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南宋“面海立国”，海洋带来了无限可能。也有人认为，南宋“背海立国”，面对金、元进攻，无尺寸可退之地。南宋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拥有发达的海外贸易，却也正是在海上迎来了自己的末日——1279年崖山海战（又称崖门海战）中，铁索连船的南宋舰队被蒙古水军击败，左丞相陆秀夫怀少帝赵昺（bǐng）投海，十万军民蹈海殉国，大将张世杰亦在不久后坠海溺亡。

那么，拥有发达水军的南宋，因何被长于骑射、不擅水战的蒙古水军击败？难道真是因为错用了铁索连船战术？

在古代，蒙古族活动于草原，很少接触海洋。其祖先室韦人“渡水则束薪为栰，或以皮为舟”。成吉思汗初兴时，大多使用草筏、浑脱（以浑脱羊皮制成的浮囊）、皮筏来浮渡江河，这些器具是远不能用于作战的。

对南宋政权来讲，江河湖海成为一道天然屏障。绍兴年间，户部尚书章谊便认为“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楼船战舰，盖长城之楼橹也”，将江河与战船视作抵御北族南侵的利器。但实际上，蒙古政权在东征西讨时，极为注重吸收周边民族资源与人力，汲取他国长处，克服自身短板。经过数十年战争，已形成以骑兵为核心，兼备步、工、炮等军种的复合大军。在蒙金战争中，蒙军开始设立临河造船的水手军和船桥军。在对宋战争中，常备水军也随之诞生。

为了适应对宋作战，蒙军在两淮、襄樊、四川三大战场设立水军。其战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掳获宋军战船，如1237年黄州西大湖之战，张柔（蒙元将领）掳获宋军战船上万艘；1239年瞿塘峡之战，李彀（gòu）掳获宋军战船千余艘。另外，蒙军也开始自主建造船只，南宋人魏了翁曾称“蒙军自枝江、宜都境上，伐竹木，毁庐室，斧斤之声日闻，直欲为渡江计”——显然是在打造战船。

在战术上，蒙古水军也尽量规避己方不擅水战的短板，采用水陆三面夹击战法，即正面用战船对抗宋军船队，两岸步军以弩炮射击宋军战船，骑兵绕场掩护，防止宋军偷袭。虽整体上仍处于劣势，但蒙古水军在叙州马湖江之战（元初大将纽璘在马湖江以水战击败宋将张实，将其生擒，得以长驱至重庆，封锁长江上游江面。）等战役中都有不俗表现，双方已胜负参半。

忽必烈继位后，立国中原。在监察御史王恽和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下，忽必烈下令大举制造战船，操练水军。据记载，蒙古水军“波涛汹涌之间，舟楫艘舰，凡所动用，无不开合进退，缓急向应，钲鼓旗帜，号令一新”，降将刘整更是“日操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另外，大力提拔汉军将领，组建汉军水师。据《元史》《元典章》《元文类》等文献，经不完全统计，有明确职务并曾率领水军作战的千户以上将领计74人，汉人有40人，达54%之多。这些措施极大提高了蒙古水师的战斗力，如在襄樊之役15次水战中，蒙军获得了13次胜利，还击退宋军10次驰援，宋朝水军受到沉重打击。

1274—1276年，在长江流域先后爆发鄂州之役、丁家洲之役、焦山之役。宋军战船虽然庞大，但蒙古水军利用机动优势，采用迂回和火攻战术，取得重大胜利。南宋水军几乎全军覆没，蒙军则掳获大量战船。临安陷落后，南宋朝廷转移到崖山，双方最后一场大规模水战随之爆发。

崖山位于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崖山镇，潭江由此入海，该地东有崖山，西有汤瓶山，两山呈南北走向，延伸入海，形似大门束住水口，故又名崖门。

1278年6月，张世杰、陆秀夫护卫少帝赵昺转移至崖山。《宋季三朝政要》记载：

“（宋军）入山伐木，造军屋千间，起行宫三十间……时官民兵除逃窜死亡外，犹计二十万，多于船上住坐。资粮取办广右诸郡、海外四州。拘刷人匠，盖海院，造船只，治兵器，自六月至十月始罢。”

据此可知，即便朝不保夕，南宋朝廷依然大讲帝王排场，建立行宫，20万军民后勤补给则依赖海南岛，这条补给线随时可能被元军切断。

1279年初，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从南北两路包围崖门水域。包围圈中，南宋军民约20万，战船千余艘，多为大型战船。元军除水手外，仅有两万余人，战船不到400艘。双方实力对比看似悬殊，实际上，宋军乃百战之余，早已残破不堪，加之宋朝推行募兵制，军队转移常常携家带口，故可战之兵应在仅在数万左右。

据《宋史·张世杰传》记载，元军到来之初，张世杰部下便建议“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劝他打通向西撤退的通道。但张世杰担忧分兵会引起士卒不愿力战、军心动摇，便下令“与决胜负”，将崖山之上“行朝草市”付之一炬，命所有战船背靠崖山，摆出一字阵，“结巨舰千余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大索贯之，为栅以自固，四围楼橹如城。”——即铁索连船。

从今天角度看，如果张世杰打通撤退通道似乎可以避免全军覆没，不过，彼时南宋朝廷已孤悬海外，纵然逃出生天，恐怕也无法改变灭亡的命运。

关于焚烧崖山上的行朝草市，一说是张世杰下令烧毁，另一说是元军烧毁，不过，宋军多大型战舰，船中粮草尚可支撑半年。对宋军形成致命威胁的是，元军切断了宋军水源，樵采之路也被断绝，宋军只好生食干粮，饮用海水，造成大量士兵呕吐腹泻，战斗力遭到严重损耗。

关于铁索连船战术，在一开始就受到诟病。彼时，文天祥被俘于元营，目睹了崖山海战，他认为张世杰此举“帮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陷宋军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直到今天，后人也对这一战术诟病不已。那么，张世杰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战术？史书虽未明确记载，笔者以为可能有以下原因。

其一，南宋水军丧失了陆上基地，加之战船体积庞大，以铁索相连可打造一座移动的海上堡垒。另一面，元军战船较小，如此布阵，可予以有效阻挡。

其二，被困崖山的二十万人并非全是军事人员，大部分是家眷百姓，以及赵昺、杨太后等南宋皇室，这些人毫无海上生活经验，更是海战中的拖累。如若单纯对抗，元军可以凭借船小的机动性优势，任意突击，万一有失，势必会导致南宋舰队全面崩盘。以铁索相连，则可有效阻挡元军舰队深入，保护非战斗人员的安全。

其三，铁索连船会造成舰队机动性下降，且难以抵御火攻，张世杰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反而是有切身体验。在1275年焦山水战中，张世杰指挥的宋军正是“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锁，以示必死”，元军将领阿术见难以突破，遂“以火矢烧其蓬樯，烟焰涨天”。张世杰吸取了此战教训，下令将宋军舰船涂满湿泥，并在四周绑缚长木，以阻挡元军火攻。而元军恰恰是“以舟载茅，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结果面对湿泥与长木，火攻不能奏效。在激战中，元军掳获宋军一部分乌蜑（dàn）船（蜑人生活于海上，以船为家），张弘范（上文提到的蒙古汉军都元帅）命将这些船只“载草灌油”，借助风势火烧赵昺所在战船，赵昺战船“预以泥涂舰，悬水筒无数，火船至，钩而沃之，竟莫能毁”。可见，张世杰完善了铁索连船战术，确实有效避免了元军火攻的威胁。

实际上，古今中外不乏铁索连船的战例，因为这一战术可以有效避免战船颠簸，防止不习水战的士兵晕船。我们往往会因《三国演义》中庞统献连环的故事，误以为铁索连船是一个蠢笨的战术。但其实任何战术都要结合具体情况确定，战术本身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而在于制定战术的人能否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总之，以铁索连船来全盘否定张世杰，这似乎过于苛刻。崖山海战的失利，也不完全是铁索连船导致。

开战之初，元军便堵塞了宋军退路，也将其海上补给线切断，宋军缺乏饮水与柴火，导致士兵战斗力大幅下降。在战斗中，张世杰派部将周文英、王道夫反击元军，均以失败告终。另外，他还催促凌震率军前来崖山勤王，凌震也无法突破元军防线。至此，崖山宋军已被完全孤立。二月初一，张世杰部将陈宝向元军投降。次日，张世杰命都统张达领快船反击元军，再度遭遇惨败，损失巨大。

至二月初四，元军认为进攻时机已到，遂于初五逼近宋军水寨。元军将领本打算依靠火炮发起进攻，但张弘范决意将宋军彻底歼灭于此，认为炮击虽可打乱宋军船队，但宋军必定四散浮海而去，难以全歼。另外，李恒也认为宋军虽然丧失了饮水樵采通道，但崖山地区潮汐对宋军有利，宋军随时可能借助风势突围，需要尽快发动决战。由此可见，面对庞大的宋军舰队，元军也担忧能否将其彻底消灭。最终，张弘范定议“相直对攻”，即与宋军正面交战。二月初五，元军誓师发船，双方遂于六日展开决战。

根据《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昭忠录·陆秀夫等传》《经世大典》三部文献记载，这场决战异常激烈。战斗爆发于晨炊之时，元军兵分四路，冲击宋军战舰。北路军李恒因错过潮汐，仅夺数舟而还。其余三路元军，由张弘范指挥，从南路发起进攻。张世杰指挥宋军以一字阵对敌，元军则采用长蛇阵与之对战。击退李恒后，张世杰调兵驰援南线，李恒见北面宋军稍弱，又率元军来攻。彼时，元军“凭高瞰敌，勇气百倍，登其船，断其索，短兵接战”，宋军亦“以江淮劲卒各殊死斗，矢石蔽空”，战况无比激烈。

激战数小时后，张弘范见宋军箭矢、火药将尽，遂在旗舰作乐，并用布幔罩住战船，内放盾牌，佯装退军宴饮。宋军不明就里，集火张弘范旗舰，“矢集布障，桅索如猬”。张弘范见宋军主力战船箭矢已尽，遂“撤障去盾，兵矢、火石俱发”，连夺数艘战船，宋军士气大挫。自巳时至申时（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双方惨烈厮杀，声震天海。最终，宋军军旗仆地，回天无力。张世杰抽调精锐入中军自卫，其余各船四散奔逃，招抚翟国秀、团练使刘浚向元军请降，丞相陆秀夫不愿重演靖康之变的耻辱，怀抱赵昺投海自杀，十万军民不愿受辱，亦纷纷跳海殉国。

黄昏之时，海雾四起，风雨大作，张世杰、苏刘义、张达、苏景瞻等人斩断铁索，率十九艘战船，拼死血战，护卫杨太后突围而去。不久后，赵昺死讯传来，杨太后蹈海而死。船队又遭遇飓风，残余将士劝说张世杰登岸，徐图恢复，但他万念俱灰，说“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选择坠海溺亡。

至此，享国319年的赵宋王朝正式灭亡，但历史的伏笔也由此埋下：宋军中一位陈姓老兵回到家乡，常提起在张世杰麾下抗击元军的故事，而他的外孙朱重八则成为元朝的掘墓人。

总的来说，铁索连船并非一无可取，张世杰也对此战术进行了升级改造，就效果看，确实有效阻止了元军火攻。宋军失利的根本原因是饮水、樵采之路被切断，军民士卒纷纷患病，战力大减。另外，崖山之战时，整个南宋朝廷孤悬此地，外无援兵来救，内部突围无望，实际已经进入死地。其实，即便宋军能够成功突围，抑或在此战战胜元军，也无法改变灭亡的命运。

从政治上看，宋朝末年，朝臣倾轧，政治腐败，南宋朝廷在战、和之间反复摇摆，缺乏定力。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也造成了将领不被信任，士兵士气、素质低落，在对元军作战时缺乏积极主动性等。另一面，忽必烈君臣严操水军，启用大量汉兵汉将，充分发挥蒙古擅骑射、汉人擅舟船的特点，旗下的伯颜、阿术、张弘范也皆百战名将。

从双方水军看，蒙古水军虽然新建，却注意吸收宋军长处，规避弱点，士卒操练也强过宋军。南宋末年，宋军水战连遭战败，损失大量战船，士卒军饷不济，操练不足，士气低落。在战术上，宋军依仗艨艟巨舰，消极防御，牺牲了水军宝贵的机动性。另外，艨艟（méng chōng）巨舰（具有良好防护的进攻性快艇）更多依靠风力驱动，其威力虽大，但无风之时便进退不得，容易陷入被动。元军战船虽小，却注意发挥机动性，“水哨马”“拔都兵船”等轻舟更是往来如飞。

总之，宋军崖山海战的失利，并非完全由铁索连船造成，而是其积年的政治与军事弊病导致。我们也更不能将崖山海战视作赤壁之战的重演——毕竟，在真实的赤壁之战中，曹军其实没有采用铁索连船战术。《三国志·周瑜传》记载东吴大将黄盖称“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但首尾相接显然不能完全等于战船相连。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称“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是加入了自身想象。而诞生于明末清初的《三国演义》，又被进一步发挥戏说。所以，赤壁之战中的铁索连船只是后人的附会传说而已，南宋人自然也就无法吸取赤壁的“经验教训”了。

1. 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史学月刊》编辑部编：《中国军事史论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2.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 （美）罗荣邦著：《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 1127-1368》，李春，彭宁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21年。

4. 王曾瑜：《南宋亡国的厓山海战述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 田华：《崖山海战杂思》，《济宁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6. 葛航：《海战、海防与南宋的兴亡》，宁波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陈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