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五岳，人们脱口而出，不就是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和嵩山吗？

今天确实是指这五座山，但最早的“五岳”并不是这样的。

古人对地理的认识，随着活动范围而不断扩大。史记记载，黄帝的足迹也不过是：“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

空桐，一般指的是宁夏的六盘山。荤粥，今天的内蒙古草原一带。

因此，黄帝的活动范围主要还是黄河流域。

在远古时期，最开始只有“四岳”的说法，并没有“五岳”。

最早的“四岳”指的是四个人，《国语.周语下》：“ 共之从孙四岳佐之。” 韦昭注：“言共工从孙为四岳之官，掌师诸侯，助禹治水也。”《尚书》：唐 虞 之世，与天子议大事者为四岳。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四岳”最早是称呼共工的四位后代，因为他们辅助大禹治水有功，分封到四个方向掌管诸侯。

后来，人们慢慢把四座大山称之为“四岳”，后来又增加一座，变成“五岳”。不过先秦时期，五岳是哪五座山并不明确。比如，西周时华山在镐京以东，被称为“中岳”，到了东周，又处于洛邑以西，被称为“西岳”。

还有一种说法，秦始皇封禅时确定五岳为：泰山、华山、恒山、会稽山和湘山。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存疑的，地理位置无法涵盖东南西北，而且秦始皇“尽伐湘山之树”，对湘山没什么好感。

官方第一次明确“五岳”具体为五座山，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封的五岳分别是：泰山（山东） 、 华山（陕西） 、 衡山（安徽） 、 恒山（山西）和嵩山（河南）。

但是，大家注意了，汉武帝封的“衡山”并不是今天的湖南衡山，而是安徽的天柱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商周时期，华夏文明的重心还在黄河流域，长江北岸。今天的湖南衡阳市，直到秦朝末年才有第一个县，耒阳县。衡阳市的衡山，还不见于秦以前的史册。

而在安徽，有一座山叫做天柱山，又被称为“霍山”。在秦朝，天柱山被称为“衡山”，今天霍山县的县政府所在地还叫衡山镇（衡山社区）。

汉初，在长江北岸设了一个“衡山郡”，就是以衡山（今天柱山）命名，郡治在今湖北黄冈禹王城，管辖范围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一带。具体见我昨天写的《古地名趣谈：九江郡不在江西，衡山郡不在湖南，此衡山也非彼衡山》。

请看《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天子既已封泰山，其来年冬，……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

晋人郭璞注《尔雅》，便在“霍山为南岳”句下释云：“即天柱山，潜水所出。”

注释：江陵，今荆州；潜，西汉时期的潜县（今六安）；潜水，即今天潜江。登礼潜之天柱山，登上礼拜潜县的天柱山。

《史记》里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汉武帝在封完泰山之后，过几年又跑到安徽的天柱山，封了一个“南岳”。而且，汉武帝这一次封天柱山为南岳，司马迁作为史官，负责全程跟随负责记录，肯定不会有错。

就位置来说，汉武帝封的五岳，以嵩山为中心，泰山、衡山（天柱山），华山、恒山这四座山的距离都相当，也符合常理。即便是今天，天柱山西面还又个岳西县。

汉武帝时期，确认了这五座山为“五岳”，但并不是就此固定下来，后来又有两个变数。

我们首先来说说衡山。

600多年后，隋朝统一中国，开国之君总是喜欢折腾点新东西。

隋文帝杨坚认为，既然已经一统天下，南岳如果位于安徽的话，不能显现出大隋江山的辽阔。这也确实有道理，总不能五岳都在长江北岸吧？

湖南境内刚好也有一座衡山，而且颇为雄伟，风光也很不错。于是，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下诏，改封湖南湘江之滨的衡山为南岳，同时，安徽的天柱山废南岳衡山之名，不仅如此，隋文帝还把因“南岳”而命名的岳安县，改为霍山县(县治仍为衡山镇），一直沿用至今。

有人说，隋文帝废安徽南岳是因为爬不上去，其实天柱山也才1488米，比湖南的衡山也没高出多少。华山更难爬上去，他怎么不废呢？作为一个帝王，肯定还是从地域平衡出发，改封的南岳。

从此，湖南的衡山被确定为“南岳”。

不仅是南岳衡山，北岳恒山的祭祀地点也同样因为统治者的意见而改变。

既然是五岳，每座山都有大庙。恒山的北岳庙原来建在河北保定的曲阳县。在宋朝之前，包括宋朝，都城都在曲阳的南面，“北岳”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有些人开始觉得不妥了，北岳怎么能在京城的南面呢？

明朝嘉靖年间，朝中大臣们开始争吵，是否把北岳庙北移，改到山西大同浑源县去祭祀？他们争吵到了明朝灭亡还没有结果。到了清朝，顺治皇帝一纸诏书，祭祀北岳的地点北移500里，定位山西大同的浑源县，再建北岳庙。如此一来，北岳就确认为以浑源为中心了。

其实，浑源县跟北京的纬度应该差不多，只是当时没有先进的测绘工具，在古人的想像中，应该是北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