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4年，从2022年初开始的俄乌战争眼瞅着就要迈入第三个年头。

而如果将2022年的战争视为2014年以来乌克兰危机的延续，那么冲突的对立阵营，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乌克兰在2014年“颜色革命”后傍上的欧洲国家与美国在东欧丰沃土地上的博弈也已经持续了十年。

在政治和经济的战场外，从2011年的叙利亚战争开始，或许大家就发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针对敌对的国家或政治势力，往往会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也就是经济战场。

而美欧国家的常用手段就是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在学术上的定义一般被公认为是通过对制裁目标国家贸易道路的切断，以试图干扰其经济、尤其是外贸营收能力，进而使经济实力受损并诱导目标国家综合国力的负面影响。

在当前爆发的俄乌战争中，美国和欧洲国家希望通过对俄经济制裁从而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和战争能力。客观来看，随着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长期化，以及俄罗斯国内的动员和经济为应对战争进行的转轨。

理论上讲，美西方国家打的如意算盘是有其道理的——毕竟世界是物质的，打仗的核心还是比拼国家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对军事的支撑实力。

这在当下的另一个热点地区，也就是中东的巴以战争中已经显现——纵使有着美国在后背的支持，以色列自己的经济和国内生活生产目前已经显示出因为战争导致的疲态。

大家也能从一些国际消息中体会到，当前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与其敌对的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口气，相比数月前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有了明显的软化。

而国际社会中本来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也表现出对以色列的顾虑，或者更直白的说是“嫌弃”。

说回俄乌战场，从目前的形势、尤其是战场形势来观察，似乎对俄罗斯的制裁在越来越远离欧美最初的规划。俄罗斯的经济虽然不能说多发达，但离所谓的“崩溃”与“无法支撑战争能力”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说实话，经济制裁这个东西对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说已经不算陌生了——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之后，毕竟如今我们国家事实上也在很多经济门类和科技领域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欧美国家的制裁。

但我们也应该记得，在贸易战初期的时候，面对当时美国特朗普当局咄咄逼人的态势，国内尤其是舆论场对于很多美国一时强加的经济“武器化”手段还是颇有顾虑的。更何况本身经济实力就不如我们的俄罗斯。

早在俄乌开战初期就有不少观察人士，尤其是带有亲近美西方立场的观察人士，甚至无不带有鼓吹而非分析的态度预言“所谓俄罗斯的崩溃”。

那么，为什么仗打到今天，理论上应该受到战争戕害和西方制裁而“崩溃”的俄罗斯经济却依旧坚挺呢？

在探讨制裁对如今俄罗斯的影响、对当前俄乌战局的影响，以及评估经济制裁是否有效的时候，在讨论那些或大或小、或宏观或微观的观察角度前，或许我们应该先想一个问题：经济制裁在历史上，是否是一种广泛承认且有效的针对敌对或者对立政治实体，不管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应对方式。

应该来说，经济制裁在很多时候对于目标国家的效力是明显的。

2014年的伊核问题协议能够达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朗石油的多国联合长期制裁，使得伊朗石油产业的营收能力下降进而传导到经济实力萎缩。

这导致当时伊朗国内上台不久的“温和派”鲁哈尼政府找到了机会，和伊核问题涉及国家签署了著名的以“伊朗自身冻结核技术进一步武器化潜能”为条件，交换外界、尤其是美国与欧盟对伊朗经济与对外军民贸易制裁的减轻乃至撤销《联合行动计划》（也就是常说的“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或者“伊朗核协议”）。

虽然之后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目前伊朗核协议已经事实性停摆。但作为过去曾经实践过并取得过一定成果的案例，在对涉及以国际经济制裁为杠杆工具撬动政治形势的研究，特别是在俄乌开战初期很多大力支持对俄经济制裁的欧美国内外各路人马看来，伊核问题决议的成功是可能进一步“复现”的——因为俄罗斯在开战前的经济结构和伊朗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俄罗斯经济体系对其能源贸易的倚重。

这种相对单一的对外营收情况使得一些分析认为，只要能想方设法切断俄罗斯/伊朗从外界获取收益的渠道，那么就能对目标国家的经济情况造成可观的伤害。

然而，如果说大家仔细了解一下经济制裁这一手段，或者说“武器”在人类至今的政治经济历史演进中的变化发展就会发现：其实经济制裁，也就是利用对经济渠道物理的切断或限制，在实践之中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

特别是对于俄罗斯这种国家而言！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前身是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至终的国家。尽管今天我们都认为1991年苏联的解体，或者说苏联体制与政权的终结崩溃离不开其在1980-1990年代已经僵化到近乎停滞甚至倒退的苏联国内经济情况。

但回顾历史，我觉得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苏联曾经依靠有限的外部循环的外贸经济（即能源和少量对外输出军民用重工业的贸易）与占据其经济体系多数的计划经济体系，不仅存在了七十多年，而且其经济建设的历史中还是有很多亮点值得后世思考的。

考虑到在前苏联对外关系的历史中，应该说除去二战时期以外，苏联与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主要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紧张的，而且双方之间的经济联系，相比于其他已经建立起完善市场经济主导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之间其实不那么紧密。

但大家都知道，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需要资本和物质积累的，那么能在过去支撑苏联存续的一个重要条件或者假说就如此产生：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俄罗斯或者苏联的经济，如果不依赖于外贸收入，依旧有可能通过保持一定的活力，或者说依旧能够得以生存呢？

如果换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战争的条件下，尽管俄罗斯由于受到西方国家一点制裁，很多外国资本与其国内部分民营资本出现了“出逃”的现象。

但出于对长期化战争的需要，在实施对西方国家反制裁的同时，俄罗斯政府其实自2014年以来，就有计划的在一些重要门类领域，如涉及国计民生的食品加工、直接关系前线武器供应的重工业生产等领域开始有计划的探索苏联时期的“中央指导”的动员型模式，以试图最大限度利用当前俄罗斯能够利用的一切生产资料。

这当然也包括一些撤离的西方企业留下的生产资料。因为在俄罗斯看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已包含对俄罗斯海外资产的控制，那么俄罗斯“占有”一些外资遗留的生产资料也不是不行。

此外，自米舒斯京和一干苏联时期培养起来的动员型经济体制的忠实信徒走上政府高层舞台，俄罗斯政府的领导层为了应对战争，开始尝试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下，更好更高效的发挥“动员经济”在效率上的优势，并尽可能弥补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过去苏联动员经济在对市场信息掌握不全面而“瞎指挥”的不足。

在2022年年末，更有俄罗斯国内经济口的重要官员认为，俄罗斯应该为了应对战争，在利用数字化技术与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手段的前提下，把苏联时代的“中央计划委员会”请回来。

前面我们也说过，虽然计划型与指令型经济有其固有的弊端，这些弊端也在历史上导致了苏联的覆灭。但不可否认的是，上一次当莫斯科政权应对大规模战争的时候，正是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保障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这样一来，莫斯科当局对于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恐怕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对于当前的俄罗斯经济而言，除了其内部经济采用近乎于“复古”的动员型内循环经济转轨以更好适应当前的战争状态之外，在有限的外部经济循环中，俄罗斯目前也找到了相当可靠的外部合作伙伴以形成对先前来自欧美的经济合作伙伴的替代。毕竟目前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不像过去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样，有包括中国与联合国五常在内的“国际社会具有广泛代表的大多数”的支持。

尽管必须承认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所持立场在道德与国际法层面是有争议的。

但有一个事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经济体，特别是和俄罗斯之前有过可观经济合作联系的经济体并未参与到这轮对俄制裁的浪潮中，这本身在国际影响和号召上就已经客观削弱了欧美对俄经济制裁的效用。

另外，说到和对俄制裁效用有关的俄罗斯外部因素，或许大家也在战争爆发后的一些消息中或多或少听说过，当前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内部，对于对俄制裁在内容、实施方式与持续时间等方面存在着不少的分歧。

毕竟前面说过，现当代的经济制裁强调的是对一个国家和外界经济联系的限制切断。

而一般来说，在全球市场化浪潮下形成的经济联系其实基本上都是双向获益的。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制裁也向来被认为是“双刃剑”，尤其是在经济制裁方和目标方在正常情况下维系着体量较大或者门类关键的经济合作关系的情况。

可能之前有读者朋友了解过，在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融入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改革，加之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的复杂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等在欧洲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影响的国家，一度和俄罗斯形成过非常紧密的能源进出口贸易合作关系——典型代表就是目前已经被物理破坏的俄德合作的“北溪”能源交易管道。

欧洲国家在战后一股脑一般将对俄经济关系置于更紧迫的政治军事威胁之下，在没有找到十分可靠的进口与市场替代的前提下冻结和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事实上是对欧洲国家内部很多经济参与者的实际经济利益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的。

毕竟这个世界基本不会有什么商人和经济利益过不去，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实体已经找到了通过转口贸易以规避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对俄罗斯的“经济战”。

去年和前年我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中能源贸易的份额一度亮眼，相必一些人已经明白，在我国这个世界最大能源进口国和欧盟这个本身能源出产不多的市场实体之间，“增长不太正常”的能源贸易是如何产生的了。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一些和俄罗斯依旧维持着经济合作关系的中东国家中。

一句话，经济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经济形式表现政治态度的举措，而钻空子这种事，对于国际资本来说也是必修课了。

总之，目前来看，尽管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国际制裁，俄罗斯的经济依旧保持着生命力而不至于彻底枯萎。

这一方面是源于当前俄罗斯当局基于历史上从苏联时代长期实践的指令型动员经济，做出的在受制裁背景下对国内经济与生产体系面对长期战争的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些外国原因造成，包括和交战国之外第三方的贸易，以及一些过去俄罗斯和制裁发起方间双边版贸易参与者想方设法规避制裁的“灰色渠道”等关键原因。

当然，经济制裁这一工具本身作为一种“对敌”手段其本身效力自冷战以来一直是被学术界与分析界普遍怀疑的，这在客观上就已经让最初的对俄制裁在尚未起步时就因为一些制裁机制本质的缺陷而在效力上略显苍白。

但不论如何，当前俄罗斯经济的遭遇对于我国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借鉴、反思与研究意义——尤其是考虑到经济压力下，国家已经倡导要推动双循环经济体系构建等当下的时代因素。

而俄罗斯经济未来的走向，则随着战争的进行与之后可能的停战，仍然值得我们观察。

本质上，俄罗斯当前应对经济制裁实施的经济是一种战时应急的经济，而历史上苏联的悲剧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一直没能走出这种应急的动员型经济的缺陷而引发的。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当前的很多事情回顾历史时或许都可以，或者说都值得加上一个“殷鉴不远”的注脚，这也对我们这些当代历史的参与者和书写者提出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实现的任务，与需要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