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56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709篇原创文章。

今天邓公诞辰120周年，看到官媒和自媒体纷纷发文纪念，朋友圈一度刷屏，特别是很多体制内的朋友。这说明大家当前的心境是一样的，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非几个人能阻挡。只要中国还坚持改革开放的底色和基调，中国经济问题就不大。“总设计师”邓公的精神遗产，就是中国经济韧性的基础。

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思想启蒙，但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是按照现代性的标准，启蒙的并不彻底。所以当下的困境是不彻底的现代性启蒙的“业报”，是一种制度负债或体制赤字，不完全是某个个体的责任，也不是偶然性的，而是这个社会集体必然遭遇的困境。中国太大，各种思潮纷涌，缺乏共识容易导致混乱，只有不断的试错。由错误观念引发的危机，走不下去了，共识重建，重新成为现代思想启蒙的催化剂。但很可能一代人的美好时光就浪费了，这也是一种悲哀。

邓公们掀起的改革开放运动，当下来看好像是一种伟大精致的设计，在当时却是为了应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邓公是典型的务实主义。农村吃不上饭了，总是向财政要钱，索性甩掉包袱，让他们大胆尝试承包制。国有工厂天天亏损，工人工资发不出来，索性承包给“能人”，替国家背包袱。这就是改革开放的现实逻辑，理论的论证是事后发生的，但并非只是过去的归纳总结，而是为后面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现实和理论上的合法性。因此，无论是解放思想也好，实事求是也好，并不是多新鲜的理论建构，不过就是回归常识。常识回归了，政治生活和社会运行才回归正常状态。一直折腾，谁也受不了。人心思安，有权折腾的人不折腾，就是最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回望邓公的精神遗产，我认为不单纯是经济上的放权让利，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两个好氛围：一是政治生活层面，废除个人崇拜和领导终身制，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决策层内部不再互相斗争、互相猜忌，不再倒查清算，团结一致向前看；解除高压枷锁，有事大家商量着一起办，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重新呈现出积极生动、主人翁精神、人人愿意干事担责的民主政治生活氛围。

二是社会生活层面，放权让利，尊重呵护普通群众的积极性，对基层的一些制度试验不是一棒子打死，而是先试试看，出了问题大家一起解决。打破主义之争，避免无意义的辩论，拨乱反正，修复过去不正常年月带来的创伤，重建社会共识。改革开放年代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不断涌现各种极端思潮。但是邓公总是以一种向前看的大视野、大格局来消弭惊涛骇浪于无形，不搞斗争，不搞清算，让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在伤痕累累中逐渐恢复元气，重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乐观向上的社会氛围。

邓公一改高高在上的类似“神的形象”，以一种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和世界政治舞台，一方面让老百姓心安，特别是当时刚刚开始创业下海的企业家。另一方面让中国领导人在世界的形象焕然一新，世界能与中国以普世的东西正常交流了，而不是过去各说自话。邓公这种平易近人的领导形象，也让下属感到心情舒畅，大家能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开拓改革开放的事业，推进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邓公的这种人格魅力也感染了后面的领导人，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治理文化的传承。我们说改革开放是一种思想启蒙，实际上中世纪的思想启蒙就是从神向人的价值坐标系重构，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回归。

回首次贷危机后这十五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最强音，提出要在空间上“全面深化”改革；十九届三中全会修改了很多做法，重点是国家机构的改革，将改革开放的重点放到国家治理上；疫情危机后，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可见，即使遇到各种困境，中国经济社会的运行仍然在邓公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前行，这个趋势是改变不了的，黄河长江不会倒流。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邓公的精神遗产一直指引着一个社会集体意识的转型方向。任何想改变和背离的，都将被历史的列车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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