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伟略，德怀天下——彭总是全国人民爱戴的人

雄才伟略，德怀天下

功勋昭日月，千秋励后人。

彭德怀（1898~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学堂，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升为团长。1928年4月参加共产党，领导了平江起义，率部上了井冈山。苏区时担任中（红军）革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团长。参加了历次反“围剿”。1936年1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北方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中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任中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

彭德怀雄才伟略，千古一帅

彭德怀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同志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人之一。他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那样的逆境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I928年7月，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刻，刚刚入党不久的彭德怀同志表现出常人少有的巨大勇气，率领1个团的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武装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这次起义，像沉沉黑夜中的一声霹雳，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人民革命的信心。同年11月，彭德怀率红5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奔赴井冈山，同毛泽东、朱德的红4军会合。这两支部队协同作战，共同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红1方面军)的两大主力。

彭德怀同志是人民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有战略眼光，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多谋善断，统兵作战常常身先士卒。从红5军发展而成的红3军团在他的率领下，行如飘风，战如雷霆，既敢打敢拼，又灵活机动。在作战中，他敢挑重担，从奇取岳州，到奔克长沙，再到后来的5次反“围剿”，专打硬仗;在长征路上，和兄弟部队一起.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攻占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终于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在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剿悍的敌军四个骑兵团跟踪袭来。红军过去还没有同敌人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不把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10月21日，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红军指战员利用陕北特有的源高沟深的复杂地形，趁敌军牵马上源的时候，伏兵突起，将措手不及的敌军骑兵团打得溃不成军，缴获了100多匹马。打了这一仗，敌军就停止进攻了。当时，我随毛泽东同志在附近山头观战，听得不远处只有稀稀落落的一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正疑惑间，捷报传来。毛泽东同志兴奋地写下那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浓缩地刻画出彭德怀同志威震敌胆的英雄形象。

抗战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同志任副总司令，协助朱总司令率八路军出师华北，挺进日军后方，建立敌后根据地。194年5月，朱德总司令调回延安后，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主要落在彭德怀同志肩上。这年8月，他统一组织指挥了华北敌后规模空前的进攻战—百团大战，出动兵力20多万人，历时3个半月，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破坏大量铁路、公路、桥梁和隧道，沉重打击了日军妄图封锁和割裂我抗日根据地的所谓“囚笼政策”，钳制了它进攻止面战场的大量兵力，提高了人民的胜利信心。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同志曾致电彭德怀同志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日本侵略者从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又抽调两个师团，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一体的“总体战”，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从此，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严酷的时期。当时，我已奉调回到延安，彭德怀同志代理北方局书记。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领导敌后军民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才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3月，又悍然进攻陕甘宁边区，兵逼延安。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2万余武器简陋的部队，抗击国民党装备精良的2}余万大军，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重任。他过去没有直接指挥过这支部队，对这支部队和它的各级干部不很熟悉，但一接下来，立刻能指挥得处处得心应手。他废寝忘食，精心运筹，沉着应付，设疑阵，布奇兵，指南打北，声东击西，围城打援，虎口夺食，穿插分割，奔袭包抄。指挥艺术的高超，令人叹服。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只用了1年时间，就转人反攻，收复了延安，在不到3年时间内解放厂整个大西北5省。

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向我说过:他一生戎马住惚，很希望在战争胜利后去搞生产。解放后，彭德怀同志席不暇暖，以极大的热忱到各地考察，着手拟定开发大西北的建设计划。不料朝战烽起，林彪托病不出，彭德怀同志再次临危受命，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决策，义无返顾地挥师援朝，重上烽火前线，同号称在历史上没有战败记录的美国军队打了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把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用3年时间胜利地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成为国际上威名远扬的军事家。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彭德怀同志被授予元帅军衔。在十大元帅中，他紧随朱德同志之后，位居次席。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当之无愧。

如果从1916年参加湘军算起，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彭德怀同志一生戎马生涯达37年之久。如果从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算起，他投身革命战争也有25年，其中至少有20年身在前线。正是长期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造就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当然，在制订某些具体的方针部署上，他与毛泽东同志也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发生过这样那样的争论。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难能可贵的是，每次争论后，他总是能够通过实践及时调整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志也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纳他的正确建议，完善自己的方针。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人借此批判彭德怀同志反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彭德怀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贫苦农家，少年时就萌发为穷苦人找寻出路的强烈愿望。参加湘军后，又不断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年届三十，到了中国人常说的而立之年。

后来我常想，也许正是这种艰难而漫长的对革命真理的求索，才铸就他那种善于独立思考而又勇于修正错误、胸襟宽阔而又脚踏实地、内心火热而又外表严肃的个性。可以这么说，实现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他的毕生追求，从军打仗只是他为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

有些人把他看成是“一介武夫”，其实是极其肤浅的，是一种误解。

当年行军宿营之余，我们常常倾心交谈。他不爱“闲聊”，谈论最多的总是国际国内局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那时候他常说，自己入党之初，只知道执行党的指示，不懂得路线问题。实际上，每当党内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时，他总是能坚持原则，直抒己见，不惧权威，只认真理。

1930年8月，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中央命令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率领红1军团协同作战。由于长沙守敌实力雄厚，援兵又即将开到，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说服中央代表，放弃攻打长抄的意图。彭德怀同志坚决拥护这一正确主张，带领部队一起撤出战斗，佯攻南昌，巧取吉安。朱德同志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再肯定彭德怀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了立三路线。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放弃红军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始则“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变为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对这种错误的打法，彭德怀同志坚决反对。他曾多次对我谈过自己的意见。记得广昌战役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强迫3军团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造成惨重损失。在军团指挥所里，德怀同志当着我和许多同志的面，痛斥“左”倾机会主义者是“怠卖爷田心不疼”，断送了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是对革命的犯罪。事后，他对我说:“我今天把一套旧军装带在包里了。我准备跟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甚至杀头，我都无所谓。’他当年那种正气凛然的神态，至今仍清晰地活现在我的脑海中。

长征过程中,1935年6月，红1方面军在四川愚功地区同红4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妄图乘党中央面临的暂时困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在黑水芦花，张第一次见到彭德怀时就极力挑拨彭、毛之间的关系说:’‘从江西出发以来，你的队伍打得很苦，损失很重。我给你3个师，听你指挥。”彭德怀同志立刻驳斥厂张国焘的这些胡言乱语。当天晚上，他把上述情况告诉我时，还余怒未消地说:“张国焘这个东西，把我彭德怀看成什么人了?把我当军阀。我要当军阀，就不当红军了。真是岂有此理。”后来，当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时候，又是彭德怀同志率部保卫毛泽东等的安全，毅然决然地跟随毛泽东北上，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在革命危急关头的英明和果决。

彭德怀同毛泽东是老战友。当初毛泽东在井冈山竖起红旗时，第一个上山同他会合的是朱德，第二个便是彭德怀。长征后期和东征入晋，毛泽东任红军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他们并肩作战，亲密共事。“老毛”、“老彭”是他们之间的亲切称呼。经过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体会，彭德怀深感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1942年，他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是“特等射手”，“提出的政策总是命中十环”。

延安整风时，他真诚地总结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大哥、老师、领袖，并为中国人民有了这样当之无愧的领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认为即使是对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领袖，也不应当绝对盲从和迷信。因为领袖也是人，是人就有犯错误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有99. 9 %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正因为如此，他极其尊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却并不盲从。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彭德怀同志一生崇尚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反对虚伪浮夸和明哲保身。他常说，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申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共产党员对党就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58年秋天，他到外地去检查国防建设，痛心地看到许多粗大的树木被砍掉，大片的青山正在变成秃岭。年底，他又到最熟悉的湘潭、平江两县实地调查，了解到“大跃进”的许多真实情况。正因为如此，他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写了洋洋万言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的后果至今令人言之痛心。因批彭德怀而导致全国性的“反右倾”，因对毛泽东的日渐神化而酿成十年“文化大革命”。

今天，当我们怀念彭德怀同志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想到这一段沉痛的历史，也更加钦佩他当年的远见卓识和政治节操。

彭德怀同志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在和德怀同志长期共事的过程中，他给我的第一个突出印象是刚正不阿，在大关节的时候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来。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曾经号召党的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彭德怀同志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彭德怀同志个性刚烈、正直、坦荡、忠诚，他嫉恶如仇，处事从不苟且、不屈从，做人从不矫饰、不阿诀，敢说真话，也愿意听真话。

同他在一起工作，既痛快，又紧张。因为他对你有什么意见从不隐瞒，你对他有什么意见也都可以直说。工作中难免有意见的分歧，有时甚至会发生争论。但争论后，只要事实做、厂结论，无论谁对谁错，他都心无芥蒂。

彭德怀同志办事雷厉风行而又严密谨慎。他平时很注意也很善于了解下情。谁对他弄虚作假，那可倒了大霉。他对战士、对群众宽厚仁爱，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却要求极严，批评起来丝毫不留情面，但让人心服口服。因为他要求干部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批评错了、过分了的，他会当面向你检讨;批评以后，还会主动给人补过改错的机会。在西北战场和朝鲜战场，他都曾在开会时毫不留情地批评过贻误战机的高级指挥员，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

“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傻的本事还是有的。”但会后，他却主动将下次战役中最艰巨的突击或阻击任务交给被批评的部队，要求他们奋勇作战，挽回荣誉。当他们重新立功之后，又立刻热情地通电表扬。这种品格和作风，使他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在战争中提掣止军如一人，令行禁止，所向披靡。建国以后，他所主持下的工作效率，至今仍为人称道。

一个人的突出优点有时也伴随着相应的欠缺。德怀同志刚正而欠于通融，爽直而失之急切，有时容易造成矛盾的激化，不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我也曾劝说过他、他却笑着回敬说，我不会像你那样“和稀泥”。他有时还喜欢骂人，这自然也不能提倡。但在崇尚气节的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民族精魄之所在。这种浩然之气，使德怀同志成为一代伟人。

我对德怀同志第二个突出印象是清正廉洁。他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在党内外、军内外都是人所共知、人所共称的。他从小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痛恨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他在立志救国之初，就同好友黄公略等相约:“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他在旧军队.工作12年，卓尔不群，出污泥而不染。旧军官搜刮民财，克扣军饷，他却把自己的薪俸积蓄起来，做了起义的费用。参加革命后，他更是时时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红5军成立之初，同红4军并没有隶属关系。

1930年第一次打长沙后，他却主动建议由1,3军团合组成红1方面军，以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总政委。长征后期，红军严重减员，需要缩编，为了保留红1军团的番号，又是德怀同志主动提出撤销3军团，将部队编人1军团。他一手创建并长期率领的红3军团的历.史至此宣告结束。试想，一个长期统兵打仗的军人，主动把自己的队伍交给别人指挥，然后又心甘情愿地撤销自己的部队番号，如果没有博大胸怀和远大目光，没有以人民和革命利益为重的大局观念，是断断不可能做到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竟有人批判德怀同志，说他当初参加革命是为了气入股”，这只能说是一种恶意中伤。

彭德怀同志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百万军队的统帅，成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但是，他从不因为自己的地位、功劳面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总是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谦虚谨慎，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我从1933年在中央苏区同他相识以来，从没有见他搞过任何特殊化。记得当年在3军团的时候，首长下连队，吃饭时总要加一个菜，如妙鸡蛋之类，我和邓萍参谋长下去时都是这样的。但只要德怀同志下去，加莱就没有了。开始时我不懂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别人不敢这样做。因为不管是谁替他加了菜，他都眉头一皱，骂了起来，直到把加菜端下去了，才肯吃饭。他的这种严肃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

德怀同志给我的第三个突出印象是赤忱爱民。他的一生，因同情劳苦大众而走上革命道路，为谋求人民解放而赴汤蹈火，最后又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受损害的老百姓说话而蒙冤。但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从不因自身的荣辱而有所更易。

德怀同志曾经说过:“我从小饿怕了，我知道饿饭是什么滋味。”他对民生疾苦总是感同身受。有人说他是苦行主义，他认真地回答:“谁个不会吃好穿好?问题是老百姓吃的是什么，有人还在饿饭呐!”建国以后，德怀同志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过，他在前面加了“勇敢”二字:“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经常对人说，我是人民的管帚，人民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在他的思想深处，总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下，而不是人民之上。

德怀同志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倡平均主义?事实完全相反。正是他根据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力主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来在视察国防基地时，他经过同连排级干部广泛交换意见，又提出并力主解放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至于1959年他对“共产风”的反对，就更不待言了。

从1959年被“罢官”到1974年生命的终结,15年中，德怀同志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他是坚强的，虽百折而不挠。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死后能在他的骨灰上种一棵苹果树，以此来最后报答养育了他的土地和人民。

千秋之后，彭德怀，任然受到人们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