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治天皇以及战前天皇的实际权力，国内经常有两种极端误解：一种认为天皇跟中国皇帝一样，是“绝对君主”，必定“乾纲独断”，无人反对；另一种认为他是英国国王一样的“虚君”，虽然坐在皇位上，但“统而不治”，具体事务完全交给各路政治家。

应该说，两种理解都有道理，却也存在共同的问题，即认为睦仁本人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事实上，无论睦仁还是后来的大正天皇嘉仁、昭和天皇裕仁，其权力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身边的顾问团体——“宫中”集团共同存在。

描绘西南战争的浮世绘

所谓“宫中”集团，狭义上说是担任过“宫中顾问官”职位的官僚，但广义上讲，是以明治天皇身边的“侍补”（帝师）群体以及天皇本人信任的一些非主流派高级军官组成的政治团体。在探察近代日本历史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宫中”集团。一来他们在后世人眼里赶不上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些位于前台的政治家有名，二来他们的作用并没有写在各种已经问世的历史书籍或通俗小说里，而是深藏在他们本人的日记或宫廷记录里，研究深度不足者很难触及。

那“宫中”集团都有谁呢？首先要从一个叫元田永孚的人说起。

元田永孚

元田永孚是熊本藩的武士，自幼热爱儒学，成年后受到水户藩儒学的影响，希望能够以鼓励“实学”的方式推动国家改革。明治维新后，年过五旬的元田永孚开起了私塾，由于他的儒学知识极为丰富，明治四年（1871）五月，在明治政府掌权者大久保利通的保举下，元田永孚出任宫内省“侍读”，为睦仁讲说《论语》《日本外史》等各类儒学与日本国学经典。不知不觉中，他渐渐成为睦仁身边的得力帮手。

1877年8月29日，在元田永孚的建议下，宫内省新设“侍补”一职，负责“君德辅导”，即睦仁的日常教育，到1878年3月，共有10人成为“侍补”。这些人并不是等闲之辈：一等侍补有前文提到的宫内卿德大寺实则，有深度参与幕末政治的维新志士吉井友实（萨摩）、土方久元（土佐），三等侍补还有原佐贺藩主锅岛直彬。之所以让这么多人充任“侍补”，主要是天皇睦仁逐渐成长起来，大久保利通需要有一个可信赖的工作团队围绕在睦仁身旁，频繁接触、辅导天皇，帮助天皇解释政府提案，确保天皇不会有什么出格之举。日后，大久保利通还准备就任宫内卿，让自己成为连通政府与天皇的管道。

大久保利通

但始料未及的是，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他的死不但标志着明治维新初期的“明治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也导致本已走向平衡的政治结构重新分裂：行政权方面，大久保利通的衣钵由伊藤博文等人继承，但在宫内方面，却是由“侍补”掌握着明治政府与天皇睦仁之间的沟通渠道，他们也开始着眼于利用这种权力增加自身对国家政治的主导权。大久保利通建立起来的这个工作团队，不但没有限制天皇，反而成了天皇的左右手。

就在大久保利通去世后两天，元田永孚等5名“侍补”立刻提议，要求实现“天皇亲政”，睦仁也回应“各方奏报事宜甚妥，从今以后（朕）应多加注意”，这等于是对明治政府明确表示自己想要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的意图。为了稳定局势，5月18日，伊藤博文接受“天皇亲政”的提案，允许“侍补”旁听内阁会议。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高层政治的主要矛盾便是伊藤博文等希望规范皇权、建立宪法体系的政治家与睦仁身边的“宫中”集团之间的矛盾。

佐佐木高行

很快，睦仁第一次主动干预政府人事任命。他想让身边的一等侍补佐佐木高行出任工部卿（主管工业）。佐佐木高行出身于幕末土佐藩，少年时代修习儒学与国学，曾与幕末名人坂本龙马一道参与促成“大政奉还”。明治维新后跟随岩仓使节团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司法制度。结合明治政府组建以来采取的激进改革，再结合大久保利通遇刺的事实，佐佐木高行认为维新改革进展太快，应该重视“王政复古”理念，开一开倒车，把车开回到上千年前的“天皇亲政”时代。正因如此，伊藤博文并没有听从天皇的指令，拒绝让佐佐木高行成为工部卿。

为了不让“侍补”捣乱，明治政府做出调整。1878年12月开始，政府邀请天皇在每周一、三、五3次“临御”内阁会议，明治政府高级官员可以在一周里3次面见天皇；1879年4月，政府确定“御前议事式（章程）”，规定天皇可以“亲临内阁或在宫中召见大臣、参议”。既然“侍补”是介于天皇与明治政府之间的纽带型人物，那么加强天皇与明治政府高级官员之间的强人际关系纽带，就可以不让“侍补”这个中间商赚差价。

伊藤博文

感受到压力后，元田永孚在1879年7月孤注一掷地起草了一份《教学圣旨》，抨击明治政府推行的教育理念一味追求“文明开化”，搞得“舍本逐末”“伤风败俗”，要求重新在教育中加入“道德之学”、培养民众的“仁义忠孝之心”。当时明治政府正在推动新的全国性教育法令，一旦这份《教学圣旨》得到首肯，元田永孚就能以天皇权威压制明治政府，继而提升“侍补”的政治地位。

怎知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伊藤博文也毫不手软，立刻撰写反驳文章《教育议》，从正面批判元田永孚：“政谈之徒过多，绝非国民之幸福……盖现今之书生大抵出于汉学学生之种子，汉学学生往往开口即谈政理，攘臂而论天下之事，然而转其读及洋书，却无法静心研磨，屈节而从事百科……喜议空论，滔滔成风……今应矫正其弊”。

面对“侍补”与明治政府之间的争斗，睦仁仍是选择支持明治政府。一来教育理念的推广与国家教育制度的构建之间并不矛盾，放手让伊藤博文去建立教育制度，也便于日后推广有利于自己的教育理念；二来睦仁成长于深宫，也不太懂得如何在一个官僚体系中运作一份法案，贸然发布一份“圣旨”级别的文章很容易降低自己的权威。于是他废除《教学圣旨》，同时批准伊藤博文在9月26日发布第一次《教育令》。

睦仁

对此，元田永孚气愤不已，一气之下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明治政府通过自己的提案。这是很不明智的，“侍补”虽然伴在天皇身旁，但毕竟是宫内省的一个官职。明治政府也不含糊，不仅允许他辞职，还在10月13日直接废掉“侍补”职位，所有担任“侍补”的官员不得不另谋出路。

当然，睦仁也不会不管他们。虽然睦仁没办法阻止明治政府废除“侍补”，但不代表他没办法留住这些人。10月20日，睦仁召见了元田永孚、佐佐木高行等数位原来的“侍补”，告诉他们虽然侍补废官，“心中所想仍应无虑上达天听”。随后元田永孚留任为“皇后府大夫”，继续留守皇后身边，进而与天皇睦仁建立联系。至于其他离开皇宫的原“侍补”也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如佐佐木高行离任半年就充任元老院（国会参议院的前身）副议长之位。这些人虽然一时被赶出皇宫，但各自也获得了新的政治力量，待到他们的力量重新结合，天皇睦仁手中的政治势力就会更加强大。

1878年至1879年的“天皇亲政运动”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效果，却让天皇获得了一批拥有实际权力的旧维新志士。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宫中”集团将给伊藤博文等主流政治家造成巨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