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在乾隆时期的官场上，有一种说法称汉人地方官最高只能担任布按一职。然而，现在我们重新审视这种观点，发现它并不准确。虽然在整个乾隆朝，确实有一些汉臣担任督抚一职，但可以确定的是，总体上来看，汉人督抚的数量还是相当有限的，不到旗人的三分之一。更甚的是，担任总督这个级别的汉人更是屈指可数，不到四分之一。

清代的皇帝一直强调“满汉一家”的口号，但人们都知道，越是喊得响亮，越能看出满汉并不是真正的一家。这种局面在各省总督的任命上尤为明显，反映出了清朝重满抑汉的基本原则。

在皇帝看来，大学士、军机大臣以及各部尚书都愿意委任给汉人，唯独总督一职不轻易授予汉人。这种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不禁让人想要深入了解为什么总督一职对于汉人而言如此重要，又有哪些原因导致了满汉之间的巨大鸿沟。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点：

◑ 各省总督含金量比尚书高

在明代，总督职位的本意是让京官负责特定地区的军事事务，他们会统筹一个或数个省的军务。尽管到了清代，总督一职变得更加局限在地方方面，但总督在军事方面的职能基本上没有改变。

我们都知道，在清代京城的各部院衙门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也就是说，官员既有满洲人，也有汉人。换句话说，从制度层面来看，清代最高统治者并没有剥夺汉人升任各部尚书的权利。从官阶来看，自从雍正皇帝以后，各部尚书的官阶被定位为从一品，这是实打实的，没有任何保留。

总督的官位通常由兵部尚书兼任，他们在名义上也是从一品的。但在官方文献中，例如《大清会典》，总督的官阶依然被视为正二品，也就是说原本的官阶是正二品。

清代对于官员的加衔非常讲究，通常我们认为总督在担任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这两个职位之后，就获得了节制辖区内文官和武官以及监督百官的权力。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总督都加了兵部尚书的职位，这主要取决于总督之前的官职。例如，如果一个在京城担任尚书的官员被任命为总督，那他肯定会被加上兵部尚书的职位；如果是在京城的侍郎或是各省巡抚被提升为总督，那就需要请旨，至于是否加上尚书职位则要看皇帝的意愿。但自从道光皇帝以后，总督加上兵部尚书的职位基本上成为了惯例。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总督是否被加上兵部尚书的职位，对于他们实际的权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仍然可以控制辖区内的绿营军队以及监督百官。可以说，给总督加上尚书职位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做法，这与给大学士加上太傅或太保的职位是一样的道理。既然总督的地位稍低于尚书，那为什么在汉人担任总督的时候，总督的地位反而更高呢？

实际上，这也不难理解。如果汉人在京城担任各部尚书，除非是被委以大学士的职位来管理各部，否则基本上都只是满尚书的陪衬，他们手中的实权非常有限，只是名义上的封号而已。

而总督则不同，因为清代的官制在地方官的选拔上并没有实行满汉双轨制，也就是说，总督一职不分满洲人还是汉族人。

总督拥有极大的权力，几乎涵盖了军政、民政、司法以及外交等领域。皇帝在任命总督时非常谨慎，尤其是乾隆皇帝，他对汉人官员持有偏见，认为他们不可靠。

在乾隆中期的最极端情况下，全国八个总督中全部都是满洲人，而十五个巡抚中汉人只占据五个席位，所以汉人私下里抱怨说一旦他们到了地方，能担任布政使或案察使已经是个天花板了。

◑ 实权比尚书大

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六部尚书的职责仅限于管理各自部门事务，并没有像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样拥有最高决策权。一旦皇帝和军机大臣们定下决策，就由各部门去具体执行。这样一来，尚书们自然很难取得显著成绩。

然而，并不仅如此。户部、刑部这两个衙门，涉及到最重要的钱粮和刑名事务，因此不仅难以取得成绩，还经常因为办事不符合上意而受到各种处罚。尤其是刑部尚书，如果任职期间没有几次被处分，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督负责管理一个或多个省份的军政事务，只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没有发生钱粮亏空和百姓造反等问题，就会被认为是政绩突出的。但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比如水旱自然灾害时能够及时提供救济，或者在国家用兵方面有出色的协调能力，那就会被视为是极其出色的政绩。在这些情况下，皇帝都会下旨进行褒奖，赐予太子太保的头衔，或者晋升为大学士。

总的来说，正常情况下，总督不会被调到京师任职，因为总督和尚书的工作性质不同。可以这样看待，皇帝提拔尚书并不困难，但要培养一个能够胜任总督职责的官员，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精力。

◑汉人担任顾虑多

在清朝时期，地方督抚造反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一点与清代皇帝对地方督抚的严格约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根本原因在于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压抑和抑制。作为满人的总督们，他们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很难会团结起队伍去反对皇帝，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旗人，难以想象他们会自己发动起对抗。

而让汉人大范围担任总督却被视为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大清朝是由满人建立的政权，在汉人心中，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不适合成为中原的主人。此外，清代的皇帝也缺乏自信，对汉民族的庞大人口心存敬畏。

如果八个总督中，大部分都是汉人，那么中央政府在国家面临重大突发情况时就会感到不安。尽管当时中央政府的威望较高，暂时并不担心汉人总督会有异心。但一旦国家陷入危机，皇帝就无法保证这些汉人总督不会背离忠诚。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国藩收复了武昌，咸丰皇帝非常高兴，下旨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职务。

然而，朝中的一位军事大臣提出质疑，认为曾国藩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凭借湘军的力量就能够收复武昌。但如果让他担任实权的巡抚，那么他可能比太平军更具威胁性。

咸丰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取消了曾国藩的巡抚头衔。直到咸丰十年，朝廷走投无路之际，才勉强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的职位。

这个例子生动地揭示了当时的形势，皇帝们对汉人总督的态度充满疑虑。他们在赋予汉人实权职位时，总是提心吊胆，担心他们会成为对抗皇帝统治的隐患。这种紧张的关系成为清朝历史中一道引人深思的风景线。

当然，总督比尚书含金量高的说法仅限于汉人，并不适用于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