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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的一个风起云涌的夜晚，一场出乎意料的叛变正在泰安的暗影中悄然发生。宋其田和于维辰向日军投诚，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生存的渴望，还有一张能够让他们在敌营中立足的“投名状”。

这份名单上不仅仅是普通士兵的名字，最重要的是一位伪区长的名字——马东。马东，一个表面上忠诚于日军，实则是八路军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卧底。然而，事情并没有如叛徒所愿。

马东早已警觉，他利用叛徒的指控，反其道而行之，制造了一张假的收据和两位乡绅的证词，这些都指向宋其田和于维辰。当日军抓到这份“证据”时，他们的信任立刻转变为怀疑和愤怒。但是，谁能想到，这场看似即将崩塌的谍影战争，却在最后关头逆转？

1942年夏季的一个夜晚，天空布满星辰，泰安地区一片寂静。宋其田和于维辰这两名八路军的军官，在确保无人注意后，悄悄会合在营地外围的树林中。他们穿着八路军的标准制服，佩戴着已略显磨损的武装带，每个人都背负着一支中正式步枪。

两人在树林中彼此确认后，迅速离开了原本的驻地，向着预先计划的方向快速行进。他们避开了主要道路和村庄，选择了一条较少使用的山径，以降低被己方巡逻队发现的风险。月光下，两人的影子在崎岖的小路上快速移动，偶尔停下来观察周围情况，确保没有追踪者。

在行进约两个小时后，他们接近了与日军控制区的交界处。这是一个被小河切割的狭窄地带，河水在夜间静静地流淌。宋其田和于维辰在河边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渡河的地方，最终找到了一处水流较缓的区域。他们检查了自己的装备，确定一切就绪后，迅速涉水而过。

过河后，两人进入了一个由稀疏灌木和低矮树木覆盖的区域，这里更接近日军的哨点。随着接近敌区，他们放慢了脚步，每走几步就要低头观察地面，以避免触发可能埋设的地雷或陷阱。在月光的照耀下，周围环境的细节开始变得更加清晰。

最终，他们到达了一个预先了解的日军前哨站。前哨站由几名日军士兵守卫，围绕着一个小型的警戒木塔。宋其田和于维辰藏在不远的灌木丛中，观察着前哨的活动，等待适当的时机进行接触。在确认前哨站士兵更换警戒的换班时间后，两人决定行动。

他们从掩体中出来，手举白布，缓缓向日军前哨走去。一名日军哨兵首先注意到了他们的动静，迅速用步枪瞄准他们，并大声用日语喊话要求站住。宋其田和于维辰保持举手姿势，不做任何突然的动作。

随后，一个日军小队长走出哨站，仔细观察了这两名来者后，用生硬的中文询问他们的来意。

宋其田简单地回答了几句，表明他们愿意投降，并请求与高级官员谈话。经过一番审查后，日军小队长命令士兵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两人带到了更深入的驻地，准备进一步的审讯和处理。

在被日军士兵带入一座简易的审讯室后，宋其田和于维辰被要求坐在一张木制长椅上，面对着一名日本军官。军官身着整洁的军服，带着一顶破旧的军帽，桌上摆放着一些文件和地图，显然是为了这次突如其来的“招降”临时准备的。

日本军官开始审讯，询问两人的军事背景和投降的动机。宋其田和于维辰交替回答，他们陈述自己原为八路军中的一员，现在决意加入日军，希望能够得到重用。

在谈话的过程中，两人观察到日军军官对他们的背景似乎持有怀疑态度，因此决定使用更加有力的证据来确保日军的信任。他们提出，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和价值，可以提供重要的情报——指出泰安伪二区的区长马东是八路军的卧底。

宋其田和于维辰详细描述了马东的职务和在伪政府中的活动，强调他的双重身份对日军构成了严重威胁。他们还补充说，马东深得地方上的信任和尊敬，若能揭露其真实身份，将大大削弱八路军在该区域的影响力。

日军军官听后，开始认真记录他们提供的信息，同时派人去验证宋其田和于维辰的说法。在等待验证的过程中，两人被带到了一个临时的拘留区，那里有几个简陋的帐篷和一些由木头搭建的围栏。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马东是不是真的八路军卧底，这是他们一次自私的泄愤行动，起因是叛变之初的一场争端。

叛逃至日军控制区后，宋其田和于维辰被日军安排在伪二区的一个临时营地中。随着他们逐渐融入新环境，两人开始寻求更稳定和有权力的地位，希望在伪二区的区中队中获得官职。他们通过日军的关系网，向马东提出了他们的意愿和请求。

马东，作为伪二区的区长，对此请求进行了考虑。在一次官方会议中，宋其田和于维辰被安排与马东正式见面，表达了他们希望在区中队中担任正副队长的愿望。马东礼貌地听取了他们的请求，但最终决定不予批准。

他简洁地解释说，相关职位已有合适的人选，不再有空缺。这次会议在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内进行，四周被临时搭建的木板围成，屋内摆放着一张大桌子和几把椅子，墙角堆放着一些文件和地图。

宋其田和于维辰站在马东面前，尽管外表保持冷静，但内心对这一拒绝感到不满。马东的拒绝虽未公开说明理由，却在两人心中埋下了疑虑。这一决定让他们开始怀疑马东的真实立场和背景。

他们不知道马东实际上是八路军安排在伪政府内部的卧底，一直在秘密地收集情报并为八路军服务。在马东的角色中，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叛徒的威胁，还必须维护自己在日军中的信任。

马东在与日军的日常交流中展示出极大的敬业和效率，处理各种行政和军事任务时都表现得游刃有余。他的表现得到了日军高级官员高泽二郎的赏识。

高泽二郎，日军中的一名高级指挥官，经常检查马东管理的区域，对其工作效率和对日忠诚度给予高度评价。在一次视察时，高泽二郎亲自赞扬了马东对于维持地区秩序和效率的贡献，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和影响力。

马东在了解到宋其田和于维辰叛逃并试图揭露自己的身份后，迅速与八路军的联系人崔子明进行了沟通。崔子明是八路军萧华纵队第六支队的一名重要干部，对区内的情况和动态有着深刻的了解。在得知情况后，他立即指示马东采取措施，以确保八路军内部安全不受影响。

马东行动迅速，他开始策划如何通过制造假证据来陷害宋其田和于维辰，使其无法继续威胁到八路军的安全。为此，他选择了伪造一份收条，这份收条表面上是宋其田和于维辰在泰安地区强迫乡民为八路军募集资金的证明。

收条上，马东巧妙地伪造了八路军游击支队范景云的手章，使其看起来如同真实无疑。为了增强这份伪造文件的可信度，马东还联系了两位乡绅，这两人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信誉。

他向这两位乡绅说明了情况，并请求他们为了抗日事业的安全，暂时作出一些牺牲，出面作证声称是宋其田和于维辰向他们索要资金，并且收到了这份收条。这两位乡绅了解到整个行动的重要性后，同意合作，准备在必要时出面证明。

有了这些准备后，马东开始通过日军的渠道传播关于宋其田和于维辰的不忠行为。他通过某些与日军勾结的伪政府官员，将这份伪造的收条作为证据提交给日军。同时，他还暗示日军，这两人可能是八路军安排来混淆视听的双重间谍。

日军接到这些所谓的“证据”后，对宋其田和于维辰产生了怀疑。他们决定对这两人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在一次严密的调查中，日军找到了两位乡绅，乡绅们依照预先的安排，证实了宋其田和于维辰曾向他们索要资金，并出示了伪造的收条。

这份收条和乡绅的证词迅速成为了对宋其田和于维辰的重要指控。日军对这种内部的背叛行为极为敏感，他们开始对这两人的忠诚产生了严重的疑问。在紧张和怀疑的氛围中，宋其田和于维辰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

他们被日军严密监视，所有活动都受到了限制，而之前所谋求的任何官职的希望也瞬间破灭。

在宋其田和于维辰的命运被封存之前，一系列的调查和审讯持续进行。随着日军高层对两人的疑虑加深，最终，日军高级官员高泽二郎下达了处决命令。他指示将两人带到专为此类事务设立的处决场地——一个位于营地外的空旷场地，常用来执行对抗日力量的死刑。

处决的那天，天空阴沉，一阵阵寒风吹过空旷的场地，增添了几分凄凉和紧张的气氛。宋其田和于维辰在重兵押送下，被带到了这片被临时围起的执行场。场地的四周被草木蔽的铁丝网围绕，几名日军士兵站在周围，手持步枪，神情冷漠。

到达执行场后，宋其田和于维辰被迫站在已经挖好的浅坑边，这是他们最后的站立之地。在周围观察的日军官兵中，一些是日常的守卫，还有几位是专门从司令部来监督执行的军官。高泽二郎没有亲自到场，但他派出了自己的副官来确保命令的执行。

宋其田和于维辰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尝试进行最后的辩解。他们高声宣称，自己只是被八路军的复杂策略误导，试图说明自己的真实意图并非背叛，而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然而，这些辩解在场的日军官兵听来无非是绝望之下的挣扎，对他们而言，叛徒的罪名已经成立，任何辩解都无法改变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的空气越发凝重。执行官给出了射击的命令，几名日军士兵步前几步，调整了枪口的位置。

在这一刻，整个场地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剩下风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日常喧嚣声。随后，执行官举起了手中的白手帕，作为最后的信号。他猛地挥下手中的白手帕，紧接着是两声清晰的枪响划破了宁静，回响在空旷的处决场地上。

宋其田和于维辰身体猛地向前倾斜，随即倒在了冷硬的地面上。血液从他们的身体中缓缓流出，染红了土地。在枪声和随后的一片寂静中，两个曾经是八路军中的战友，如今的叛徒的生命轨迹就此终结。



来自 奔腾的黄河：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之六[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