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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元旦当天凌晨，罗瑞卿、杨奇清和滕代远三人走进了西花厅，周总理开门见山，说毛主席让他尽快赶去苏联，和苏联外长进行谈判，与他同行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想听听他们关于路上安全的意见。
滕代远当即提出就乘坐毛主席的专列，这样不必兴师动众，也易于保密。杨奇清则建议护送周总理全部用护送毛主席时的原班人马。对于二人的建议，罗瑞卿当场表示赞成。
“好，就这么决定了！”周总理点头拍板，让三人分头开始进行准备。
两天之后，杨奇清、滕代远等人站在专列旁，等待周总理的到来。没过多久，两辆小车开进了月台，周总理、罗瑞卿和苏联大使走下车来，杨奇清、滕代远等人立正向周总理敬礼。
“罗申大使，我来向您介绍一下。”周总理笑着向他们招招手，然后一一指着他们向苏联大使进行介绍。罗瑞卿向周总理报告，为了保密，中央领导一律不来车站，只有他来送行。
说着，罗瑞卿立正，向周总理敬礼。周总理与罗瑞卿握手告别，随即与苏联大使登上了专列。
当周总理登上专列后，发现车厢编队顺序违反了规定。一打听才知道，是负责维修专列的干部擅自做了改动。周总理生气地批评说，下面的干部不懂外交礼节，要好好教育，并下令将车厢重新进行排列。
对于此事，苏联大使深受感动，也让杨奇清和滕代远等人长了见识。
车站的时钟敲响了九点整的钟声，专列缓缓开出了车站。经过近一周的缓慢行进，专列终于到达了满洲里车站。苏联的专列早已经停靠在边境的轨道上，四周站满了警戒的苏联士兵，两名苏联官员迎候周总理和苏联大使。
月台上，杨奇清、滕代远等人站成一排，向周总理敬礼告别，周总理与大家一一握手，随后登上了苏联的专列。
看着专列缓缓向莫斯科驶去，护送周总理的人们站在寒风中，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大家纷纷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皮帽子戴上，唯独杨奇清没有准备。
杨奇清一行来到满洲里的皮革制品市场，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售货员拿着最好的皮帽子，满脸堆笑向杨奇清推销，杨奇清随口问起了价钱。
“不贵，三十多元。”售货员回答说。杨奇清让售货员再拿一顶便宜些的瞧瞧，售货员又拿出了二十多元的帽子。杨奇清听到价格后摇了摇头，让售货员再拿顶更便宜的。
刚才还满脸堆笑的售货员脸色立刻冷了下来，随手拿起一顶十多元的。没想到杨奇清却继续要求售货员找最便宜的，售货员阴沉着脸拿起一顶：“这是最便宜的，四元，整个满洲里没有比这更便宜的。”
“四元一顶，卖不卖？”杨奇清问道。售货员挺不高兴地嘟囔着，说六元已经是最低价了，再砍价可不行。没想到杨奇清转身就走，售货员无奈地赶忙将杨奇清喊住，说自己今天还没有开张，四元一顶卖给他算了。
杨奇清这才返回来，掏钱给售货员。售货员一边找钱一边嘟囔，看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买帽子却买最便宜的，还要砍砍价，也太小气了。杨奇清接过找的钱，笑着说：
“谁叫我是当家的呢？大手大脚花钱，再大的家业也会给败得一干二净呀！”
其实杨奇清不仅仅对自己克勤克俭，对家里人同样要求严格，即使是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
杨奇清的妻子肖彬比杨奇清整整小10岁，17岁就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第五战区在肖彬所在的中学征兵，只要入伍就是排级干部，而肖彬家乡的地下党组织也在动员学生们去延安。
肖彬一时间陷入了两难，国民党虽然待遇优厚，但肖彬却看不惯他们欺压人民的行径；到延安，肖彬没有路费，家中的弟妹也离不开人。最后在学校进步老师的鼓动下，肖彬还是决定去延安，并托地下党组织安置了弟妹。
1937年末，肖彬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进入中央军委锄奸部担任科员。工作期间，肖彬常听老同志谈论杨奇清，对这个名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肖彬被分配到八路军总政锄奸部担任内勤，开始与杨奇清有了接触。
两个人在工作中频繁接触，对保卫工作的热爱让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婚后，二人迅速投身到革命工作中，打击汉奸特务活动、开辟根据地成了他们婚后生活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肖彬被定为行政十三级，之后再也没有提升过。随着工作的调整和调动，组织部门给一批同志晋级，其中就有肖彬的名字。杨奇清审阅晋级名单时，将肖彬的名字划去，将名额让给了其他的同志。
肖彬得知这一情况后，对丈夫的做法毫无怨言。她总是对孩子们说，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已经好太多，自己很知足。凡是丈夫作出的决定，肖彬都无条件服从。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给杨奇清送来一些食油和黄豆，杨奇清坚决不收，硬是退了回去。而杨奇清一家则是一天三顿稀饭，粮食不够，肖彬就在馒头里掺杨树叶。
由于味道奇怪，孩子们都不愿意吃，杨奇清就带头吃，而且嚼的津津有味，还乐观地给这种馒头取名“树叶面包”。在杨奇清的带动下，孩子们也欣然地吃了。
杨奇清规定孩子们每个月开支10块钱，其中还包括在学校的伙食费和交通费。杨奇清上班路过孩子上的幼儿园，却从来不让孩子们搭他的车；孩子们上小学住校，周末回家也必须自己坐公共汽车。
小一点的孩子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都是捡哥哥姐姐穿不了的衣服，裤子上的补丁更是一层叠一层。
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杨奇清被卷入其中，不但工作的权利被剥夺，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杨奇清终于恢复了自由，和家人团聚。
杨奇清虽然离开了监狱，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还被人24小时监视。凡是来看望杨奇清的人，都要报名字，记车号。因此部里的老同志就趁着监视人员值班换岗时，偷偷到家里看望杨奇清。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杨奇清还是反复教育孩子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中央，他的问题一定会解决。
1975年，叶剑英派车将杨奇清接到自己家，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不久，经中央批准，杨奇清恢复了公安部副部长的职务。当他得知消息的时候，不顾自己重病缠身，毅然从医院返回公安部，参加全体人员大会，动员大家做好公安保卫工作。
1977年，全国公安部会议在北京召开，杨奇清带病参加会议，下决心用自己的带病之躯，为党的事业做最后的贡献。当时一位老友劝杨奇清到上海治病，甚至连医院都联系好了，但杨奇清坚决不去，表示要协助新来的同志搞好工作。
1978年杨奇清病重，地方的同志深夜前去探望，发现杨奇清还在坚持批阅文件。地方的同志建议他休养一段时间，但杨奇清表示拒绝，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同年11月，杨奇清由于病情严重，离开了人世。在追悼会上，邓小平对肖彬说：“杨奇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邓小平的评价，成为杨奇清一生最高的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