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大丞相高欢死后，定州刺史侯景随即反叛，在南梁和西魏之间首鼠两端，不久被东魏击破，无奈之下归梁。梁武帝既纳侯景，后又试图与东魏讲和，并有意用他来换取兵败被俘的宗亲萧渊明，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于寿阳（今淮南市寿县）起兵反梁。此次战乱，盖起于武帝绥靖政策的失误，随着前期战略上的轻敌而恶化，但这并不能导致全盘的失败。侯景起兵后所将不过八千人，却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寿阳直捣京都，取萧氏基业而代之，各地藩镇不能通力勤王当背负更为主要的责任。

侯景之乱起自梁武帝太清二年八月，至元帝承圣元年（552）四月平息，历时近四年。在此梁末乱局中，萧姓宗室中除少数附逆外，大多参与了抵抗，只是有的积极，一心以捍卫皇权为务，有的消极，试图在战争中攫取政治资本。侯景的不臣之迹远非一日，早在他起兵之前，已有宗室向武帝提出告诫。萧介是萧整的四世孙，于萧梁大宗已相当疏远，但武帝仍以宗亲相待，他当时已致仕在家，念及知遇之恩，上书苦心陈说。

以萧介在宗族中的身份和在政治上的地位，尚能意识及此，可知朝野之中对侯景怀有忧惧的人当不在少数，但武帝过于刚愎，统统置之不理。身处边镇的宗王谙于军务，对此更是警惕。太清元年正月，侯景败于东魏，鄱阳王萧范移镇南豫州以为防御，转镇之际被侯景捷足先登，即便如此武帝也没有怪罪，反倒是又转鄱阳王于合州，以侯景为南豫州刺史。合州镇合肥，位于寿阳东南不远，对方的举动所知更确，鄱阳王密报武帝侯景反状，结果也遭到了压制，就此失掉了最后的主动机会。

南梁萧氏以萧顺之为第一世，萧衍兄弟十人为第二世，侯景之乱时除武帝本人外均已去世。第三世有记载者约四十二人，第四世可考者五十二人，部分早逝，余者皆中青年，他们是皇族的主干，在侯景之乱中也是政治主力。萧梁宗室人数众多，所持姿态也不一，大致可分几类：有的坚决捍卫皇权，如鄱阳王萧范。有的态度暧昧，其本质是试图在战争中攫取资本，如邵陵王萧纶。有的更是直接拒绝勤王，保留实力欲收渔翁之利，如湘东王萧绎、武陵王萧纪。也有少数投敌者，如临贺王萧正德。

梁武帝第九弟萧恢，立国后封鄱阳郡王，长子萧范继封，太清年间为合州刺史，镇合肥，曾屡次密报侯景反状，但没有受到重视。叛乱发生后，他派遣世子萧嗣领兵入援。京都不守，又以合肥之地、二子为质向东魏请求支援，事不成，且失合肥。又转而联络寻阳王萧大心，试图以湓城（今九江瑞昌市横港镇）为根基反攻，因粮草不济，兵士大多饿死，萧范忧愤而死。

鄱阳王一系可谓忠烈，萧范次弟武林侯萧谘为卫尉卿，侍于简文帝，不惧敌寇，被侯景派人刺杀。三弟宜丰县侯萧修，时为梁、秦二州刺史，在内牵制武陵王萧纪，在外抵抗西魏的进攻。鄱阳王萧范死时，其子萧嗣尚据有晋熙郡，但是也没有坚持太久萧梁宗室中又有南康王一支在家国丧乱中卓有气节。始封君萧绩是武帝第四子，大同三年（537）去世。萧绩之子可考者三人，世子萧会理袭爵，其人虽德行、才干缺乏，却能一心捍卫王室。

侯景围都，萧会理时为南兖州刺史，随即将兵勤王，击败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的逆军，京邑陷落后，身入城中密图匡复，与其弟祁阳侯萧通理一齐遇害。萧绩第六子安乐侯萧乂理，文才与胆识皆过人，太清中尚未出镇，闻侯景之乱，率宾客数百人赴南兖州参与其兄的勤王军，城破，又自为人质向北齐请兵，事不果，被侯景所俘，其后因参与祖皓起义被杀。

邵陵王萧纶是最直接对抗侯景的宗室，武帝在确认叛乱的消息后，加萧纶征讨大都督出兵讨伐，四年的征战过程中，他犯了许多军事上的错误，但是在皇权倾覆的形势下，其本人，包括邵陵一系的作为已足可称道。战争初期，侯景施计绕过正面而来的军队，直接攻向建康。萧纶迎敌不成，随即回援，以京口为营发动攻势，然而他军事才能不足，屡屡挫败。解围不成，京都沦陷，其后遭到侯景、湘东、西魏的轮番攻击，先败于郢州，又败于齐昌，大宝二年（551）在汝南遭遇西魏军围攻，城破被杀。邵陵王萧纶虽拙于军事，至于政治，则不见有投机之嫌，这在宗室中，在武帝子辈中都是较可贵的。

简文即位后，湘东王萧绎开始向同宗藩王开战，围河东王萧誉于长沙，萧纶遣使说和。萧纶诸子可考者三人，长子汝南侯萧坚，围城时守太阳门，城破身死。正阶侯萧确，骁勇善战，敌军诈盟时作为讲和的条件被招入城，密谋刺杀侯景，事泄被诛。又有子威正侯萧踬，余事不可考，唯知常随其父征讨，大约同没于汝南。除以上诸系王侯外，萧梁宗室其他支属中亦有忠贞有节者，如长沙王萧懿之子、西昌侯萧藻，侯景之乱时为南徐州刺史，遣子萧彧将兵入援，城破后死节。

又有安成王萧秀之子南浦侯萧推，侯景围城时守东府，“贼设楼车，尽锐攻之，推随方抗拒，频击挫之。至夕，东北楼主许郁华启关延贼，城遂陷，推握节死之”。简文帝萧纲诸子，太清年间或在城中，或出镇地方，也都能尽力。寻阳王萧大心，时为当阳县公，镇江州，叛乱发生后集结数万军队赴援，城破后归藩以守，试图联合鄱阳王萧范一同抗击侯景，后兵败入京。

南郡王萧大连时为临城县公，镇扬州，领四万兵众勤王，台城失守后回镇，被侯景俘获。安陆王萧大春时为西丰县公，守石头城，随邵陵王萧纶入援，钟山一役中被俘。南海王萧大临时为宁国县公，参与城内防御，先屯新亭，后屯端门，都督城南诸军事。浏阳县公萧大雅也随从守城，城破后身死。总体而言，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不习兵事的萧氏子孙大多还能在家国丧乱的数年间表现出忠诚和勇气，此即邵陵王萧纶所谓“家风”，也是武帝多年敦睦宗族的成果。

但是正如武帝所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他的宗法设计和对宗室的安排，既有益于社稷的一面，又有相当致命的缺陷。侯景之乱中湘东、武陵二藩的作为，便是最为直观的表现。此次战乱中最大的得利者是湘东王萧绎，他不仅保存了实力，消灭了外敌，且扫除了宗室中的竞争对手，于是顺利登上了帝位。但是这阴谋夺取的皇权是以萧氏基业为代价的，北方的两个王朝趁机占去了南梁大片领土，萧绎只当了三年皇帝便殒身失国，从而又变成了最大的失败者。

侯景于太清二年八月起兵，避过邵陵王萧纶的兵锋，一路向建康挺近，十月下旬已渡江围城。湘东王萧绎时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遂于十一月十三日宣布戒严。十六日，遣其司马吴晔等人将兵从江陵出发，十二月十七日，又派长子萧方等率步骑一万往建康，以竟陵太守王僧辩领水师载补给，其后，更是亲率三万人东进。然而萧绎的这些举动只是虚张其势，并不真正以勤王为目的。

世子萧方等确实带兵到了建康，且在对敌作战中很勇猛，但这不仅非萧绎本意，反倒是他劝阻不及的结果。萧绎遣世子萧方等赴援，意图不似其他宗王，而是偶然事件下的无奈作为。萧绎虽对此子抱有偏见，但到底是骨肉亲生，不欲眼看平白赴死，所以配给兵力，一方面可使他建些功业，另一方面也可以作出勤王姿态。再反观他本人的亲征，就全然以功利为念了。萧绎率军从江陵出发，到了郢州武成便以等待援军为借口停下来，实际上并没有走出太远。

以陆路来计算，武成距离建康尚有五百多公里。太清三年（549）二月，侯景假意求和，诈为盟约，武帝下诏大赦，萧绎得到消息，随即便欲返回荆州。萧方等、王僧辩等人到达京师已是太清三年正月，萧绎出发更晚，可知他在武成驻扎的时间并不长久，此足见他的所谓勤王只是表面姿态，全然不以父兄朝廷为念。

从种种迹象来看，萧绎毫无实际意义的劳师兴兵的举动，大概一来是为了应付朝廷，二来是为了塞天下耳目，以防日后落得不忠不孝的骂名。他驻兵郢州，远远隔岸观火，若朝廷顺利灭贼，他尚有些许勤王之功，若侯景破城，他便可以顺势借讨逆为名逐鹿中原，真可谓进退皆得其宜。所以当交战双方停战约盟，天下事看似粗定，萧绎便旋及退兵。

随后台城陷落，武帝身死，他坚决否定新朝廷的合法性，迅速向诸藩开战，其姿态由过分消极遽转向过分积极，则他对于形势的判定，对于立场的选择，早就心有定数。在萧绎的极度功利化的图谋中，大概侯景之乱非但不是坏事，反倒是前所未有的机遇。萧贲所言不仅戳中了萧绎的隐秘，且表明了相反的“政治立场”，此所以引来杀身之祸。

其实当时勤王的诸藩中虚与委蛇之辈不在少数，在萧绎停兵武成的同时，又有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驻于相距不远的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阳王萧慥驻于西峡口（今湖北省宜昌市境），名为等待援兵，实为观望局势伺机而动。萧誉是昭明太子萧统第二子，萧慥较为疏远，宗法上为桂阳简王萧融嫡孙，血缘上则属长沙一支。侯景和而复战，正是认清了诸王侯不肯尽力勤王而各怀鬼胎，因而没有了后顾之忧。

湘东诸王拖延不战导致了更坏的结果，原本奋战在前线的各地方军渐渐也滋生了怠惰和异心，“（邵陵王萧）纶及临城公大连深相仇怨，大连又与永安侯确有隙，诸军互相猜阻，莫有战心”。萧纶本是战事初开便致力抗敌的藩王，竟也沦得被部属所讥：“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万一不虞，殿下何颜自立于世”；被中枢所责：“陛下有邵陵，……不忠不孝，贼何由平！”。

宗室藩王尚且如此，更遑论他人，梁京防卫之战所以失败自在情理之中。在萧梁近宗之中，湘东等人尚且有出兵勤王的姿态，武陵王萧纪作为最得武帝宠爱的皇子，在父兄限于危难之地，宗庙社稷隳堕沦灭之际，竟然丝毫不为所动，足可见王朝在宗室政策、宗法礼制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