。

参考资料：

1.《明史》

2.《明史纪事本末》

3.《皇明记事录》

4.《末相胡惟庸之命运与朱元璋认识的深化》赵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