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军乐
一个黑咕隆咚的夜里，绿皮小火车长啸一声，给贺兰山打着招呼。山风呼呼地应了，是从一个不明的方向来的。待我下车，站在岗子上。风，热情地来拥抱。揭我的衣，掀我的帽，要看我长成啥模样。能是啥模样？一样的长着眼睛，长着鼻子，耳朵一只也不少。俊模俊样的。
风说：俊不俊都不碍，得健壮才行。
我说：入伍前体检过---合格。
风说：是要我说了算，不是医生说了算，便在我的肩上背上拍拍打打。我配合地叉开双腿，让它察看我没有疝气---自信大伙子已没有了那玩意了。风却从我的胯下溜了。这是拿我开涮啊！
其实，我的配合也是装出来的。风在我身上拍拍打打时，我看都没看它，眼睛一直盯着岗下的几十辆“嘎斯”---黑夜里的伏兵，在等着我，也等着同一辆列车下来的我的战友---还没有进军营可以称战友吧？我们走下岗子，“嘎斯” 齐刷刷地打开了车灯---荒滩里群狼突然地亮起了眼睛。
我们攀爬上了“嘎斯”。车起步了，不是我发布的号令。“嘎斯”的两盏灯，光束直直地射出去，聚精会神地在荒滩上寻找着道路。显然是找到了，颠颠簸簸地前行，像跛足的驴，东扭西拐的。
我们坐在背包上。背包是一床绿被子，插着一双军用胶鞋，手紧紧地抓着车厢板。“蚊子”，在家时是这样叫的，大名叫文兴，紧抓着我的胳膊。车轮开始了在荒滩上蹦哒，一时间跛驴成了欢快的孩子。我们却像簸箕里的玉米粒，被颠来簸去。车轮带起了尘沙，沙尘追着车轮，疯病人一样亡命地追赶着。拉走的我们，仿佛就是它的亲人，不舍得我们的离去。不断地拍打着车厢板---你们走了，只留着我空守这荒野。我像大人训孩子老腔老调地说：你不守着，难道让我守着。（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守荒人是我们。）它既不生气，也不气馁，跌跌撞撞地扑向车轮---英勇地献身而不能献身。
沙尘英勇地追赶着我们。我在车厢里就不能睁大眼睛，还得捂着鼻子，屏住呼吸。身子冷得打颤，缩成了刺猬。
车灯的光束，是出鞘的剑，戳黑夜一个洞，黑夜又自己弥合了。我的一双眼，此时只能眯着，不能象车灯，戳黑夜一丝的缝隙。
迷糊迷糊的，“嘎斯”的光束对上了大礼堂外的一盏探照灯，谁也没有礼让谁。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目的地到了。
蜂拥着走进大礼堂，挨挨挤挤坐在地上。礼堂顿时被我们栽了一地的绿苗子。舞台上是位魁梧英俊的青年军官。身板挺拔，声音浑圆，简直就是播音员，在点名呼姓，像农人一株株地拔起苗子，交给了台下的军官。在他的身后，披着绿大衣，戴着雪白手套的军官，黑脸牛眼，一言不发，凛凛煞气。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我们的团长——黄二杆子。不是我为团长取的绰号。我一个新兵蛋子，咋敢给团长取绰号呢？
台下的军官把台上的军官拔起的苗子接到手，捆成了捆，带着走了。只剩下了我一株独苗时，我慌了，脆弱的心弦快断了。是我不合格吗？体检合格呀，风也体检了。个大脸黑，这不是什么错吧，真的就没人要了吗？那个英俊的军官走过来，看了看，说是：能扛炮筒子；跟郑连长到炮连去吧！
跟在连长身后，连长不说话，谁也不敢大声说话。进了一个山沟沟，蒙胧的窑影，蒙胧的灯光，是梦境，除此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都顾不上去看。放下背包，饥肠辘辘的，随着二三十个新战友进了饭堂，一起吃了两大锅捞面，还有百十个白馒头。我爱吃面，吃了三大碗，睡在了一个窑洞的大通铺上。一倒下，意识就像快没电的电池模模糊糊起来了。
囫囫囵囵地睡了一觉。醒来，还像是在梦里，阳光暧昧。照在山冈子下一排窑洞，对着过去的山冈下，还是一排窑洞。哈哈，我笑了---咋是这样的命---从黄土的窑洞里出来，又钻进了石箍的窑洞。我在冒傻气，猪圈围墙下气势汹汹的杂毛狗走过来嗅我的脚---不认识你嘛，要认识一下的。我被狗咬过，有点怕，躲着爬上了窑营的山冈上。
站在冈上眺望，远山巍然，围着荒滩。滩中隐约有几棵树，又似乎又没有，横亘着一道岗子---狼脊岗---昨夜我走下来的那道岗子。我何以称其为狼脊岗，是像一匹狼的背脊吗？我自己都不知道，可能是下意识里希望荒滩有狼，还希望有一群羊，一群马，有驼队经过。可什么也没有，一辆小火车，虫子一样的在岗上蠕动，喷吐着白烟，像牛一样喘着粗气。
我的当兵生活开始了。一个月六元的津贴，早在启程时就揣在了怀里，还没花掉。父亲在我临行时塞给的五元，都没有什么用途。
荒滩里下雪不下雪，风总是不怎么停歇，一个不知道疲倦的家伙。吹着响哨，在滩里游荡。无聊时，咆哮几声，解解寂寞，自我安慰。这时，我就躲着风，也不怎么能躲得过，在我不备时，风总会裹着沙堵住我的嘴---我并没有说风的坏话呀！这样，我就不敢出窑营了，不只是我，都窝在窑营里，围着火炉---开始了谁不说俺我家乡好！
排长、连长、指导员不说，他们已没有了这个兴趣，轮流着给我们讲《条例》---有以下情形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 ……硬生生地砸下来，砸得我心疼。也讲故事，一本正经的故事——毛乌素、乌兰布和、贺兰山、呼噜斯太、汝箕沟，塞进去一脑袋的字意不名的词，憋得人脑袋疼。这时我就抬着头，睁着眼，心里迷糊着，不睡去。饭堂当课堂的砖铺地上洗涮碗筷的滴水都结成了冰，是不敢睡的。
指导员见我犯迷糊，就一声“王军乐，站起来。”吓得我腿抖身颤，紧接着说“给大家唱首歌。”我哪会唱什么歌，扭扭捏捏地抓耳挠腮，捉襟提腰的。裤门襟敞着。指导员说：“先把“风紧扣”扣上。我赶忙丢了衣襟伸手摸脖子。转过头来看我的老兵，扽扽我的裤腿，我才恍然大悟。
我的丑事不只这一次，还有。那天刚进山沟，去撒尿。出门时，老兵说：拿着门后的棍子。我不解其意，还是拿在手里。一进厕所，排长正在小解，忙举手给排长敬礼。排长瞪了我一眼，问我，拿棍子干啥？
我说“班长”——新兵见老兵都叫班长，让拿着，说是有用的。
排长说，是让你边尿尿边敲打，怕尿结冰成了柱，撑翻了你。
有那么悬乎吗？我的脑袋不好使，我的脑袋不好使！
我不仅脑袋不好使，手脚也不怎么协调，常常迈右脚摆右臂，惹得大家笑。能惹大家笑也不错呀。可我练射击不偷懒，卧地举枪，脸贴着枪托，铁枪托扎得脸疼，我头也不抬起来。冻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咬紧牙关忍着。往往这时就刮风，不流泪的我也流泪了。张笑晓这时就真格儿地哭了。班长心硬，张笑晓都冻哭了，也不下令让我们休息，还黑着脸，铁塔一样地站着。
山外的春天来了，山里的沙风还不止。我们从山的皱褶里爬着出来，像蜇伏了一个冬天的虫子。步兵连全副武装在沙滩里越野，炮兵抬着炮架对着柳树沟孤零零的房子瞄准。我不训练，赶着毛驴车，去拉羊粪。身上裹着棉袄，坐在车辕上，任由毛驴拉着铁车走在荒滩里。在滩里巧遇了我的乡党---党喜娃，牵着马从另一个沟里出来，说是到滩里去溜马，后跟着还是牵着马的战友。荒滩上没有什么草，只有芨芨草，直直地戳着天空。骆驼草，干巴巴的缩成团，像一垞子风干的牛粪。我问喜娃“分到了哪个连了？”
他说，“二机连。”
我说，“我，二炮连”。
两个连队只隔着一道山冈竟然未见上面。再问，其它乡党去了哪个连？喜娃说，“不知道么。”
我赶着驴车向西走。山坡上一群羊散漫在坡间啃草，放羊的坐在石头上唱唱喝喝。唱的是秦腔，我猜是我的乡党，也扯着嗓子吼了几嗓子，希望情哥哥对上情哥哥。又报上，“我是陕西长安的。你是哪的？”
对方回答我：“宁夏永宁的。”——说的也是永宁方言，比我的长安话软和些。
礼拜天，我洗了衣服、床单，喂了毛驴，向班长请假，说去看战友。走出菜地，却不知道去哪里，就胡乱地对上一个沟里钻进去——同样的是箍着两排三排窑洞的营院，院内有操场，篮球架。却不见人，我问哨兵“你们是哪个连？”
“高机连。”
“咋不见人呢？”
“去了简泉农场。”
“简泉农场在什么地方？”
“在山下。”
“去筒泉农场干啥？”
“挖渠、育秧、种稻。”
当兵的咋啥活都干呀！进了一条沟，没见一个老乡，小半天就过去了。我只请了半天假，无奈地向回走。遇上了一支队伍。背着枪，扛着靶子，趾高气扬的。队尾，扛靶子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常爱军——我初中的同学，说他参加了团里的射击队，准备参加全师军事大比武；拿了名次还能立功。问我分到了哪个连了？干啥呢？
我说：“炮连，种菜、拉羊粪。”
“地还没刨够！农民还没当够！”
我说：“我是土地命。属牛的。”再没说什么话，走了。回去的路上，心动了，不想种菜拉羊粪了。我想立功，立了功，说不定还能提干，穿上四个兜儿。穿着皮鞋，那样子多么的威武。
这年，年终总结，我没立功，受到了个连嘉奖。我应该受奖，仅凭我钻在驴车下当了一回驴就该给我受奖。第二年，我也想去参加比武， 申请回了连队。可全团没有一个连队搞全训，都投入到了营建之中。我们连队，奉命去塔儿岭伐木。塔尔岭在滩外，距营房四五十公里，树大林深，草木茂盛，鸟啾溪流，鹰掠兽走。我们每天走进林子就抡起斧头砍树，看着哪棵不顺眼就砍倒哪棵。其实，不是胡乱砍的，得间开着砍，要不林子就密一块疏一块的。要是胡乱砍，就得挨林管员的训斥。
我就被训斥过。几天没吃肉了，团里送来了一扇子猪肉。在炊事班忙着时，偷偷地用斧子剜了一块子，又剁成碎蛋蛋拿着两根树枝夹着在火上烤。刚烤好，莫文理来了，抢走了。我一边骂着莫文理，一边烤着肉，司务长过来踢了我一脚，臭骂了我一顿。挨了骂，就一个人钻进林子挥舞着斧头乱砍，砍伤一棵红杉树——林子不多的稀有树种，又被林管员发现了。又挨了一顿骂不说，告给连长。挨了个口头警告处分，在全连面前作检讨，丢尽了面子。
多亏我知耻后勇，每次干活走在全连最前边。伐木数量最多。抬木头，独占大头。手裂口子，流血了，也不包扎，树枝挂破衣服，索索啦啦的也不顾。有一次，树桩茬子戳破了脚掌，疼也不说疼。连长表扬我：轻伤不下火线。才挽回了些面子。
从塔儿岭伐木回来，已是盛夏了。滩里的太阳毒辣，像刀子扎人，火辣辣的疼。那时，我们不是挖土推车填路基，就是拆旧房盖新房上楼板，要么就是炸石、运石，砌猪圈砌菜窖。那天，我们班在给四堵墙的光框框上楼板。我、清风、启明、沐欣，四个人两根抬杠，抬着一块水泥楼板。窄墙上小心翼翼地迈步。抬着抬着，我扛不住了，又不敢泄劲，硬撑着。可，心给着力，腿不给力了，腿一软，身一趔。平衡没了。失衡了，楼板先掉了下去，我跟着跳了下去。清风、启明、沐欣全跳到了墙外。墙下的战友看见了，一个个冲进去。掉下的楼板击起了尘烟，迷了他们眼睛，看不清我在哪里。就喊我，我坐在楼板旁，想应声嘴被一口气堵着，出不了声。
我只是把脚崴了。拄着木枪当拐扙，单腿在连里蹦来蹦去，像个负伤的功臣，每天都有一碗鸡蛋面条的病号饭。张乐军，我的名字反过来念，是“拔苗”分配到四连的同乡，来看我。说，他们连烧砖，每天搬运一万块，完成了任务才能休息。他是完成了任务才来的。我说，你看，你烧砖，我盖房，以后都能当工头。乐军说，一个月能挣八个元的津贴。我们都笑了。九连的边宏民，也来看我。他们连队是在汝箕沟挖煤，我问，咋样？“一个字，黑，黑天黑地，黑人黑脸，黑得都不愿来见你了。害怕你看见，认不得我了。（捂着脸）
吃了一个星期的病号饭，脚消了肿，还有些跛，身上却长了几斤的肉。这一年全团的新营房全盖好了，对我来说既有功也有过，没立功，也没受奖。全连仅有的一个三等功名额给了猪倌白战成。我不服气也没办法。要是我当了连长，我给我立个一等功。可我当不了连长。连长说我：虽然个大力大，嘴却笨，管不了人。给你个副班长当吧。
下一年，我们去了白芨沟打坑道。打坑道我抱风钻，个大的优势，不用给脚下堑石头，也能够得着。那天，班长说，班副，今天我打（炮）眼子，你带着大家出渣。按说我可以先在坑道外休息着，待装药放炮了，我再带人进坑道清渣。可我闲不下，就站在班长的身旁当安全员---观察险情。石尘如烟弥漫了整个坑道，看得见的，只是一盏烂柿子样的昏灯，和投在坑道壁上班长模模糊糊的影子，随着钻头的抖动而抖动。我一直盯着坑道顶端，不知道那时候我长了什么样的眼睛，或是得了什么神功，预感到了什么，无意识的向班长扑过去，扑倒了班长。一块子大石头从顶上掉下来，砸在了我爬地的两脚间。班长清醒过来，从我身下爬起来，看着那块子石头呆了。再看我哭了。我却笑了。说：班长，看咱俩都是好人嘛，石头砸谁也不砸咱俩。
这一年打完坑道，班长还留队，我复员了。一个挎包左肩右斜，一个麻袋的行李先期托运回乡了。腰里揣着二百五十个大洋，胡说啥哩，是人民币。一百八十元是医疗费，困难救济费，七十元是复员费，和费民政、柱子、妖怪---是柱子给爱扭捏的侯方明取的绰号，一起下山回家去。柱子问我拿了多少钱，我说，“一百四。”我不能告诉他真实的数目，这是复员回乡的平均数。他说，他也拿了一百四。又问我，入党了没有？我说，想入，没入成。他说，他也没入成，也没立功。下了山，在平罗转车，我回头望着贺兰山，哈哈地大笑，却又不知道咋又想哭，是想起了“西光厂”的贺坤——我们一个火车皮拉进荒漠滩的，他却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丧了命。永远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回去了。又觉得不全是这个原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一路上，我把脑袋想出了个大窑窿也没想出个什么名堂。
我脑子不好使么。人们说当兵的意义呀，价值呀，精神呀，哪些听起来都好听的话，我说不了，我只知道我当了三年兵，尽了三年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