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23日，红军侦听到了一份机密电报，系南昌行营总指挥何应钦发给各“围剿”部队的。这是何应钦给各路“围剿”部队的一份总攻击令，上面除显示蒋介石正企图使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将红军压迫于赣江边围歼外，还有“限十天扑灭共匪”的字样，以及敌各路兵力配置与战斗部署情况。

两次反“围剿”的成功，令毛泽东和他的运动战逐渐声名显赫。毛泽东用其战争实践表明，要打好运动战，首先就必须第一时间掌握准确的战场情报，如此指挥者才能做到心明眼亮，否则所谓运动，就会成为盲人骑瞎马式的乱动。

从敌人的部署来看，他们此次投入“围剿”的兵力，总计达到30万，而主力红军只有区区3万，敌我兵力十比一，大大超过了前两次“围剿”，更不用说随着大量中央军的加入，其兵员素质和武器装备也水涨船高了。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这种时候，获取敌情报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才有办法发现和打击其薄弱环节，进而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自觉认识，毛泽东对于拿到何应钦的这份总攻击令（“何应钦令”）可谓是如获至宝，之后一直视其为反“围剿”的指南针。

7月28日，红军终于到达高兴圩，途中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已是人困马乏，而其间白军各部也不一步不落地执行“何应钦令”，并先后占领了富田、东固、龙冈、宁都等。

千里回师兴国，被证明是值得的。这里的群众基础确实没得说，知道红军缺粮，老百姓宁可自己吃红薯和野菜，也要把粮食省出来给部队。兴国地小人少，省出来的这点粮食仍难以满足三万大军所需，在这种情况下，兴国农民又采用了“剪黄”的方法。所谓“剪黄”就是在稻谷完全成熟之前，先将谷穗头上已经成熟的部分剪下来作为粮食。“剪黄”很费事，要用剪刀一穗一穗地剪，一棵稻谷也剪不了多少粮食，但是积少成多，最终还是创造奇迹，解决了大军的军粮。

从“何应钦令”推断，富田方面敌军部署力量薄弱，在部队进行短暂休整以及补充粮食后，毛泽东按照“先打弱敌”的策略，决定挥师向富田突进，以便从此处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中由西向东横扫千军的一幕。

7月31日，各部按计划由高兴圩北上，向富田开进，8月2日，仍在行进中的部队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向后转，折回高兴圩。

就在作战部队出发后不久，红军抓到了两名敌侦探，经其供认，敌人通过飞机侦察到了红军北上富田的行动，蒋介石已派罗卓英、陈诚两师赶往富田增援。

打运动战，除了必须掌握准确的情报，还需要指挥者随机应变，采取正确的对策。有个成语叫做胶柱鼓瑟，比喻固执拘泥，不知变通，毛泽东指挥打仗，是从来都绕着这个坑走的。尽管此时红军大部队已接近富田，但他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在察觉到富田一带的敌军已有严密防范后，他立即改变计划，将部队全部撤回了高兴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