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报告发布时，美国学者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西方学者认为文献中的夏朝不可信，尽管考古证实商朝之前必有王朝，但考古没有字证或自证，就不能认可夏朝存在。

但同时，世界有名的特洛伊遗址、米诺斯文明等，有何考古字证或自证它们叫文献中的特洛伊或米诺斯？实际上并没有，但不妨碍西方将之称为“特洛伊遗址、米诺斯文明”！与之类似的情况层出不穷，若以西方对待夏朝考证标准去衡量自身，那么西方历史可能要重写一遍。

对比之下，不难看到一点，就是西方双标对待彼此。而在中国青铜技术起源，与楔形文字起源上，可以再次看到这种双标。

1949年，德国学者罗越发现商朝青铜业非常发达，但出现的非常突然，看不出存在一个演进的阶段，而商朝某些青铜器与欧亚草原上的比较相似，于是提出“中国青铜技术西来说”。

迄今70年过去了，中外很多学者认可“西来说”，前两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中，社科院郭物和王鹏的文章指出“最早一波传入中国的是黄牛，绵羊，青铜冶炼术和青铜器”等。

之所以提出“西来说”，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青铜技术看不出一个演化的过程，相反西方却更明显一些。

学者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中就认为：除了西北地区以外，（中国更早的冶铜）多为考古学文化或遗址孤例，是偶然出现的冶铜经验，为原始铜合金，不能量产，与后来青铜冶铸之间有大时段的冶金史空白，缺乏冶金技术演进的脉络。

但同时，相对中国而言，西亚中亚的青铜技术却有一个过程。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朱凤瀚，在《中西早期文明交流的欧亚草原通道》文中指出：较早期的砷青铜含量集中在3.5%—5%之间，符合使砷青铜达到最佳性能的比例，但这种比例在西亚、中亚地区都是自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后经历了相当长时间才得以掌握。

当然，《中国考古学百年史》中也刊登了另一篇文章，学者张天恩认为中国青铜器起源于本土还是外来影响，是一个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难题，目前还不能形成共识。之所以如此，在于的确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中国冶铜不晚于西方、西来说的传播路径还不明朗、中国青铜技术或源于长江流域（还在探索之中，另商周攻略南方目的之一，就是获取铜矿原料，说明南方有冶铜基础）、中国制陶与炉温更利于冶铜业发展等。据此，也有很多学者提出“本土起源说”。

总之，以演化链作为青铜技术起源探索的标准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理性的，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本土说”、或者“西来说”，或者“各自独立起源说”，又或“交流融合说”，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楔形文字，被西方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甚至西方学者认为甲骨文起源于它。那么，楔形文字到底有何起源？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西亚考古史》作者、亚述学家拱玉书指出：“陶器符号在西亚没有影响楔形文字的起源，就目前所知，楔形文字的起源和陶器符号没有关系。”其中，包括西亚极为常见的“万”字符，在楔形文字中依然没有出现。

也就是说，比楔形文字早的西亚陶器符号，与后来的楔形文字没有关系，前者不是后者的演化铺垫，楔形文字是突然出现的！于是，西方提出“英雄造字观”，就是上古一个或几个贤达，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然造出成熟系统的文字——楔形文字，所以楔形文字才会突然出现，才会没有源头。

与之类似的古埃及文，也是在5000年前突然出现的，没有演化过程。至少，迄今没有发现演化过程的证据。

问题在于：青铜技术需要演变过程，为何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却没有，难道文字都是突然造出来的？当然不可能，中国文字就有漫长的演变过程。

距今9000年左右的彭头山遗址有“五”子符，与之年代相近的贾湖遗址有“目”字符等，距今7300年的安徽双墩遗址有630个字符、且具有“语段特征”、还出现象形指事会意三种造字法，距今7000年以上的湖北柳林溪遗址有“文”与“五”字符，还有学者苏秉琦等根据甲骨文字形发现“丙”、“鬲”、“酉”等造于距今5000年左右（根据这些象形字字形对应的陶器形状判断）等。总之，上古陶器符号与后来的甲骨文或多或少存在联系，因此中国甲骨文不是突然出现，而是有着漫长的演化过程。

其中，“酉”是根据仰韶小口尖底瓶形状而造，从器型到文字的脉络非常明显。由于相关尖底瓶后来被淘汰，因此可以据此判断“酉”字出现年代，应该已有5000年的历史。令人费解的是，在楔形文字中，也有高度类似中国“酉”字的字形。

著名考古泰斗苏秉琦曾经指出：“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期商人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因此，根据象形字对应的事情流行情况，是可以大致判断某些文字出现年代的。

从制陶到铜、再到青铜需要一个演化过程，推广传播也有一个过程，那么楔形文字需不需要演化过程呢？按照事物正常逻辑，文字出现肯定要有漫长演化过程，不太可能没有缘由的造出来。

但如果需要演化过程，那么楔形文字就不可能是突然造出的，在当地没有演化环节，那么一方面演化过程可能在其他地方、一方面可能是参照其他文字而造，就像西夏文，或直接脱胎于某种文字。而以中国文字历史来看，楔形文字未必不是起源于汉字。

当然，尽管楔形文字没有演化过程，但西方学者对其从不质疑，国内学者基本也是这样，即都认为是苏美尔“英雄造字”。

总之，缺少丰富演化环节的中国青铜技术，被视为西方传播而来；没有演化环节的楔形文字，却被视为苏美尔人独创，被视为合理现象。那么，这是不是又一种双标呢？

值得思考的是，在西方历史叙事中，与之类似的还有很多，古埃及、苏美尔、古希腊等都有很多没有演化而突然出现的“先进科技”，或者仅有“孤证”（如仅在古埃及壁画、泥版文书上出现过），但往往却被视为当地起源，被视为合理现象。但以“中国青铜西来说”的逻辑看，西方这些缺乏演化过程的事物是不是该重新审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