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聿温

1971年6月3日，林彪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涉及空军两架飞机出逃。一架是林彪专机256号三叉戟飞机，最后坠毁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机上9人全部死亡。另一架是专机师3685号直升机，最后出逃未遂，迫降在北京怀柔北部山区，机上1人被枪杀、2人自杀、2人活了下来。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出逃。紧接着，还有一架3685号直-5型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出逃，目的地是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但是，由于飞行员陈修文等的英勇搏斗，直升机出逃未遂，迫降在北京怀柔县（今怀柔区）沙峪公社的一片河滩上，从而截获了一批武器、秘密文件和军事地图，并留下了活口，这才使林立果的惊天阴谋得以暴露于世。在这起直升机事件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陈士印、陈修文等人。最终结局令人震惊：周宇驰、于新野畏罪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活了下来，后被判刑；陈士印被审查后安排转业；陈修文被周宇驰枪杀，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战士”光荣称号。那么，3685号直升机出逃未遂事件的前后经过是怎样的呢？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京到南方视察，一路找各地干部“吹风”，为解决林彪问题造舆论、作准备。

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谈话的矛头直指林彪、叶群、林立果，有些话说得很重，听到的人无不惊出一身冷汗。毛泽东再三叮嘱，对他的话要保密，不许外传，更不许往北京传。但是，到9月5日晚，毛泽东谈话的内容还是有人密报给了林立果、叶群和林彪。得到密报后的林彪、叶群、林立果，恐惧和恼怒的反应可想而知。

毛泽东此次到南方视察，时间安排原定在杭州、上海多待些日子，到国庆节前回北京。叶群也正是这么估计的。她对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说：“毛主席跑了一路，一定很疲劳。可能在杭州休息一段时间，国庆节前回北京。你要注意掌握毛主席的行动，及时报告。”孰料毛泽东一反常态，出其不意，于9月12日提前离开了上海，在上海也没下专列，回京前更是谁也没告诉，连周恩来都不知情。

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打乱了林立果的反革命部署。当时他正连续三天，在北京“小舰队”据点里策划如何暗杀毛泽东。听说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谋杀落空，经和叶群电话密谋，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把周宇驰、江腾蛟、于新野、王飞、李伟信等“小舰队”骨干成员召集到空军学院据点策划南逃。林立果说：“情况紧急，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同你们谈谈。”周宇驰分析了形势，决定晚上进一步开会，研究第二天即9月13日南逃广州的行动方案。林立果布置完这些，便于当晚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去见林彪、叶群。

根据林立果的授意，周宇驰他们拟定了南逃广州的计划。

林立果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当晚8时多在山海关机场落地。他走进驾驶舱，对机组人员说了这样一番话：“明天林副主席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战士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大家！”

按照林立果的部署，如果不出意外，9月13日上午，林彪、叶群和大小“舰队”成员，将乘飞机前往广州。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偏偏出了意外。意外的起因，是周恩来查问和封锁256号三叉戟飞机。而周恩来的动作，则起源于林立衡（豆豆）的报告。

林立衡是林彪、叶群的女儿，但母女二人历来不和，关系极为紧张。此前，当林立衡听说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叶群在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正在写检讨，且屡屡不过关时，竟有些解气地说：“主任（叶群为林彪办公室主任）干的坏事太多了，也应该整整她了！”

林立衡和叶群的恩怨说来话长，这里不去过多涉及。问题是当叶群9月5日得知毛泽东南方视察谈话的密报后，惶惶不可终日，开始在林彪面前哭哭啼啼，继而和儿子林立果密谋，决心铤而走险，并为一旦不成功就出逃作准备。9月7日，在她的严令下，林立衡和正在谈恋爱的张清林立即飞到北戴河。

12日晚，她又安排林立衡和张清林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林立衡强烈反对下，才改为订婚仪式。而神秘消失了几天的林立果，也对外以“赶回来祝贺”为由，出现在北戴河林彪别墅。此前几天，林立衡听了林立果关于谋杀毛泽东、策动政变，实在不行就跑到广州或苏联去的打算后，曾苦苦相劝，但林立果听不进去。于是林立衡便开始在林彪警卫人员李文普、刘吉纯和内勤人员陈占照、张恒昌等人中放出口风，说叶群、林立果图谋不轨，到时候要将林彪“弄走”，请他们注意防范，一定不要让林彪上飞机。由于林家成员间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叶群曾散布过“豆豆精神不正常”的舆论，出于纪律和政治、生活常识，这些人当然对林立衡放出的口风不予相信。

9月12日晚，林立衡得知林彪、叶群、林立果要“跑”的消息后，就报告给了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要求他们阻止林彪上飞机。8341部队负责人开始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层层上报到北京。周恩来听到报告后，立即向李作鹏、吴法宪查问256号三叉戟飞机情况。当听说飞机飞到了山海关，发动机出现故障后，周恩来先后指示：飞机修好后马上回京，不准带任何人；飞机如果起飞，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同意才行。

深夜11时半，周恩来又打电话给叶群，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劝叶群不要起飞。最后，周恩来甚至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而且，周恩来已经让吴法宪给他准备一架去北戴河的飞机了。周恩来的这一通电话，让心中有鬼、做贼心虚的叶群心惊肉跳。敏感的她以为周恩来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而且，她知道周恩来在查问和封锁256号专机，觉得再不逃跑，就跑不成了。于是，经与林彪、林立果密室面商，决定事不宜迟，立即连夜出逃！

林立果和林彪、叶群放弃南逃，改为北窜，是仓皇中决定的。他打电话告诉周宇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周宇驰可不是林彪，没有专机可供外逃，只有绞尽脑汁运用欺骗手段，弄一架直升机逃命。

本来，周宇驰已经学会开“云雀”直升机，但是所有“云雀”直升机都停放在西郊机场。他知道当时西郊机场已被控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正在那里坐镇指挥，他不敢前去，只有另外打空军沙河机场的主意。

1966年底，林立果与叶群、林豆豆、吴法宪（左一）合影

周宇驰想到了直-5直升机，想到了他的教员、副大队长陈士印。

陈士印1964年7月从空军六航校毕业后被分到专机师3团，在里-2飞机上完成全面技术训练之后，又到新成立的直升机团（4团）改飞直升机。他于1967年5月到法国学习“云雀”直升机驾驶技术，不久晋升为中队长，又很快晋升为副大队长，年龄尚不足30岁，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9月13日凌晨1时多，已在西郊机场军人招待所熟睡的陈士印被招待所工作人员叫醒去接电话。陈士印只穿裤头跑到值班室接听，原来是周宇驰打来的。空军党办副主任、林立果的红人周宇驰1971年4月开始学开直升机，陈士印是其教员。

周宇驰问：“直-5飞机能飞多远？650公里行吗？”

陈士印回答：“没有副油箱不行。一般的直-5飞机只能飞350公里，带上副油箱加满油可以飞700公里。”

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你在那里等着，我让于新野去接你。”

陈士印也认识于新野，知道他是空军党办的处长，林立果的红人。很快，陈士印便被于新野的汽车接到相距不远的空军学院小楼。周宇驰拿出林彪手令让陈士印看。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上，用红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此前， 9月8日，林立果由北戴河回京的时候，一进西郊机场候机室的门，就把手令让分管专机工作的时任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的胡萍看过。胡萍是空军第一个看到手令的人。

周宇驰神色冷峻，对陈士印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我们要赶快到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你送我们一下。”

陈士印听了，心头一紧，面露难色：“我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了，没有把握。”他说的是实情，自从改飞“云雀”直升机后，他就不大飞直-5了。周宇驰拉下脸来，晃着林彪的手令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担风险。”

陈士印赶紧解释：“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样更保险。”随后又问：“这事要不要给胡（萍）副参谋长说一声？”

周宇驰说：“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对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

陈士印突然想起自己的航行资料都在西郊机场的飞机上，便对周宇驰说：“我没有带图囊（飞行资料），怎么办？”

周宇驰说：“没关系，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陈士印遂不再言语。

13日凌晨1时40分左右，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带着陈士印，坐小汽车离开空军学院，风驰电掣般直奔沙河机场。

汽车开到沙河机场后，先是把汽车上准备带走的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拉到3685号直升机旁边的停机坪上，然后周宇驰和陈士印回营房找人。

陈士印来到空勤楼，先敲团长家的门。由于后半夜人们都在熟睡中，没有敲开。在周宇驰的催促下，陈士印直接到飞行员集体宿舍，摸黑进门，叫醒了飞行员陈修文。陈修文是4团3大队8中队中队长，德才兼备，与陈士印在直升机上一起执行过多次重要专机任务，彼此了解。

陈士印小声说：“有紧急任务，快起来！”陈修文迅速起床，跟随陈士印下楼，上了周宇驰驾驶的汽车。“云雀”直升机属于7中队，直-5直升机属于8中队。周宇驰学习驾驶“云雀”直升机，训练中免不了和陈修文常见面。在汽车上，陈士印向陈修文介绍了周宇驰。周宇驰打开车灯，让陈修文看了林彪手令，然后说：“有紧急任务，要绝对保密。”

随后，周宇驰又命陈士印去找3685号直升机的机械师。机械师被叫醒后，一听说有紧急任务，便迅速穿好衣服，一同下楼，看到陈修文也在汽车里。周宇驰打开车灯，也让机械师看了林彪手令，并说：“我们马上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必须立即起飞，你去办个交代。”

周宇驰开车先把陈修文、机械师送到停机坪，然后开车和陈士印去找人给飞机加油。由于开油车的战士回家了，连长亲自值班。连长知道周宇驰是“二号楼”（周宇驰学飞行时住在“二号楼”）的首长。周宇驰用同样的办法骗过了连长，连长开着加油车为3685号直升机加满了油。

在加油过程中，周宇驰又开着汽车和陈士印找到沙河机场调度室主任，用同样的方法骗取了调度室主任为3685号直升机顺利放飞。

这一切，都是因为周宇驰的职务，头上有光环，和部队熟悉，而且有本团大队领导陪同，更重要的是，周宇驰有林彪“手令”这个尚方宝剑。

周宇驰一系列欺骗手段一一得逞。13日3时15分，3685号直升机在茫茫夜色中起飞了。

林彪专机256号三叉戟机于13日凌晨1时50分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越国境后，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随即下达了“禁航令”（又叫“禁空令”“净空令”）。

“禁航令”的内容是：“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出于策略考虑）、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

据当时在空军指挥所值班的参谋朱秉秀的详细记录：从1时56分到2时20分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航令”传达完毕。传达的范围是各军区空军和民航局，以及专机师。

空军和专机师两级指挥所有如下记载：

2时，吴法宪向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传达了“禁航令”。随后，时念堂将“禁航令”传达给了胡萍、马兰藻（专机师政委）、龙振泉（专机师参谋长）。

2时25分，时念堂叫师作战科值班参谋向所属团传达“禁航令”，但传达有遗漏：直升机团只有政委在2时30分听到了“禁航令”，负责飞行的团长和沙河场站调度室均不知道有“禁航令”。周宇驰在3时15分一度起飞得逞，就是侥幸钻了这个空子。

然而，沙河机场警卫连夜间站岗的战士何祖军，虽然不知道有“禁航令”，但哨兵起码的警惕性却让他作出了正确选择。3时，他看到有飞机要起飞，而且以“任务紧急，注意保密”为借口不办理正常签字手续，便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团值班参谋。值班参谋将情况很快报告团长，团长立即打电话询问调度室与警卫连。警卫连连长感到情况紧急，来不及穿衣服和找人，穿着裤衩背心独自冲出连部，抓了辆自行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提手枪，拼命蹬着自行车往前冲，并挥舞着手枪高喊：“3685没任务，扣车扣人！3685没任务，扣车扣人！”但是为时已晚。

时念堂师长闻讯，立即快步登上位于楼上的调度室，用直通话机命令沙河机场向空中发射信号弹，要飞机着陆。

正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指挥中心为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急得团团转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一听说又有一架直升机飞走了，气急败坏，骂声不断。他赶紧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果断命令：决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派出歼击机拦截，拦截不住就坚决打掉！

3时40分，受周恩来派遣，已经到空军司令部指挥所坐镇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北空负责人传达命令：总理指示，要把这架飞机拦截回来，实在不行就坚决打掉！

紧接着，受周恩来派遣，在西郊机场指挥中心坐镇的周恩来警卫秘书杨德中也向北空负责人传达了同样的指令。

于是，张家口北空航空兵部队的两架歼击机起飞升空。然而，无论地面雷达如何引导，塔台指挥员如何指挥，歼击机却一直没有发现直升机目标，最后无功而返。

随后，遵化、杨村机场又多批次起飞多架歼击机实行拦截，都没有发现目标。

北空担负地面防空的高炮某师接到了击落直升机目标的命令。4时59分，雷达部队向指挥所报告：“目标”进入炮团火力范围，指挥所的标图版上出现了最佳射击时机。师首长发出作战命令：“可以射击！”谁知，阵地上火炮发生故障，指挥仪无法指挥引导，竟然没有一门火炮打出哪怕是一发炮弹。5时3分，“目标”飞离作战空域，脱离火力范围。

这些不堪的战备状况，都是“文革”期间部队军事训练遭受极左思潮干扰破坏的真实写照。不过，这次失败的战斗，却客观上保存了直升机上的罪证。试想，如果256号三叉戟机坠毁了，3685号直升机再被击落，人证与物证统统毁灭，事件真相岂不成了千古之谜？

周宇驰在秘密进行驾驶直升机的飞行训练

3685号直升机由于停放在离跑道北端较近的地方，因此飞机是向北起飞的。

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的位置上，陈士印坐在右边副驾驶的位置上。右座后面加装了一个领航员的位置，座位要高出飞行员半个身子，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周宇驰就坐在领航员位置上，头上同飞行员一样也戴上了耳机。

起飞是陈修文驾驶的。夜色中，直升机上升到一定高度，按照北京飞山海关的航向开始在继续爬高中右转弯加入航线。这时速度小，转弯半径也小。

在陈士印和陈修文的潜意识里，是前往北戴河执行紧急任务，因为林彪在那里，这不是秘密。但对于周宇驰来说，尽管用欺骗的方法很奏效，但因为是叛逃国外，就一定要说出航向。

“航向320度！”周宇驰命令陈修文。

“320度？不对吧？！”陈士印对周宇驰发出疑问，转而对陈修文说：“110度！”这是从沙河机场飞北戴河的航线中飞向第一个转弯点的航线，陈士印非常熟悉。

“320度！”周宇驰冷冷地、非常肯定地再次命令。

陈修文看到周宇驰与陈士印发生争执，就有些急躁地说：“我到底听你俩谁的？”

陈士印很直白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为什么要飞320度？这个时候上张家口、包头方向干什么？”

周宇驰知道此时已无法继续隐瞒了，自己所说的航向已经引起怀疑，于是干脆挑明：“去乌兰巴托。”

陈士印听了一愣，说：“我没有航行资料。”周宇驰说：“我有。”说着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陈士印接过来，有意展开。他和陈修文都清楚地看到了地图上标有一条明显的红线——一头是北京，另一端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中间经过乌兰巴托。

乌兰巴托是蒙古国首都。当时，中蒙、中苏关系紧张，均处于敌对状态，去乌兰巴托，难道是……？

这时，耳机里传来沙河机场的呼叫，但周宇驰坚决制止飞行员同地面联络。

陈修文和陈士印此时已经大体明白了什么。他们彼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地同周宇驰展开了巧妙周旋。在飞行过程中，陈修文、陈士印与周宇驰不时发生争执。陈修文趁机手按发射按钮说出“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的话来，被张家口机场调度员清楚地听到了。

陈修文说：“外面发现小飞机拦截！”陈士印趁周宇驰向外观察的当口，手疾眼快，将指示飞机飞行航向的罗盘上的着陆标志，向相反的方向旋转了180度，从原来指向320度的位置一下子调到了140度的方向，由原来指向西北改变为指向东南。也就是说，陈士印在罗盘上做了手脚，以蒙蔽周宇驰。与此同时，他示意陈修文掉头转弯。陈修文心领神会，采用平时很少用的带侧滑的转弯办法，即多用舵少压杆，这样转弯的特点是飞机的倾斜小，不容易被发现。

尽管如此，但周宇驰毕竟不完全是外行。他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共飞了66个飞行日，75场次，184个小时，初步学会了“云雀”直升机的基本驾驶技术，也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空中领航知识。虽然和专业的飞行员比起来，他这点技术和知识只能是一点皮毛，但没多久，还是被他发现了“名堂”。周宇驰恶狠狠地问：“飞机怎么转弯了？”陈修文平静地回答：“外面飞机拦截，必须机动飞行。”

4时16分，3685号直升机返航了。4时50分，3685号直升机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很快，经过八达岭上空，远方北京市的灯火在闪烁。这时，周宇驰突然明白过来，暴怒地把头上的耳机取下来摔在一边，大呼上当，并绝望地叫喊：“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就打死你们……”这时，他凶神恶煞般地掏出了手枪。

3685号直升机面临的境况，与256号专机完全不同。首先，飞机上没有必须绝对服从的上了党章的“副统帅”。其次，驾驶舱内力量对比，是二比一；所不同的是，周宇驰手中有枪，而陈修文、陈士印赤手空拳。但开枪意味着同归于尽，不到万不得已，周宇驰也不会走这一步。再次，双方都明白，油料即将燃尽，飞出国境已绝无可能。剩下双方所拼的，就是意志和胆量，心理素质和命运抉择了。

3685号直升机飞临西郊机场上空，陈修文操纵飞机要落地。周宇驰歇斯底里地恐吓，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声称要敢落地，就同归于尽。在离地面100多米时，陈士印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强行把飞机重新摇摇晃晃拉了起来。

周宇驰用手枪顶着陈修文的头部，咬牙切齿地喊：“飞钓鱼台！”他要临死前制造一起重大政治事件，作困兽之斗。但陈修文岂能让他的疯狂之举得逞，于是毫不理睬，驾驶直升机一直往北飞。此时黎明已经到来，飞到怀柔县沙峪公社上空后，陈修文选中一片河滩，盘旋了两圈，目的是把航油耗尽，同时吸引来更多的群众。

至此，周宇驰的出逃阴谋已被彻底粉碎了！

一路上，陈修文逐渐认清了周宇驰的叛徒嘴脸和罪恶阴谋，胸中积蓄了无尽的怒火。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劫机歹徒作殊死搏斗！

当直升机盘旋两圈，降落到离地面只有30米时，陈修文稳住驾驶杆，敏捷地将座椅下的防火开关猛地提起，切断了油路。用这种切断油路的方法关机，不但可以防止飞机着陆时起火，而且在没有地面设备的情况下，飞机就不能重新起飞。

飞机在空中紧急停机了。与此同时，陈修文扭头向陈士印使了个眼色，突然转身，张开铁钳般的双手，饿虎下山般向周宇驰猛扑过去。他要制服这个凶恶的劫机犯！周宇驰被这突然的攻击吓呆了。他惊叫着，颤抖着，扣动了手枪扳机。子弹穿过陈修文的胸膛，他慢慢倒了下去。周宇驰虽然枪杀了陈修文，他自己也瘫倒在驾驶舱里。陈士印连忙操纵飞机落了地。

时间，是9月13日清晨6时40分左右。

后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慌忙钻出飞机。李伟信一眼就看到前舱一个飞行员的头已经倒在风挡玻璃上。于新野下飞机后，气恼地朝驾驶舱打了一枪，子弹从陈士印的腰部贴着肉飞过，将里外两件衣服击穿了4个洞。陈士印顺势装死躺下，脸上溅上了鲜血。原来，这一枪正好打在周宇驰的左手腕上。周宇驰忍痛骂道：“为什么乱开枪？打着我了。”只见周宇驰浑身是血爬出飞机，恶狠狠地对于新野、李伟信说：“那个飞行员故意制造罗盘故障，实际离北京没多远，我把他打死了！”

三个人顾不上其他，急忙离开飞机逃命，慌不择路地钻进了一片玉米地。但这时天已大亮，从四面八方传来民兵和群众“抓特务”的叫喊声。他们被包围了。

周宇驰绝望地说：“看样子走不了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周宇驰掏出林彪手令撕碎，扔在地上。于新野也掏出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撕得粉碎。周宇驰长叹一声，说：“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你们不怕，都自己死！”

一阵沉默过后，于新野说：“还是自己死，你喊一二三，咱们同时开枪。”李伟信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还是自己死。”

周宇驰点了点头。三个人都席地坐好，举起手枪，瞄准自己的太阳穴。周宇驰有气无力地喊道：“一、二、三！”

三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眼一闭，朝天放了一枪。

毛泽东、周恩来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处置3685号直升机事件。因为9月12日毛泽东回京后抵达丰台，在专列上召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等谈话，说了这样的话：“吴德有德”“吴忠有忠”。

9月13日早晨出早操前，不到6时，吴忠打电话给卫戍区3师师长张良友，说怀柔北部山区有一架空军直升机要迫降，要他立即派人前去处理。具体迫降地点，吴忠没有讲，也并不十分清楚。张师长立即派副师长胡世寿带人前去，并且交代说：机上人员要是活的，不能让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对直升机上的东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决不能让空军搞走。张师长的这些交代，显然是吴忠司令员的指示。

接到命令后，胡世寿副师长立即叫人通知就近的7团派一个武装连，紧急到怀柔北部山区去。他和司令部坦克科参谋杨景庭，则乘一辆嘎斯69汽车紧急赶去。

当他俩到了直升机迫降现场，发现飞机迫降在时令河的河滩上。这是一块四面环山的小盆地。7团的武装连还没有赶到，现场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他俩走近直升机，看见一个飞行员（陈修文）歪倒在驾驶舱里，又察看了附近玉米地里，发现躺着两具尸体（周宇驰、于新野）。胡世寿问现场的村干部有没有活人，众人七嘴八舌地说：“有两个活人，一个到了沙峪，一个到了渤海所（有名的大村）。”胡世寿把现场交给民兵看守，又布置部队切断两条公路，防止空军来抢人和武器，然后赶往渤海所。

9时左右，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刚来到渤海所，简单听取情况汇报后，立即指示开架指挥所，与人民大会堂建立电话专线，保障吴忠司令员来电畅通。

这时，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来了。他是根据总政主任李德生指示来了解情况的。胡世寿根据吴忠指示，告诉他：我们是看管犯人，保护好现场，没有提审犯人的权利，无情况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远距离观看，不可以进到现场。徐部长看了看外部情况，提出要回去。胡世寿让一位叫李友清的副连长把他送到团部休息，要团长热情接待，实际上是把他“软禁”起来。因为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搞不清这位徐部长是真是假。

几乎与此同时，空军沙河机场警卫连连长带全副武装的一个班来了，说要了解直升机的情况。因为直升机是空军的，是沙河机场的，无论沙河机场、专机师还是空军司令部，到现场了解情况天经地义。但胡世寿因有“尚方宝剑”，并未允许。他问这位连长：知道是什么事故吗？连长说不知道。胡世寿说：“一、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故；二、这个地区属于北京卫戍区的防区，友邻部队全副武装来，要事先联系或得到有关部门通知方可进入；三、你们莫名而来是不符合规定的，待我报告后再说。”他让空军的这个班把武器放下，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等于缴械。此时，正好7团卫生队一名军医带救护车来到现场。胡世寿便叫这名军医把空军这个班送到7团营房安排他们休息吃饭。实际上是把他们也“软禁”起来了。

11时左右，空军驻怀柔地空导弹部队某师政委带着陈参谋长来了，要进现场，也被胡世寿劝阻。僵持20分钟，人民大会堂传来周恩来指示：现场由北京卫戍区处理，让他们二人回去工作。

至此，卫戍区与空军的对峙结束。

胡世寿见了活着的李伟信和陈士印，简单问了几句。李伟信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等去乌兰巴托求援。胡世寿听后，大吃一惊，将信将疑。但他感到事态严重，根本不是一般的飞行事故，于是命令李伟信停止“放毒”。

9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刚传达完周恩来要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某师政委、参谋长回去工作的指示并送走他们，北京人民大会堂又传来指示：派两名得力干部把两名活着的犯人，即李伟信、陈士印安全押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直接交给司令员吴忠、政治委员杨俊生。

押送任务分别由卫戍区7团团长张前进、怀柔县武装部部长朱兆林担任。胡世寿特别交代：“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车，不能让空军把人抢走；第二，要绝对保证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断腿，决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卫戍区；第三，送到后你们直接回部队，掌握部队，做好战备工作。”

下午三四点钟，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传来指示：当晚把三名死者送到警卫2师医院的太平间。于是，胡世寿指挥9连连长李金虎上直升机，把陈修文遗体从驾驶舱搬下来；然后清查直升机上的文件、武器等，发现有三支冲锋枪、两支手枪，以及部分子弹；还有一大皮箱机密文件和军事地图，标有全国军队部署等。随后，胡世寿和5连战士清理现场，在不远处的玉米地里发现一地碎纸片，红铅笔写的白色纸。他们全部捡回，用信封装好，一并呈送卫戍区领导。

就是从这些碎纸片中，专家拼凑出了林彪的“九八手令”，后来它上了中央文件，被传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专家还拼凑出一封信，抬头是“永生”。中央碰头研究时，黄永胜故作镇定，说：“没有听说过有‘永生’这个人呀。”精细过人、已有怀疑对象的周恩来指示吴忠，再次搜寻现场，要仔细。次日，9月14日上午，胡世寿带5连1排再去现场，不巧13日夜里下了雨，增加了寻找的难度。但战士们采取拉网式，反复几次寻找，终于在泥地里找到了一小块湿纸片，上面有一个“月”字。这一拼接，发现这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也就是这次在北京卫戍区审讯中，李伟信交代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事。

话题回到周宇驰、于新野自杀现场。

李伟信放了空枪后，惊魂未定，明白自己已经陷入天罗地网，插翅难逃，于是只好走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村干部打电话投案自首。他是提着手枪找到村干部的，打电话投案自首时被民兵缴了械，然后被看管起来送到北京卫戍区。

后来，李伟信的名字上了中央57号文件，说他“被活捉”。对此，李伟信一直不承认“被活捉”，坚称他是“投案自首”，以求宽大处理。后来“两案”审判时，他的这一辩白被认可，量刑时给予了充分考虑。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陈士印装死躺倒后，被于新野误伤左手腕的周宇驰气急败坏，并且急于逃命，于是对他不再顾及。周、于自杀后，民兵包围了直升机，一位民兵副营长把几近瘫痪的陈士印连搀带背，弄到了生产大队部。陈士印打电话首先找到正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胡萍，报告了两件事：周宇驰劫持飞机叛逃，陈修文被打死了；飞机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公社，请立即派人来处理！陈士印一直在大队部等待，接近中午的时候，卫戍区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

陈士印被审查了7年，一度进了秦城监狱。他前后被关押10年，写了几次交代材料，一直等待组织结论。“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曾找他谈话，说：“小陈，你做得很对，能把飞机飞回来，既保存了飞机，又保存了大量的证据，将来回去以后还要继续飞行。”但纪登奎的谈话，并未落实。

后来，专机师给予陈士印留党察看处分。1981年12月，他接受组织处理，转业到老家沈阳一个机床厂工作，后来晋升为工程师，直到达龄后退休。

飞行员陈修文勇敢机智粉碎周宇驰、于新野等出逃阴谋的英雄事迹，得到广泛传颂。1978年12月，中央军委授予陈修文“忠诚战士”称号。1978年12月7日，空军领导机关在京隆重举行命名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从此，人民空军的英雄谱上，又增添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陈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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