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志斌

如果将北宋看成一个生命体的话，那么东京汴梁无疑就是这个躯体的心脏，它日夜收缩跳动，通过漕运四渠从东南六路等富庶之地汲取养分，再将这些养分重新分配，输送至帝国各个角落。然而无论这颗心脏怎样努力地跳动，有些部位的末端供血都始终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

比如说，陕西诸路的一众边州。

北宋军政体制下的交子扩大发行‍

说起来陕西的供血不足，委实是前朝做下的好事：自战国以降，关中先后撑起秦、汉与唐三个大帝国的基业，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向自然的索取早已超过其承载极限。因此自唐代以来，关中粮食不足、天子带百官一起跑去洛阳“就食”的情形便一再出现，到五代时关中历经战乱，更是衰颓不堪。甚至连后唐都要舍弃长安，定都洛阳。因此北宋开国后，虽然建立起由关中供给沿边四路粮草的基本制度，但这供给一直都颇为紧张，时不时仍需调配川蜀财赋，将蜀地金帛布匹于剑门“分辇负担”运至陕西。

原本北宋在雍熙年间（984—987）的对辽战争中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边军粮草供给策略，那便是发动商人将所需粮草军械等物资运输至指定地点交于朝廷，时人称之为“入中”；朝廷收到货物后，按照货物价值高低、交割地点远近等因素进行估值，偿还现钱金银又或是香料茶盐等高价值物资，这个过程叫做“折中”。然而考虑到入中之地往往都属边塞，物资稀缺，现场兑现实在是有些困难，所以一般都是向商人发放各种钞引，商人返回京城或是其他州军后可进行兑付。然而问题在于大宋这个管理制度多少有些问题，朝廷在与商人斗智斗勇时屡屡处于下风：太宗时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入汴梁朝觐，想献地归宋，结果其族弟李继迁勃然大怒，叛宋作乱，并与辽国勾结，受封“夏王”，在西北为祸数年。李继迁从太宗朝一直闹到真宗朝，咸平五年（1002）攻入大宋西北灵州。原本已经绷紧到极致的西北动脉这下彻底完蛋，大军涌入后为保障粮草供给，朝廷只好以优厚条件发动商人入中，由于粮草在折算盐茶香料时往往会被高估，因此商人们争相折中获利最大的品类，最后的结果是运往西北的粮草“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一带三百六十万茶利“尽归商贾”。朝中大臣对此怨声载道，放弃灵州的呼声甚嚣尘上，最后到底是以李继迁夺取灵州，在此建都而告终。幸好这等凶人刚不能久，夺下灵州之后贪心不足，还要南侵西拓，在拓边过程中不幸身亡。其子李德明嗣位后“依辽和宋”，上表归顺，算是有了几天暂时和平。

北宋朝廷不是没想过改革入中之法，只是改来改去，怎么改也不对。有时候商人想要多折铜钱，同样会引起朝堂震动：钱荒向来是北宋顽疾，汴梁作为北宋心脏，有着极为发达的商品贸易体系，市场繁盛远超其他地方，而大量铸造精良的“小平钱”则构成支撑这个贸易体系的货币基础。一旦这些铜钱大量外流，那么汴梁就会导致货币供给不足，所以平日里北宋朝廷严抓铜钱出京。如果商人向边军送了粮草，折中之后回来领钱，你又不能不给，因此战况激烈时汴梁诸公还能共克时艰忍耐一二，等到战事结束还有商人向西北送粮后跑回京城换钱大家就忍不了了。思来想去后，天圣四年大伙终于发现解决之道：既然京城钱荒，那想办法把那些向偏远州军运输粮食的商人诱到铜钱不流通的地方不就完事了吗？

“入中客旅上京请钱，难为回货，兼榷货务支却官钱不少”，这是北宋官方第一次扩大交子使用时所给出的直接理由。为此益州转运司、陕西转运司与三司细细商量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日后再有商人前往“延、渭、环、庆州、镇戎军”这5个缺粮州军入中粮草，便由当地政府发放交引，待商人到蜀地后再兑付交子或铁钱。这样做，一来可以缓解京城钱荒的问题，二来有助于促进蜀地商品流通：川内铁钱与川外铜钱不能通用，客商换了交子之后不在蜀地消费，也要采买商品。不过这也意味着北宋的货币政策打开了一道危险的大门：蜀地用铁币、外地用铜钱，本来就是北宋平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经济掠夺政策，但现在将西北入中军粮与交子挂钩，等于为交子在川陕之间流通变相撕开一道口子。

果然，有了此等先例后，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更进一步，仁宗皇帝下诏直接从益州取交子30万，放到秦州“募人入中粮草”。这下原本官府的中转环节被取消了，客商可以到秦州用粮草换交子，可这样一来又怎么能够保证客商不会就地使用交子交易呢？

答案是仁宗皇帝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否会就地使用交子。因为在李德明死后，其子李元昊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称帝，此后宋夏战争帷幕正式拉开。宝元二年，宋夏三川口大战，宋军损伤惨重，仁宗起用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以韩琦、范仲淹为副，重整人马再战西夏。结果韩琦与范仲淹就战略问题产生分歧，最后康定二年（1041）宋军再次于好水川大败，死者逾万！西夏军师、原大宋落榜举子张元在这次大胜之后留下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几乎把仁宗皇帝气死。庆历二年李元昊听了张元的蛊惑准备两路分兵直取西安，虽然最终攻取西安的那路兵马被宋军拦下，但是另外一路在定川寨又是大败宋军。逼得宋廷一方面不断增兵陕西，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地挽回财政局面，最后只得决定在陕西改铸当十大钱，并“铜铁并用”：同时发行大铜钱与大铁钱。这等猛药一剂下去后果然成效显著：改铸之后戍边禁军每月百钱俸禄只用区区十枚大钱便可搞定，眼前难关算是应付过去了，至于必然会引起的严重通胀，那便以后再说。

既然有了这等改铸“前科”，那么不光铁钱出界不是问题，就连交子有没有保证金自然也不是问题：庆历年间朝廷从益州借出的交子基本上都是凭空虚印出来的。庆历六年文彦博上《乞诸州供钱拨充交子务》，直言“近因秦州入中粮草，两次支却60万贯文交子，元有未封桩见钱”。考虑到益州交子自天圣年间发行以来，除了在宝元二年改过一次面值，将原来的一贯到十贯改为两成五贯、八成十贯以外，信用始终良好，大家自然也担心滥发会引起交子的信用危机——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西川少不得就会跟陕西一样，迎来严重的通胀危机。

辗转反复的交子新篇‍

庆历年间虚发的这60万贯交子，最终还是被消化掉了。

这一定程度上得感谢李元昊，他在庆历四年（1044）终于打不动了，常年战争不仅让北宋焦头烂额，更让西夏国内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双方达成“庆历和议”，边境局势再度稳定下来。而大家也终于想起那虚发的60万贯交子，益州转运司左支右绌，算是堪堪维持了兑换信用，却发现这些交子中很多一部分已经散入民间，渗透到秦州等地日常贸易中。因此大伙折腾了好久，始终没法彻底清偿这批交子，最后不得不祭起“借新还旧”大法，趁着发行13界交子的当口将这60万虚发交子换兑成新交子，然后让时间解决剩下的问题。后来，三司使田况有感于这次虚发交子引起的烂账绵延持久，在皇祐三年（1051）专门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此后秦州不得再“借支”交子，将交子流通范围重新限制在益州境内。

此后益州境内交子发行尚算平稳，不过陕西财政状态就只能说是花样百出：庆历八年，朝廷整顿陕西钱法，群臣商议后得到的结论是“奸人盗铸”是“虚高物估”的罪魁祸首。平心而论这话倒也没错，因为“当十”大钱其面值远超货币中金属含量的实际价值，必然会引起盗铸。但是诸公给出的对策竟然是要发动一次规模巨大的货币贬值，令陕西所行的铜钱铁币回归其价值！于是庆历八年六月，朝廷下令改当十大铜钱、大铁钱为当三小铜钱，小铁钱三文折小铜钱一文。命令发布后效果绝佳，盗铸果然“衰止”，但百姓财富也相应缩水，据说有些地方甚至闹到“破产失业自经死者甚众”。

当然交子不入秦州、铁钱贬值缩水都只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已。眼下的关键，还是兵员膨胀后的陕西六路对财货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从前，所以必须重新设计一套军需供给体系，减轻浪费、提高效率。最终也是在庆历八年，陕西路提点刑狱兼制置解盐范祥发明“钞盐法”。其核心思想是客商必须在指定地点，以现钱买盐钞，而官府则用这些钱去收购军需物资，这样一来原本虚估彻底没有了，购买军需物资成了一个纯粹商业行为。

可这盐钞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引来客商千里迢迢跑来陕西奉上钱财呢？原来，盐钞乃是运销食盐的许可证。商人拿到盐钞后，便可去申领解盐并自行售卖。解盐乃是产自山西运城附近解池的池盐，自春秋以来，这里就是国家赋税重要来源，被誉为“国之大宝”，属于绝对的硬通货。在过去商人入中军需物资时，收购物资的官吏并不关心解盐的价值，而是更在乎自己能不能按时按需收足物资，因此自然倾向于虚估抬价，加上商人难免也会主动出手跟官吏搞好关系，双方“表里为奸”之下甚至可以做到“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的程度，一大席盐重约220斤。钞盐法下每四贯零八百钱售一钞，一钞可到解池申领池盐200斤，显然比入中时的价格要高上很多。而最妙的地方在于，过去官府售盐要自行雇人运盐到各州郡，但是现在商人们领了盐自然是自己运输，这一来一去还节省下近百万运费。因此钞盐法发明之后略经改动，很快就成了陕西财政支柱之一。

钞盐法减轻了财政负担，更解决了过去入中时的虚估之弊，不过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说到底各种军需物资还是要商人运至边关的，在官府用现钱与其交易之后，这些商人自然也面临“回货”问题。而陕西物产并不丰饶，铁钱又笨重不便，因此铜钱成了大家除盐钞外“回货”的最好选择：这玩意轻重适中、价格公允、数量众多、各地通用。因此天长日久，陕西出现了铁币数量远超铜钱的情况。此后财用不足的情况下陕西转运司无计可施，竟然提出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构想：以半年为限，收缴民众手中所有铜铁钱，发行交子！

毫无疑问，强制收缴人民手中的金属货币，易代以纸币，这是领先时代的货币思想。

此时是熙宁四年（1071）。

大宋皇帝此时是神宗，这位年轻的帝王正与王安石一起，试图唤醒这个暮气沉沉的帝国，让它重新奋起。他对陕西行交子的方案几乎是抱有本能好感，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做过一次尝试了：熙宁二年，他将陕西同、华二州历年积压的40万缗铁钱赐予河东，然后在河东潞州设交子务：潞州附近的州军冶炼业发达，多有铁钱铸造，是当年陕西铜铁钱并行时输送铁钱的主力军之一，不可避免地有许多铁钱通过私铸等手段进入流通领域，从而在此地形成实际上的“铜铁并行”关系——而且从实际发展来看，说不定铁多铜少才是常态：《续资治通鉴长编》说，神宗熙宁九年十二月，知太原府韩绛曾进言称此地民间疾苦最要紧的事情之一乃是“铁钱盗铸者广，滥杂而不可除”。

因此神宗皇帝试图借着“运铁钱劳苦”的名义在此处人为地扩大交子流通，本来这算是一步妙棋，因为河东虽然与西夏和辽交界，但面积狭小，物产相对丰饶，在宋夏对峙中承担的压力也远没有陕西诸路来的大。因此在这里“摸着石头过河”若是成功，日后自然能为陕西推行交子事宜提供宝贵经验。

结果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此事施行不到一年便被叫停。河东转运司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河东毕竟是三边之一，其经济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缘边”的商贩，这些商贩入中粮草，返回时则往往折中为当地出产的盐、矾等物，因此交子在此地推广，势必影响已经成型的边关经济，到时候不光是产出的盐矾无处可销，说不定就连粮食供给都要成问题。

如今神宗皇帝旧事重提，显然还没有放弃自己推行交子的构想：一旦交子使用范围能被扩大，那么获得货币发行权的朝廷可以施展“通货膨胀”大法，在短时间内再不用为钱的问题而操心！

老臣们并不喜欢如此激进的方案。因此当神宗皇帝将二府大臣召集到一起议事时，已过耳顺之年的文彦博几乎是“惯例性”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言行交子不便”。神宗皇帝承认自己在陕西行交子确实是“诚非得已”，但苦于现在财用不足，也只能出此下策。王安石则在一旁应和道：交子之事正如陛下所言，行之诚非得已，但目前财用不足，也确实没有别的法子了。两人一唱一和，跟文彦博吵到激烈处，这位老臣竟然冒出了一句妙语：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气氛至此忽然胶着起来，神宗皇帝硬硬地撂下一句“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难道士大夫中就找不到支持我的人吗？而文彦博则针锋相对地又丢出了一句妙语：

务要人推行尔。

这次交子在陕西的推行可以用“转瞬即逝”来形容。从中央到地方，控诉交子使用不便的言论几乎没有停过，好好地让神宗皇帝领略一下什么叫作“务要人推行尔”。这些人纷纷表示，交子若是行于陕西，必将导致“细民流离失业，无以为生”，最终到底逼得神宗皇帝废了陕西交子事务，重新回到原来的财政模式上。此后神宗皇帝先是找机会外放文彦博，再于熙宁七年重新在陕西推行交子，结果却因为不同地区交子能兑换的现钱数量不一而产生巨大套利空间，导致大量商人往来套利，不得不再次叫停陕西路的交子。

难道说，大宋朝真的就找不到一个能推行交子的人吗？

通胀：领先时代的财政手段

元丰八年（1085）正月，神宗皇帝病危。其年仅9岁的六子赵佣改名赵煦，被立为太子，太后高氏暂时主持政务。同年三月，神宗皇帝驾崩，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

大宋的历史，又揭开新的一页。

已经驾崩的神宗皇帝并不理解，陕西路推行交子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陕西铜铁混用、兼行大钱的奇葩货币制度。这种制度下无论交子与哪种货币锚定，最终都会在市场力量的扭曲下脱离最初设计。益州交子之所以能发行数十界而币值基本稳定，其根本就在于四川作为北宋传统铁钱流通区，交子所锚定的货币大体上保持了稳定。

不过这也使得一个新的构想油然而生：既然陕西路无法发行交子，那么我在四川多发交子，令其流通陕西，是否可行呢？

绍圣元年（1094），蜀地造第36界交子时，当地官府表示“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乏用”，要求朝廷批准增印交子。哲宗皇帝从善如流，马上下诏批准这一申请。于是这一界交子增发15万缗，发行总额达到了140万6340缗。

但是，长时间肆无忌惮的滥发带来难以想象的贬值：到徽宗时期，陕西等地一贯面额的交子或曰钱引在实际使用中只能兑换五六十文现钱。纵然北宋朝廷奇招百出，又是命令十贯以上交易必须现钱、钱引各半，又是将新钱引发给各级官吏使用以昭信用，然而这些都无法挽回已经彻底破产的交子信用。大宋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便只有彻底毁掉自家信用，宣布41至43界交子“勿换给”了。

不过就在无数人的财富化为乌有的同时，“不计价直之贵”的运粮入中也让北宋西军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崇宁二年到四年，童贯与王厚等人经略河湟，先下湟州，再取银、洮，号称“开拓疆境幅员三千余里”，打出辉煌大捷，为“丰亨豫大”的徽宗盛世平添无穷光彩。而童贯本人，也以军功成了北宋独一无二的宦官节度使。

大观三年（1109），蔡京第二次罢相。随后北宋于大观四年再发第44界钱引，其制度一如天圣年间故事，每三年（实足两年）一界，每界总额125万6340缗（贯）。为昭示信用、挽回民心，朝廷竟然真的出了一次血：从封桩钱中支取50万缗充作本钱，并约定“侵移者准常平法”。

此后北宋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纸币滥发。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7月上，原标题为《由川入陕与通货膨胀 交子背后的边事与变法》，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刘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