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这个时代名称，是从我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来的。“战国”这个时代名称，是因当时形成七大强国，连年不断产生战争。春秋、战国之际，是古代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动的阶段，又是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更是列国纷争、政局不断发生变化的时期。战国时代，生产力既取得重大的发展，科学技术又得到了光辉成就，文化思想界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学习祖国的历史，对于春秋战国这段历史很值得重视。 一些初学历史的青年，往往感到这段历史比较难学，一时很难掌握这方面的系统知识。第一，当前史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制度的变化，是从奴隶制变为封建制；有的认为是从不发展的奴隶制变为发展的奴隶制；有的认为是从封建的领主制变为地主制。对许多重要的历史现象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对各种制度的变革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异说纷纭，使得初学者感到很难适从。第二，这是个列国纷争、各方面不断发生变化的时期，不但从春秋到战国，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巨大的发展变化，而且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较大的差别。各个诸侯国的政治制度既不尽相同，春秋战国之际政治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也有差异。大国之间的战争十分频繁，战斗方式又有很大变化。各国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既有争权夺利的斗争，又有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使初学者感到头绪纷繁，不容易整理出一个系统来。第三，这个阶段的史料比较特殊。关于春秋史的史料，主要是《左传》和《国语》。《左传》被儒家列为经典，历代经学家对此所作的注释不少，要吸取前人研究的成果，正确理解它，并不容易。关于战国史的史料，主要是《史记》《战国策》《古本竹书纪年》以及诸子。《史记》所记战国史事、年代很多错乱。《古本竹书纪年》的纪年正确，但所存史料比较简单。《战国策》一书不纪年，而且所载权变故事和纵横家的游说辞，有些并不可信，因此，要充分掌握战国的正确史料，不免感到困难。 我们认为，这些困难在学习过程中是逐步可以克服的。我们要学好历史，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原理，掌握历史的系统的基本知识，掌握深入学习钻研的基本方法。学习春秋战国史，同样应该重视这三个方面。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种特长。“才”是指写作的能力，“学”是指治学的本领，“识”是指分析的见识。其中以“识”为最重要。当然，历史学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刘知几所说的“史识”，实质上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现在我们要掌握的“史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识”，才能分析历史的发展过程，才能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指明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为当前的现实政治服务。 当前史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的看法很分歧，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有些历史上的重大复杂问题，不是少数人能够在短时期内认识清楚的，或者由于原有史料的不够充分，或者由于对史料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和分析，仍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相信，经过不同意见的讨论，是会使得认识进一步提高，逐步求得问题的解决的。目前初学者对于古史分期，只能先采用一种说法，使自己学到的春秋战国史知识构成一个初步的体系。因为不采取一种说法，一下子想对多种说法兼收并蓄，是设法构成一种历史知识的体系的。不论范文澜《中国通史》所主张的由封建领主制变为地主制的说法，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和《中国史稿》所主张的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说法，在初学阶段，可以根据目前自己的学习情况，选取其中任何一种来作为学习的纲领。因为您有了这个纲领，才能把自己学到的历史知识贯穿起来，逐渐构成系统的基本知识。有了系统的基本知识，才能在这个系统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知识丰富起来。 要构成系统的基本历史知识，应该注意“直通”和“横通”两个方面。所谓“直通”，就是要注意时代前后连贯的发展变化。例如农业生产工具，春秋中期以前使用石器和少量青铜器，春秋晚期开始出现铁器，战国中期就比较普遍地推行韧性铸铁农具。又如土地制度，应该注意到井田制是什么时候开始瓦解的？到什么时候完全瓦解？名田制（以个人名义占有田地的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什么时候得到发展？只有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重要的发展变化，弄清楚线索，才能构成历史的系统的基本知识。所谓“横通”就是要注意左右联系的相互影响。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历史发展有一个总的趋势，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而发生变化，同时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因此经济、政治、文化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横通”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之间，了解其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我们在探讨学习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变革情况的时候，就该追溯所以引起这种政治变革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弄清其相互的关联。当我们在探讨学习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情况的时候，就该追溯所以引起当时百家争鸣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对每种学术思潮兴起和发展，也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找寻原因。惟有这样掌握“直通”和“横通”的历史基本知识，才能把历史知识真正学到手。因为这样得来的历史知识，就不是孤立的点，而是点、线、面结合的一个整体。要学好历史，专门靠死记硬背是不行的。死记硬背的东西不久就会忘掉。只有这样构成了“直通”和“横通”的系统知识，使许多历史事实结成一条线和一个面，彼此有联系，就比较不容易忘掉。这是在初步学习阶段必须对此不断下功夫的。 初学者在通过学习、构成初步的系统的基本知识的同时，同时，就该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如果不能系统地学好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就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掌握历史上“直通”和“横通”的关系，就根本没法构成正确的系统知识；遇到复杂的历史问题，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分析。我们学习春秋战国史的时候，应选读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只有在理论上弄通“直通”和“横通”的关系，才能把我们学到的历史知识组织成“直通”和“横通”的体系，成为系统的基本知识。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理论上的一条红线，才能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从纵横两个方面贯穿起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不是要把他们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历史现象的结论，搬到中国历史上来套用，而是要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得出我们自己学习研究的结论。例如恩格斯《马尔克》一文(1)，是分析、研究欧洲中世纪出现的一种叫做“马尔克”（或译作马克）的村社组织的，这和我国西周、春秋时期“井田制”所表现的村社土地所有制，时代和性质并不相同，但是我们通过学习，通过比较研究，可以从中学到分析“村社”的观点和方法，可以加深我们对“井田制”的理解。 当我们采用古史分期的一种说法，经过相当时间的学习，初步整理出来春秋战国史的系统知识以后，在加强理论学习和阅读史料的同时，就可以对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各家提出的不同说法，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比较研究，这样就能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春秋战国史的理解。如果通过比较研究，觉得自己原来采用的一种说法并不正确，就不妨放弃原有的说法，改用另外一种自认为合理的说法。如果觉得另一种说法也不够完善，需要作某些重要的修正和补正，亦未尝不可。这就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进步。关于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1955年，当我写成初版《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时候，把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是看作由封建的领主制转变为地主制的。接着，我对西周、春秋的社会历史开展进一步的研究，着重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以及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连同当时的重要制度如井田制度、乡遂制度、宗法制度等等；又进一步探讨了与这些制度密切相关的各种礼制。先后写成十四篇论文，在1965年汇编成《古史新探》一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经过这样十年的探索，我对古史分期问题改变了看法，确定西周、春秋是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是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同时我对西周春秋奴隶制的特点有了新的看法，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过程也有新的认识。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改写《战国史》的。新版《战国史》已于1980年出版。 二 我们阅读春秋时代的史料，要认清这些史料的性质。因为明了它的性质，才能被我们充分利用。古代各国都设有史官，史官的记载有记事和记言之分。记事的叫做“春秋”，记言的叫做“语”，还有记宗谱的，叫做“世”或“世系”。当时史官编写史书，目的在于吸取贵族统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便进一步巩固和维护贵族的统治，以供统治者作为借鉴，并用作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的。因此他们十分重视笔法，讲究用字的褒贬。现存的《春秋》，是春秋时代鲁国史官的记载，是编年体的大事记。后来儒家把它用作教本，逐渐编辑成三种解释《春秋》的书，就是所谓“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公羊传》和《榖梁传》，都出于战国时代一派儒家的传授，在西汉初期写定成书的。两书着重讲究《春秋》的“微言大义”，使得一部只有一万八千多字的大事记，被渲染成为孔子发挥其政治理想的理论大纲，二千多年来儒家长期作为“经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他们不注意历史事实，重视“微言大义”，把一字一句的用意讲得天花乱坠。我们今天学习春秋史，就必须恢复其史料的价值，跳出过去经学家的圈子。因此《公羊传》和《榖梁传》，对我们学习研究春秋史的用处不大。当然，其中极小部分涉及史事的地方，也还有史料价值。 《左传》是我们学习研究春秋史的主要史料，约十八万字。相传是和孔子同时的鲁国左丘明所作，并不确实。从全书内容来看，当是战国初年学者依据流传的春秋史料，整理加工编辑而成，不仅取材丰富，前后行文风格也一致，当出于一人的手笔。原来春秋时代称为《春秋》的史书，有两种体例，一种是编年的大事记，一种是记事体的，记述历史掌故，就是墨子所见到的《百国春秋》，《墨子·明鬼下》篇就引用有周、燕、宋、齐等国的《春秋》。这类记事体的《春秋》，原来出于“瞽史”的传诵。“瞽史”就是一种瞎眼的史官，善于说唱历史故事，常用琴瑟等乐器伴奏，也叫“瞽矇”。他们世代相传，反复传诵，演唱得十分生动。他们喜欢讲因果关系，作出种种预言，具有劝戒讽谏的作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左传》作者就是把这种《百国春秋》按年编辑，用来解释记事简要的鲁国《春秋》的，因而这部《左传》也很讲究因果关系，喜欢作出预言，不少地方讲到卜筮、占梦和星占，多数说得很是灵验。《左传》作者限于所能搜集到的史料，其中所记各国史事详略不一。叙述晋事最多，其次是鲁事和楚事，再次是郑事和齐事，更次是卫、宋、吴等国的事，最少是秦、越、陈、燕等国的事，最少是秦、越，陈、燕等国的事。《左传》一书为我们保存了很多原始的史料，确是学习研究春秋史的一部必读之书。 要阅读《春秋》和《左传》这样古老的资料，必须充分利用前人的注解，否则就不可能深入理解。汉代贾逵、服虔所作的注，已经失传，只有唐代孔颖达《正义》等书有引用的。清代李贻德曾广为采集而加以阐释，编成《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一书。现存最早的《左传》注解，就是收入《十三经注疏》的晋代杜预《集解》和唐代孔颖达《正义》。清代有不少学者补订杜预注，著名的有顾炎武、沈彤、惠栋、姚鼐、焦循、王引之、沈钦韩等人。梁履绳的《左通补释》，内容较富，收辑有前人和当时人的注释。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比较简要，收辑有杜预以外的旧注。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一部十分用力的大作，先由刘文淇写成第一卷，继续由其儿子和孙子写作，经过三代人，只完成了原计划的三分之二，注释到鲁襄公五年为止（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共一百四十多万字。书中除校勘训诂以外，对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名物，都作了详细考释，缺点是盲目推崇汉人说法，家派的成见太深。近人章炳麟《春秋左传读》（《章太炎全集》第二册），共有札记九百条，约五十多万字，也是一部很下功夫的作品。最近杨伯峻著《春秋左传注》，选取前人及今人研究成果及近代考古资料，写成新注，简明而注有来源，很便于初学者通读，可作为入门之书。 《国语》也是我们学习研究春秋史的主要史料，共有二百四十三条记载。其中一百多条和《左传》有相同之处。但是两书的性质不同，《左传》详于记事，《国语》详于记言，旧说也是左丘明所著，并不正确。当是战国初年学者选辑春秋时代各国称为“语”的史书而成。所收辑各国的“语”，详略不一，文风也不一致。《晋语》篇幅最多，详于谈论晋国的霸业和卿大夫的消长。其次是《周语》《鲁语》和《楚语》，其它各国都只记某个时期的大事和有关言论，《齐语》只记齐桓公的霸业，《郑语》只记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反映了西周末年“王室将卑”和郑国将东迁的形势，《吴语》和《越语》只记春秋末年两国的兴亡事迹和有关言论。《国语》有些记述，可与《左传》作比较研究，有些可以补《左传》的不足。所载贵族言论，不但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各国所推行的政策和策略，同时又是研究当时思想史的重要资料。我们要探索西周末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老子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范蠡等人的哲学思想，都离不开这些资料。汉代有郑众、贾逵的注解，已失传。现存有三国时韦昭的注。清代学者汪远孙、董增龄等有校释的专著，王引之、俞樾等人也曾有零星的校释。近人徐元诰编成《国语集解》一书（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可供参考。这书校勘不精，多错脱字，阅读时要注意。 宋代以来，有不少人采用经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编辑春秋史料的，以清代学者编辑的较为完善，纪传体有李凤雏《春秋纪传》，纪事本末体有马骕《左传事纬》和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以《左传》为主，分国采用纪事本末体编辑，并搜集《左传》以外有关春秋的史料，写成“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项目，穿插在中间。所引用的史料比较广泛，很便于检查。 前人分类编辑春秋史料的，以宋代程公说《春秋分纪》（收入《四库全书珍本丛书》）和清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有单行本，并收入《皇清经解续编》）比较细密。《春秋分纪》兼用分国和分事的编辑方法，其中有26卷的《书》，分为历法、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等七个部门，疆理部分附有各国地图和地名考释。《春秋大事表》把各种大事分类列表。天文历法有时令、朔闰、长历拾遗等表，地理有列国疆域、都邑、山川、险要等表，并附有地图。姓氏世系有列国爵姓及存灭、列国姓氏、卿大夫世系等表，政治军事有列国官制、刑赏、田赋军旅、王迹拾遗、鲁政下逮、晋中军、楚令尹、宋执政、郑执政以及争盟、交兵、筑城、兵谋等表。礼制有吉、凶、宾、军、嘉等五礼的表。另有四裔、五行、三传异同、春秋阙文、人物、列女等表。很便于检查，是一种较好的学习春秋史的工具书。至于清代末年姚彦渠《春秋会要》，名不副实，只搜集了有关五礼的史料加以排比，用处不太。 考释春秋地名的著作，有清代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程廷祚《春秋地名辨异》、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等四种。其中以高土奇所著考证较详，江永考证虽略，但有些地方很有见解。如果我们要探讨春秋时代的历史地理，这些前人研究的成果是必须采纳的。 近人研究春秋史的专著，主要有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和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李亚农史论集》中，有《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西周和东周》和《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三种作品，内中有章节专门探讨春秋史的。他把奴隶制的下限定在西周、东周之交，把春秋时代看作封建的领主制时期。《春秋左传研究》分考证和札记两部分，其中对春秋的历史事件、制度、文化以及地理，分别作了考证，兼及古史传说和西周的史事和制度，虽然都是零星的考证和札记性质，但是所考证的问题都是重要的，而且是相互有关联的，实际上具有整个体系。其中很多精辟见解，这是学习春秋史的时候必须认真阅读的。 三 战国的史料比较分散而零乱。原来战国时代各国都设有史官记载历史，因为秦始皇的焚书，把秦以外的各国史官记载都烧掉了。等到司马迁著作《史记》的时候，所能见到的战国史料，只有一部《秦记》和纵横家所谈的权变故事以及诸子书。《秦记》这书是一部秦国的编年大事记，如同《春秋》一样记载简略，而且只记年而不载日月，其中述及其它国家的史事，当然更简略了。因此《史记》一书中战国部分的叙述比较紊乱，连年代也有不少错误。魏、齐两国君王年代的错误，是很显著的。司马迁把“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三十六年卒”，又把改元后十六年，划给其子魏襄王，说襄王十六年卒，因而在襄王之后又多添出哀王一代，把原来襄王的年世算作了哀王的年世。原来魏惠王在三十六年改元，改元前的第三十六年，就是改元的元年，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由于司马迁误把“三十六年改元”作为“三十六年卒”，于是改元前的年世就多出了一年，因而《史记》又把魏惠王元年提前一年，并把魏惠王以前的魏文侯、魏武侯的元年都提前一年。《史记》这样连串的错误，我们把《古本竹书纪年》加以仔细比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子》记有梁惠王（即魏惠王）对孟子说的一席话，讲到“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孟子·梁惠王上》）。如果照《史记》说来，“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已是魏襄王五年的事，“南辱于楚”已是魏襄王十二年的事，试问魏惠王怎么可能把身后的事说给孟子听呢？《史记》的年代错误十分明显。 过去老一辈的学者钻研历史，强调“四把钥匙”，就是目录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官制史。这四门学科确实对于学习历史关系密切。要详细占有资料，不通晓目录学是不行的。所有历史的记载，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人的活动，政治历史事件记载又离不开大小官吏的活动，因此要解释和利用史料，就非懂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和官制史不可。《史记》所记战国史事年代既多错乱，《战国策》又不纪年，只有《古本竹书纪年》有正确的纪年。《竹书纪年》原是晋代在汲县魏墓中发现的一部写在竹简上的魏国编年史。经晋代学者荀勖、和峤、束皙等人考释，编辑成书。不幸原书在宋代已散失，今本出于后人辑录和伪造。清代学者朱右曾曾汇辑北宋以前古书所引，编为《汲冢纪年存真》，近人王国维又在此书的基础上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60年代我曾经指导一些同志重新编辑《古本竹书纪年》。现在有方诗铭、王修龄所著《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是辑录考订《古本竹书纪年》最完备的作品。现在所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中有关战国史的条目，虽然不多，但是十分重要，是校正《史记》战国年代错乱的主要依据。学习研究战国史的，应该对此特别重视，更应该注意近人对战国年代学方面研究的成果，可参看拙作《战国史》的附录《战国大事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 学习战国史比较困难，是没有如同《左传》那样的一部详确的编年史，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从战国开始的，但是宋代所能看到的战国史料，和我们现在见到的差不多，只有燕将乐毅破齐的用兵经过一段，是我们没有见到的。《资治通鉴》大体上按《史记》记载，综合编辑，略为吸收其它史料。《战国策》一书，原是纵横家的著作，是西汉末年刘向依据宫内书库所藏六种纵横家书编辑而成。这六种纵横家书，叫做《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所说的“策”，就是纵横家所讲的策略；所谓“短长”，就是纵横家所说的权变。司马迁所谓“谋诈用而从（纵）衡（横）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序》），原来这些书，有的以国分类，有的以事分类。经过刘向重新合编，才全部按国分类。本来不是历史书，是纵横家用作学习的资料，甚至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因此对于有关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往往交代不清，有的只约略叙述到游说的原因及其结果。如果只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就不免夸张扩大，甚至假托虚构。《战国策》中苏秦和张仪的游说辞，就是真伪参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的苏秦游说辞及其给燕昭王、齐盡王等人的书信，才是可信的原始资料。我们加以比较，就可以分清真伪。可参看拙作《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和《战国纵横家书》）。 当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时候，战国史料，除了亲自实地采访（如荆轲刺秦王事迹出于采访）外，本纪、世家所记战国史事，多数依据《秦记》等记载，间或采用一部分权变故事，列传所记的就多数依据权变故事和纵横家的游说辞，因此里面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所载长篇游说辞，就全不可信，因为他在真伪参半的游说辞中，选取了伪作。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无论《战国策》和《史记》所载的权变故事和游说辞，还是有价值的史料，即使是伪造的苏秦游说辞，大体上出于战国晚期纵横家的拟作，对于研究当时社会历史还是有用的资料。例如苏秦游说辞中描写齐国都城临淄的市区热闹繁华情况，虽然有夸张的地方，但是基本上符合实际，它说当时临淄城中有七万户人家，到西汉初期就发展到十万户。《战国策》一书，东汉高诱作注，北宋已有散失，今本出于北宋曾巩修补重编，到南宋，姚宏又续加校注，就是“姚宏续注本”。同时鲍彪又依据曾巩重编本改定次序，作新注，元代吴师道又加以补正，就是“鲍注吴校本”。清代黄丕烈又曾作校勘的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战国策》，就是以姚本为底本，汇合鲍、吴校注以及黄丕烈札记而成，很便于阅读。清代有于鬯的注释（未刊），近人有金正炜《战国策补释》和钟凤年《国策勘研》，可作参考。 初学战国史的，要查阅战国史料，以清代黄式三《周季编略》较为方便（同治年间浙江书局木刻本）。这是一部编年体的战国史料汇编，以《史记》《战国策》为主，兼采《资治通鉴》、《大事记》（南宋吕祖谦著）、《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以及战国、汉代诸子中涉及的战国史事，综合编辑改写而成。上起周定王元年（公元前467年），终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每节都注有史料采源，间或附有简略考证。由于它搜辑史料的范围比较广，内容远比《通鉴》丰富。在现有战国史料性质的著作中，可以说是较好的一种。其中史料来源不止一种的条目，往往采用综合改写方法，已非史料的本来面目。读者如果要作进一步探讨，必须按史料来源，查阅原书。此外林春溥《战国纪年》（收入《竹柏山房丛书》），也曾把战国史料按年编排，内容不及《周季编略》周详，但多采用原文，也可参考。 辑录战国时代各国典章制度史料的，只有明末董说《七国考》一书。分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祀、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征等14门。内容比较杂乱，编排无次序，搜集不完备，春秋时事混杂了十分之三，又常有错误。引书也很不谨严，甚至杂引小说寓言或道家书据为典要。还不免引有伪造的史料，例如卷12所载桓谭《新书》（当作《新论》）引用的李悝《法经》条文，就不可信。拙作《战国史》的后记曾论及这点。阅读和引用时要注意。 考释战国地名的著作，有张琦《战国策释地》（收入《史学丛书》）、程恩泽、狄子奇《国策地名考》（收入《粤雅堂丛书》）和顾观光《七国地理考》（光绪年间金山高氏木刻本）。其中以顾氏搜集比较全面，程、狄两氏考证较详，还都不够完善。程、狄两氏把各国大臣的姓氏列为地名加以考证，显然是错误。杨守敬《战国疆域图》（收入《历代舆地沿革图》），依据程、狄两氏著作编成，只是《战国策》的地图，也还沿袭程、狄“诸国姓氏地”的错误。关于春秋、战国的历史地图，应当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学习春秋战国史，还应注意有关的重要考古资料和铜器铭文考释。铜器铭文考释方面，可以阅读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下编。近年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晚年晋国的盟书（见考古报告《侯马盟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有秦的法律条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河北平山的中山王墓和湖北随县的曾侯墓出土文物，都值得我们重视。 (1)　恩格斯：《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369页。 （原刊《书林》杂志编辑部编：《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34页） 来源：《杨宽学术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