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1942年，毛泽东与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从全国各地会集到延安。当时到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他们的立场还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也还需要一个从口头承认到思想上感情上彻底解决的过程。虽然这些问题不能说是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于抗战和革命事业毕竟是不利的，同时也妨碍了文艺本身在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毛泽东深知文艺对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在西北局面基本稳定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随后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简称“鲁艺”）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那些和毛泽东有过面对面接触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的言谈举止给他们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为深入了解当时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很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

以小说《八月的乡村》闻名的作家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和思想交流是比较早的，也可以说在那段时间是最多的。1938年3月，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毛泽东听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来到了延安，很想见见这位与鲁迅有过密切联系的年轻作家，就派自己的秘书去邀请萧军见面，但性情耿直的萧军竟婉言谢绝了。令萧军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萧军晚年回想这一往事的时候感到非常愧疚。他说：“毛主席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

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他主动找到毛泽东，而且与毛泽东开始了一段频繁的往来。1941年7月，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萧军晚年回忆：“我到毛主席那里去辞行，毛主席很奇怪我为什么要离开延安，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希望我坦率地毫无顾虑地告诉他。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另一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同时毛主席也劝说我，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

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与萧军的交流更频繁。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2年4月4日致信萧军：“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当时，萧军受毛泽东的委托，陆续将搜集到的文艺界情况材料送给毛泽东。4月7日写信约萧军在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而来。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4月13日分别致信萧军，欧阳山和草明，舒群，要他们代为搜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4月27日致信萧军：“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指《文艺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1987年5月11日，萧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难忘的延安岁月——读〈延安文艺运动纪盛〉随想》一文。文中写道：“5月23日开了最后一次大会，毛主席作总结发言，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界存在的各种矛盾，理顺了各种关系，如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群众的关系，源和流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及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爱与恨等等的关系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看法。毛主席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抓准了。”“事实证明，从那以后，大家都照着《讲话》的方向、道路和目标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丁玲

1936年9月，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的作家丁玲逃离南京，于11月抵达陕北，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欢迎。此后，她作为延安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活跃在文学创作的第一线，与毛泽东也有了较多的接触。然而，她于1941年10月23日发表的《我们需要杂文》，引来了关于“暴露黑暗”的争议，激起了不小的波澜。1942年3月9日，她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没想到引来更多批评，特别是来自抗战前线的将领如贺龙等人的激烈批评。4月初在丁玲参加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肯定了《三八节有感》有积极的一面。丁玲晚年回忆：“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

1941年春，著名诗人艾青等四位文化人冲破国民党重重岗哨的盘查，到达延安。毛泽东很快就接见了他们。艾青回忆：“初夏的一个夜晚，得到通知，我们在杨家岭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所生活的当代的杰出的人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蔼的身影与笑容。”

1942年4月，毛泽东给艾青写了一封信，说：“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艾青去了，毛泽东跟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这件事怎么办？艾青说，那就开个会，你来讲一讲。毛泽东说：“我讲你们能听我的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你讲的”。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一封信约他谈话。信中说，“前天所谈的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请你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毛泽东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画了圈。

艾青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以积极的姿态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他说，不但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大改造”，而且在文艺创作上也“起了很大变化”。

晚年，艾青回忆：“事隔几十年，国家和个人都历尽沧桑，变动太大了，许多事情都显得淡漠了。但《讲话》的一些基本原则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不易消失。例如‘面向工农兵’……”

2021年8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了《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文章写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在诗人何其芳笔下，1938年的延安，一切都是新的。”

文章引用的是何其芳的散文《我歌唱延安》中的一段。1938年8月，何其芳离开了成都，奔向延安。原本他只打算在延安停留两个月，写一篇反映八路军抗战的报告文学即返回成都继续教书。但延安火热的新生活吸引了他，更令他惊喜的是，到延安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这给何其芳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象。

40多年后，何其芳仍清晰地记得那次见面的场景和感受：“毛主席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张粗糙的、没有上油漆的小小的长方形的白木桌前。我们就坐在他对面。桌子和窗子垂直地放着。墙壁糊满了旧报纸。我们是经过外面一间窑洞式的屋子走进里面他办公的地方去的。就像现在可以看到的他一九三八年的照片一样，他有些瘦，但却很健康，充满了精力，黑色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我当时虽然是一个刚入伍的新兵，也像一个战士那样，立正着，举手致敬，等待我们伟大的领袖发出命令，交代我们去完成什么具体任务，然后奋不顾身地去坚决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59年，毛泽东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承担了这个任务。基本编成后，毛泽东要他写篇序文。1961年初，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中南海谈序文的修改。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是指1959年春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掀起的反华浪潮。他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何其芳回忆：“我们伟大的领袖对一个自己感到自己的弱点，缺乏信心的干部的鼓舞是异常感动人的。”

何其芳

何其芳于1977年7月逝世。去世前，他抱病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毛泽东之歌》。此部回忆录在他去世后作为遗作首发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上。他开篇写道：“我感到特别惭愧，也特别遗憾的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在世的时候，我不曾写出一篇《毛泽东之歌》。我是多少年都在想着，构思着这个题目，而且梦想能够写出这样的诗。”他写到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时候说：“我痛哭失声了。我哭得不能停止了。”“我看到毛主席的遗容，立刻就想起和他见面的情景，他多次接见我的情景。而以后，我却再也看不到他的笑貌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不能从他（那里）受到新的教育了。”

1938年春，在北平文学界小有名气的刘白羽毅然奔赴延安，并于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这样深情地回忆道：“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时，带着两肩尘土，一颗真心，踏破黄河两岸的冰雪，在这崎岖的小路上，第一眼看到延安，那一刹那间，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那是从黑暗中，第一次看到黎明的幸福的眼泪呀！是的，我们的庄严的、战斗的道路从这儿开始了。”

让刘白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到达延安的第三天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晚年回忆：“我终生难忘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我们站在门口等候，看见毛主席戴着灰布八角帽，穿着灰布军衣，踏着粗布鞋，沿着挤满行人的、延安中心的石板路，迈着大步向我们走来。当时毛主席面庞清瘦，目光深沉。我和主席紧紧握手时，我觉得主席的手那样巨大而温暖。我想到这是指挥铁流两万五千里、完成震惊世界的长征的巨手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可是面前的毛主席是那样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当我们围着毛主席坐在白木条凳上谈话时，他的和蔼的笑容、慈祥的眼神，总在鼓舞着你，使你感到无限亲切，让你想把心里的话都对他说出来。”毛泽东还问到他想做什么工作，刘白羽说希望到敌后游击区去。

使刘白羽感动不已的是，毛泽东一直记着他的这个愿望。1939年5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把刘白羽找去，告诉他有个机会去敌后游击区：陪同美国总统特使卡尔逊访问华北抗日根据地。刘白羽晚年回顾这件事的时候说：“如果说当我开始接近毛主席时，我只感到个人的幸福，多年之后，我反复想着主席对我的教诲时，我才深刻领会到这是无产阶级领袖对青年人的热忱关怀、培养和信任。是毛主席把我这个无知的青年引进无产阶级革命战斗序列之中。”

1940年，刘白羽回到延安，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当感到工作实在难做时，他首先想到向毛泽东倾诉。他在一个深夜不揣冒昧地跑到杨家岭找到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地倾听完他的诉说，对他说：“是呀，工作中会有困难，有时甚至很困难，甚至不被人理解。在我们党内，有时也会有委屈，有冤枉……”然后，毛泽东跟他讲了革命历程的曲折和艰难：“在中央苏区，王明路线打击了大批干部，有的被撤了职当战士，可是这些同志，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还是一步步跟着党走，跟着党干革命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刘白羽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担负着联络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他回忆道：“那段时间是我的人生、我的文学生涯的转折点，我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在《讲话》的指引下成为自觉的革命者，成为战士。”

2002年，进入暮年的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历史作证》。文章满怀深情地写道：“我是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还活下来的，还能动笔的人。我应当承担这个责任，为这段历史作证。”

以儿童文学见长的严文井在193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山寺暮》以后，于1938年5月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鲁艺文学系任教。延安的生活使他感到“延安，从清晨到黄昏，青年们的歌声响彻了山谷与河川”。但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严文井于2005年去世。有位中国作协负责人在严文井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撰文回忆他与严文井的交往。他在文中引用了严文井的两段话：“我从毛主席的窑洞里走出来，天已经黑了。我顶着星光往自己的窑洞走，你猜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要忘了，那时的我，是从白区来到延安的小有名气的作家，自负得很呀！可是当时我回想着和毛泽东相处的一幕幕，我心里说：这个人呀，现在他让我为他去死，我都干！”“其实他那天没讲一句马列，讲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态人情，他是百科全书，无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马列挂在嘴边上。但你事后细想，讲的都是马列呀，他把马列全融会到中国现实中啦！当时我就认定，跟着这个人干革命，革命肯定有希望！中国肯定有希望！”

2015年10月19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严文井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这位大师级的文学家，讲述他生前的故事，总结和研讨他的创作，其目的，也正是想从老一辈文学家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做好时代和人民要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做的答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又于5月30日在延安鲁艺球场对全：师生讲话。他指出：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到工农兵群众那里去。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要把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

此后，延安文艺工作者提出“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并身体力行，从而创作了一大批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且很多直到今天也是我们记忆中的经典之作。

张庚是1934年在上海入党的戏剧学家，1938年到延安后任鲁艺戏剧系主任。和广大学员一样，他来自城市。因不熟悉工农兵生活，演出的大戏、洋戏、古戏，在喜欢唱信天游、扭秧歌的陕北老百姓中遭到冷遇。老百姓听不来，看不懂，也不买账，这些文艺工作者感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

张庚本人一开始也认为，鲁艺戏剧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艺术教育，即主要是做提高工作的，其标杆也主要是来自外国的名剧。他那时认为普及和提高是两回事，在延安使普及和提高互相兼顾是不可能的。

张庚在学习了毛泽东的“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和“把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的讲话后，终于认识到：“毛主席从前（指文艺座谈会之前）告诉我们说，提高和普及应当在程度上分开又密切地联系起来。我们过去虽也讲联系，但在实际上强调了分开，我们总没有把这个提高和普及的关系正确地建立起来。”

鲁艺人决定从陕北民众最流行的扭秧歌入手，组织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令人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兄妹开荒》主要创作者和主演之一）去。”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地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从秧歌剧《兄妹开荒》到民族歌剧《白毛女》，是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张庚作为歌剧《白毛女》创作工作的总负责人，经常叮嘱创作者：“别的你们啥也不用想，你们就想着要中国老百姓爱听爱唱爱看就行了。”在创作中，除鲁艺开创了“集体创作”这种新模式外，还外延到与民众的密切联系。每幕剧初步完成后，都请鲁艺师生、干部群众观看并评论，边写作边排演边修改。张庚后来感叹：“《白毛女》这个戏的作用，的确是非我们的意料所及。”“正是应当遵照毛泽东同志‘文艺座谈会讲话’所指示的，从生活和民间文艺出发，来加以创造提高的。”最终，剧中音乐融合了北方民歌和传统戏曲，同时吸收了西洋歌剧音乐的表现方法，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味，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延安演到全国，演到国外，成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开山之作，传世经典之作。

《白毛女》剧本的主要执笔者贺敬之回忆：当年在鲁艺球场上，“我搬个小马扎坐在人群第一排，离毛主席很近”。在2021年12月接受采访时，他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使他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系统地认识，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让他感触最深。深入群众后，他曾仅用一天时间便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南泥湾》的歌词，不但深深地鼓舞了抗战中的全国军民，而且传唱至今。

后来被誉为“漫画界的国宝”的华君武，1933年赴上海求学后开始漫画创作。全国性抗战初期，他读了《西行漫记》后，感到“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于是他在1938年8月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在延安鲁艺任教并担任美术部党支部书记。

华君武到延安前已经在漫画界小有名气，但没多久他就发现，延安的老乡们看墙报时总是跳过他的漫画。华君武回忆：有一个小墙报，我们当时也偷偷地远远地看看老百姓看我们的墙报有什么反应呢。一看别的东西他还看一看，看到漫画他就不看了，就走了。为何出现这种现象，他一时理不出头绪。

1942年2月，华君武和另外两个漫画家在延安开了个讽刺画展，讽刺延安自己队伍中的人。正在密集调研文艺界情况的毛泽东，有一天也来看了。当日值班的华君武请毛泽东提意见，毛泽东只讲了一句话：“漫画要发展的。”华君武听后好长时间都没明白其中的内涵，也不好意思发问，直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泽东的讲话，经过几次讨论之后，才有所顿悟。华君武后来曾经这样说：“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漫画是有毛病的。”“我觉得我的漫画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把这些东西夸大了，有片面性；第二个就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抗战时期，你去画这些东西干吗？那个时候应该讲一致抗日。”

这年8月，毛泽东把那次办画展的华君武等三位画家请到枣园，就漫画的发展问题与他们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毛泽东从前几天《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华君武的一幅漫画谈起，说延安的植树搞得不够好可以批评，但是讽刺不能滥用。“要区别这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华君武回忆：“许多年来，我是按照毛主席讲的两个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来画漫画的。”

此后，华君武开始认真学习老百姓的语言，用老百姓熟悉的内容作为漫画题材，所作漫画很快有了质的飞跃，一度被称为能“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于很多不识字的农民，他的画作比社论的影响还大。解放战争时期，华君武还用画笔成功地塑造了蒋介石的漫画形象。也许是这一形象太有感染力了，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竟以“诬蔑领袖”的“罪名”，将华君武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的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嘴脸的漫画《磨好刀再杀》，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传世之作，在中国漫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晚年的华君武深情地说：“我在上海画的漫画，是高级知识分子看，这种画到延安去，老百姓不喜欢看，那么你要转变，这就是属于毛主席说的，要到生活里头去。这也是后来我追求的一个方面，假如没这些东西，我的漫画也不会这样。”“《讲话》给我的世界观以转折性的影响。从此，我有意识地使自己的漫画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能使他们喜欢是我最大的光荣。”“不到延安，没有党的教育，毛主席的教育，也就没有我的漫画，没有华君武的今天，这一点是感到非常深刻的。这是老话，但还是非说不可！”

2010年华君武去世，中国文联负责人在追思会上说：“华君武先生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一生追求漫画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形成了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动样式和丰富特色……为我们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提供了最好的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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