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允胜
1939年11月，新四军第六支队，成立手榴弹制造所，任命李仲麟为所长。
李仲麟带领我、胡海洋等同志进行筹备，从各主力团抽调武广信、杨克文、王自忠、吴金铜等30多人到制造所工作。我们一手拿枪、一手拿工具，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经过认真筹备，手榴弹制造所终于在同年11月20日在战火中诞生了。
在敌后，日本侵略军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经常“清乡”、“扫荡”，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拿不走的就烧，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主力部队经常在外线作战，我军的后方，经常遭到敌人骚扰袭击，有时要坚壁清野，埋藏设备，拿起枪杆和敌人战斗，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安全的环境。
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兵工厂，困难的确是比较多的，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图纸资料，四无资金，五无材料。创造条件变“五无”为“五有”，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只有具备以上五项基本条件，我们的工厂才能生产出武器来武装子弟兵，坚持抗战。
面对“五无”的现实，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难，怀着“抗战必胜，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信念”，迎着困难上，我们敢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针对“五无”，采取具体措施，一个一个地逐步解决它。我们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产品是靠人劳动出来的。我们是勤劳勇敢的新四军战士，有敢于攀登高峰的革命精神，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豫东、皖北地区，历史上是个贫穷地区，广大农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多数人家一家人挤在一、两间茅屋里，但是，他们在连续多年的战斗中，认清了谁是人民的敌人，谁是人民的亲人。新四军的实际行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深感动了他们，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把他们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办工厂，有的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的新房让我们住。
涡阳县涡河北岸郭庄郭大娘不但把三间大堂屋给我们装配手榴弹，还把儿子郭学礼送来工厂参军（解放后任江岸机车厂厂长）。以前，淮北流传着旧歌谣：“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好房不住兵”。当时人民群众编出新歌谣：“好人要当兵，好房要住兵，军民鱼水情，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群众不但为我们解决住房、厂房，而且一批批青年人也不断地涌进我们工厂。
有些较大的设备和作业面积较大的工种，如化铁、木工因没有大房子，干脆就在广场上露天作业。酷暑伏天顶着烈日，汗水淋漓，工人们豪迈地说，天热没有战士的革命情热。寒冬腊月北风凛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温度在零下十几摄氏度，仍能坚持室外作业，寒流再冷冷不了我们心中的革命热流，八个人拉着木制大风箱，高唱《大刀进行曲》热火朝天地劳动，每次开炉都要八九个小时，轮流换班吃饭，直到干完为止。
我们工厂的生产小组，分散在农民家中，一可节约资金、上马快，二可密切联系群众，乡亲们平时为工厂运输物资，战时坚壁清野，传递情报，保卫工厂。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有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就如鱼得水，任意遨游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任何凶恶的敌人都消灭不了我们，而被我们所打败。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工厂是生产基层单位，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是工厂的基本任务。设备和工具是生产的主要手段，古人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产必须具备相应的工具和设备，这个问题不解决，生产就是空话。我们的祖先，从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智慧，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从猿变人，难道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战士，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员，就不能利用这些古老设备，为抗日战争服务吗？
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千方百计地发挥民间设备作用，请铁匠打了老虎钳头、榔头、锉刀。用农民碾米用的石碾代替磨粉机，以小毛驴为动力，制造黑火药，既可用于手榴弹，也可装地雷。用木风箱代替鼓风机，用小坩埚代替冲天炉化铁水，铸造出手榴弹壳、地雷铁壳。以手拉木车床代替机动木车床，以手敲锤打代替机械安装，逐步建立翻砂、木工、制药、装配生产线，形成了一个分散生产部件，集中装配的整体全套设备。花钱少，上马快，就地解决了生产关键——设备问题。
正当我们积极筹备，四方求援时，听说河南永城县李石林村有两个能人，哥哥叫李炳南，弟弟叫李跃朗，能制土手榴弹。我们立即登门拜访，第一次未找到，第二次他们不了解我军政策不敢来，第三次找到他们兄弟二人，反复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对待技术工人的政策，说明我们的战士是供给制，你们可以拿工资，养活全家，愿干则留，想走欢送，并可携带家眷儿女老小。哥俩终于愉快地来到了工厂，为当时对生产手榴弹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看来做手榴弹比较简单，但当时的情况，是很不容易的，一是要会做炸药，二是会浇铸铁壳，三是会做引火药、导火线，四是要准确掌握爆炸时间，还有做木柄等等，这些技术问题都必须一个个解决。
此外，我们又请了太和县翻砂匠刘学州师徒数人、木工白利桢和其他白铁工、打铁匠等。我们对老师傅政治上关怀，经常上政治课，讲抗日的大道理，生活上照顾，每人每月根据技术高低，可拿120斤－300斤小麦，其家属年轻力壮的可以参军，年纪大的可按战士待遇供养。技术上依靠他们，请他们当老师，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经过党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老匠人政治觉悟不断提高，逐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有的主动放弃工资制，参加了新四军，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生产、技术骨干，做了车间主任、厂长、书记等。这里体现了只要认真地正确地执行党对技术人员政策，团结各方面技术人员，我们的事业就会越办越好，蓬勃发展，迅速扩大起来。
1940年春，正值春光明媚，万象更新的时候，我们的兵工厂工人情绪空前高涨，夜以继日地赶生产任务。突然在装配间，爆发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手榴弹和部分黑炸药爆炸了，正在装配间胡海洋、周景文、刘福林三同志，被炸药烧伤，被炸弹炸伤，其中胡海洋同志伤较重，头手烧伤面积过百分之九十，腿脚也被炸伤。
当时领导和全体工人、群众一起抢救，扑灭火焰，迅速送伤员到医院抢救，特别是军属刘大娘（宿县独立团团长刘志武的母亲）日夜不离伤员，喂药喂水，几个月不离病房，像对亲儿子一样服侍着伤员。至今想起来还十分惦念着她老人家。在医院大力抢救、刘大娘热情照顾下，几位伤员逐步伤愈回厂，带着伤残继续和我们一起战斗。他们视死如归，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和轻伤不下火线、带着伤疼继续坚持生产的同志，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血的教训，逐步使我们聪明起来了。经过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找出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条件较差，用铁锤打木把装配，由于铁锤与铁壳碰击产生火花所致。我们改进了工艺，把撞针打火改为磨擦发火，把锤打改为木板压柄。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程，广泛进行安全教育，要胆大而心细，装配场地绝对禁止火种，要尊重科学不能蛮干。要从思想上重视生产必须安全，安全是为了更好地生产，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相保证。吃一堑长一智，生产稳步向前发展。
我们年轻的兵工厂，经过辛勤艰苦的劳动，开始走向正常生产，已生产数以千计的手榴弹、地雷，供给部队打击敌人。正在欣欣向荣发展时，“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令李仙洲率9个师的兵力和马鸿奎的骑兵师，大举向豫皖苏解放区进攻。我师受到敌伪顽匪四面夹击，首战蒙城东北围集歼灭敌人一个支队，再战袁店集，因敌众我寡，老二团损失六、七个连，解放区逐渐缩小。每天都在准备打仗，工厂也被迫停工，把我们辛勤劳动搞来的设备、机器、原材料，全部埋藏起来，随着供给部打游击。
3个月反顽斗争我们天天打游击，吃不到饭，睡不好觉，有时吃树叶、山芋干，环境十分困难。兵工战士仍然信心百倍地坚持敌后抗战，党指向哪里，我们走到哪里，没有一个逃跑的，没有一个动摇的。
4月底接到命令，让我们转移到津浦路东淮北解放区，把分散的同志全部找回来，特别是一些有技术的老师傅，一定要把他们带到路东。记得有一个化铁师父，名叫王子修，身体残废，跛脚，走路十分不便。几个同志前拉后推，终于把他安全地带到路东。我们小小的兵工厂，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永远打不烂、拖不垮的。
1941年5月，我们转移到淮北路东。经洪泽湖、蒋坝，到达淮南张夏庄，立即组织恢复生产，决心加倍的努力，把3个月的损失捞回来。我们利用当时环境暂时的稳定，当地技术、物资优越的条件，充分发挥人力、物力作用，聘请各类技术人才，购买各种机器设备，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就恢复了生产。从原来修枪、制造地雷、手榴弹，发展到做刺刀、掷弹筒、信号弹、迫击炮改平射炮。手榴弹的制药、导火线、引火药等工艺作了改进，并试制携带方便的葡萄式无柄手榴弹。产品质量和数量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和增加，手榴弹月产量可达千余枚。
彭雪枫师长于1942年10月14日，在边区二届参议会上的军事报告中赞扬兵工工人，埋头苦干，自力更生的精神，他说：工人同志在制造炸弹、炸药时，把眉毛烧焦了，仍然继续干着那种危险的工作。我们的兵工厂比钢还硬，敌人梦想消灭它，是办不到的，不到3个月又恢复生产了。
1945年至1946年，陆续由上海、淮阴输送来一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参加我们的工厂。有了这批骨干，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政治上充分信任他们，工作上大胆放手使用，人尽其才。我们的工厂面目一新，四师军工厂已发展为6个工厂，1个修械所，加上各县榴弹厂、修械所，共有职工1000多人。枪换炮，增加了车、钳、铣、刨各种机器，由手工操作逐步向机械生产迈进。
我们工厂在炮火中诞生，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生产出数以万计的武器弹药，造就出一批技术人才，为我国军事工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编发：拂晓哨位
来源：王皇义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