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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春风还带着凉意，北京的街头柳绿花红，郑维山的心情却异常沉重。曾经风光无限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如今的他面临着生活与工作的双重困境。

消息传来，他的老首长徐向前元帅因病住院，这本是他提心吊胆的事情，却也让他看到了久违的希望——去医院看望徐元帅。

当电话那头传来徐向前的婉拒，为何徐向前会在听到他的名字后突然改变主意？

1967年1月北京，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中亲自宣布，郑维山将担任北京军区代司令员。在宣布的现场，气氛庄严而紧张。周总理的声音平稳而坚定，他详细说明了这一决策的重要性，并对郑维山寄予厚望。

郑维山站立在会议室的一侧，身着军装，面色严肃，目光坚定地听着总理的讲话。会议结束后，他与周恩来简短交谈，随即迅速投入到他的新职责中。接任北京军区代司令员后的郑维山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部队的稳定。

军队内部不免有一定的思想波动和政治压力，郑维山需要精心处理这些敏感问题，确保部队不受外界干扰，维持战斗力和忠诚。他经常深入各个连队，与士兵们面对面地交流，查看训练情况，亲自督促军事纪律的执行。

尤其是在那些思想可能不稳定的连队，郑维山会花更多的时间进行思想工作，他会举行小范围的座谈会，听取士兵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在他的努力下，部队整体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和战斗准备状态。

随着1960年代末期的国际形势日益紧张，尤其是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在中国北部边界的明显挑衅，郑维山的职责变得更加艰巨。在这种情况下，郑维山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他决定亲自到边境前线进行考察和指导。

这些行动不是简单的例行公务，而是他对于当前形势的直接回应。他的每一次前线访问都是紧张而充满挑战的，每次他都深入到最前沿的哨所，与驻守的士兵们直接接触。第一次前往前线时，郑维山驱车数小时，穿过崎岖的山路，直达边防第一线。

到达哨所时，春寒料峭，他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与士兵们一样，在简陋的营房中过夜。他深入了解每个哨点的具体情况，包括士兵们的装备状态、日常训练及士气情况。

他还检查了前线的防御工事和通信系统，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各级指挥部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指挥和调度。

在随后的几次访问中，郑维山更加注重与前线指挥官和士兵的互动。他参与了多次战术讨论，听取前线指挥官对敌情的分析和兵力部署的建议。在他的推动下，边防部队加强了夜间巡逻和监视，提高了对潜在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

1969年，郑维山的政治和军事生涯显著提升，他不仅成为了中共“九大”代表，这一角色充分展示了他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在同年6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顶峰。

在郑维山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之后，他迅速调整和强化了首都的防卫体系。他审视并升级了首都周边的军事设施，加强了对重要政府机构和党中央的保护措施。然而，郑维山的好景不长。1971年，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达到了顶峰。

在这一年举行的华北会议上，郑维山被安排离开他的军事职务，转而去安徽的一家农场工作。在农场工作期间，郑维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与指挥数千军人和部署重大军事行动的日子不同，他现在的任务是监督农场的农业生产，确保作物的种植和收成，以及管理农场工人的日常工作。尽管环境和职责发生了改变，郑维山仍然认真对待他的每一项任务，确保农场的运作效率和生产力。

这一阶段，虽然远离了政治和军事的中心舞台，但郑维山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在农场的这段时间，持续了长达8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结束。

1979年，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农场生活后，郑维山结束了他在安徽的日子，返回了北京。这座城市对他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变化巨大。尽管远离了多年的政治中心，但他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仍旧清晰。

1980年的一个春日，郑维山通过老朋友得知，他的老首长徐向前因病住院了。他们曾在军事生涯中有过多次合作，徐向前对他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得知这一消息后，郑维山决定去医院看望徐向前，但他考虑到直接前往医院可能会不妥，因此决定先联系徐向前的秘书。

他拨通了徐向前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头很快有人接起。“喂你好，我是郑维山，我听说老首长住院了，我想去看看他，不知道他是否有空？”郑维山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达了他的关切和礼貌。

电话那头的秘书听到郑维山的名字，立刻变得更为恭敬。“原来是郑维山同志啊，徐帅刚刚睡下，这样吧，等他睡醒我问问他，然后告诉您？”秘书的语气里带着急切，希望能妥善处理这突如其来的请求。

“那就麻烦你了。”郑维山礼貌地回应，挂断了电话。不久后，秘书轻手轻脚地走到正在休息的徐向前的病床边。

虽然徐向前刚睡下，但秘书还是小声汇报了情况：“徐帅，郑维山同志想来看看您，我说您还在睡觉，您看要不要见他？”秘书的话语中带着轻微的犹豫，不想打扰徐向前休息，但又必须传达信息。

听到郑维山的名字，徐向前缓缓睁开眼睛，他的表情复杂，稍作沉思后，叹了口气说：“唉，我，我现在哪还有脸见他啊……”这句话透露出徐向前对当前状况的无奈和复杂情感。

秘书听到这样的回答，低下了头，他知道徐向前的心情，也明白这背后的含义，却无法做出更多回应。秘书退出了病房，站在走廊里，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拨通了郑维山的电话，告诉他徐向前现在需要休息，暂时不能会见客人。

郑维山在1979年重返北京后，面临了一系列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由于长时间在农场工作，他与北京的政治、经济环境脱节，再加上他从军事权力中心的边缘化，使得他的重返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顺利。

面对家庭的生活压力和自身职业发展的停滞，郑维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很高，郑维山一家的日常开支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他的储蓄远远不够支付北京日益增长的居住和生活费用，尤其是孩子的教育和家庭的医疗需求。

郑维山尝试通过各种渠道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寻找适当的工作机会和申请相关的生活援助，但进展缓慢，问题依旧。面对这些困境，郑维山决定向老首长徐向前求助。他认为徐向前不仅是他的前上级，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能够在这关键时刻为他提供帮助。

于是，郑维山撰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阐述了自己及家庭的困境，并表达了对徐向前援助的期待。郑维山在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现状，包括他在寻找合适工作中遇到的障碍以及家庭经济的压力。

他也回忆了过去在军队的服务，强调自己一直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先。郑维山寄出这封信后，心中充满了期待，希望徐向前能理解他的困难，并伸出援手。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几个月后，郑维山发现自己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善。

他开始焦虑，不知道信件是否已经到达徐向前手中，或是其他一些原因阻碍了援助的实施。终于，徐向前得知了郑维山的困境，对此感到非常生气。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应该发生，尤其是对一个为国家服务了大半生的老军人。

徐向前决定亲自介入，他拿起电话，直接联系了负责处理此类事务的相关部门。电话中，徐向前的语气严厉而直接：“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给你们写信，让你们帮着解决一下郑维山同志的情况吗？怎么这么久过去了，还是没有解决？你们整天都在忙些什么？”

电话那头的官员听到徐向前的声音，感到了压力，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纷纷承诺会立即行动，确保郑维山的问题得到解决。在这段紧张的互动之后，徐向前挂断电话，深感自己作为一位老首长未能及时为部下解决问题的无力感。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郑维山的电话。郑维山在电话中询问徐向前的健康状况，并表达了想要前来探望的意愿。听到郑维山的声音，徐向前感到一种混合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在处理郑维山事务上的延误可能让这位老部下承受了不少苦楚。

在徐向前的持续催促下，相关部门最终加速了对郑维山问题的处理。他们调整了工作优先级，确保郑维山的住房、医疗和其他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在几周的努力后，郑维山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他收到了政府部门的正式回复和相应的支持。

当郑维山得知这些变化，以及了解到徐向前为了自己的事情付出的努力时，他非常感动。虽然在电话中没有多说，但郑维山深知这一切的背后，是徐向前对他不变的关怀和支持。



[1]徐明.以能打而驰名的虎将郑维山[J].党史博采（上）,2018,0(8):3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