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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一架来自大陆的飞机缓缓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三名年过六十岁的老人，在取到行李之后，立即驱车直奔六张犁墓地。

在墓地的骨灰厅中，三位老人在友人的陪同下，来到其中一个放置骨灰坛的木柜，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高30厘米，直径15厘米的浅黄色瓷质骨灰坛，坛体上贴有一张字条，上面用正楷书写着三个字“刘光典”。

此时，三位老人百感交集，心中既悲伤又崇敬，既急切又沉痛。他们小心翼翼地捧起骨灰坛，轻轻放在祭奠台上，擦去坛体上的灰尘，轻轻将盖子打开，映入眼中的是这位名叫“刘光典”的遗骨，是他们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三位老人当即决定，只将父亲一半的骨灰带回大陆，另一半留在台湾。什么时候台湾回归大陆，什么时候再将父亲的骨灰合在一起。

刘光典出生于大连，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母亲是农民。在他15岁那一年，由于父亲去世，家中生活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刘光典只好辍学，在一家药店当学徒，一边挣钱一边继续读书。

靠着自己的努力，刘光典不但学会了日语和英语，还掌握了经营医药的本事。

1942年，刘光典经人介绍，与王素莲相识。二人对对方都很满意，不久就结为连理。婚后，刘光典夫妇定居在山东，刘光典在当地警察所工作。此时正值抗日的关键时期，刘光典每天干着违背本心的工作，心情积郁，王素莲便开导他：

“只要不是真心投靠日本人，以后有机会再换工作。”

在妻子的开导下，刘光典虽然继续在警察所工作，但平时经常照顾老百姓，有几次还暗中保护抗日爱国人士。

一年之后，刘光典和王素莲商议后决定回北平生活。刘光典自己开了个小药店，一边做生意一边继续读书。抗战胜利后，刘光典的生意和生活也基本趋于稳定，一家人生活得幸福美满。

1946年，刘光典在共产党的感召下，成为大连情报处的一员。组织上安排他在上海以开公司为名，开展情报工作，由于缺少资金，刘光典将自己多年积攒下的1000美元和10两黄金都拿了出来，王素莲毫无怨言，全力支持丈夫。

解放战争时期，刘光典多次冒着风险，为组织运送同志们收集到的情报。1948年末，刘光典完成送情报的任务后，回到北平与全家人团聚。

那个时候，刘光典的生活可以说是“座上有嘉宾，家中有贤妻，膝下有儿女，手中有黄金”。原本刘光典一家人的生活将会过得平稳幸福，然而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刘光典就迎来了新的任务。

1949年5月，刘光典奉命前往武汉，继续配合解放，随后又前往香港，继而入台。在武汉期间，为了不让妻子担心，刘光典寄出了一封含糊其辞的信件，只说自己要去很远的地方做生意，最长一两年就会回家。

但谁都没想到，这就是刘光典和家里人的最后一次联络。

在刘光典离家的日子里，王素莲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在组织的关心照顾下度日。五年过去了，王素莲没有等到刘光典的归来，却等来了两名公安人员，通知王素莲立刻搬家，刘光典已经叛变。

就这样，王素莲带着三个孩子搬到了一间仅10平方米的破屋中，接受公安部门的监视。

自从得知丈夫叛变的消息后，一向身体并不太好的王素莲就终日卧床不起，年仅6岁的孩子每天照顾她吃药、吃饭。虽然承受着政治压力和身体痛苦，但王素莲从不唉声叹气，更不埋怨党和政府，也从不抱怨丈夫。

1955年中秋节过后，王素莲的病情恶化，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年仅32岁。

1988年，刘光典的三个孩子被召集到一起，参加一席由上级组织安排的盛宴。当天晚上，三个孩子第一次得到关于父亲的确切消息：

根据一位在台刑满释放的台湾籍共产党员带回的名单，有关部门确定刘光典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不幸被捕牺牲，年仅37岁。刘光典不是叛徒，而是一名烈士。

过了近半个世纪，发生在刘光典身上的事情终于大白于天下，刘光典的三个孩子再也不用背负“叛徒之子”的骂名。

1949年，刘光典第一次进入台湾，并顺利取回了一批重要情报。次年，刘光典再次进入台湾执行任务。不幸的是，刘光典所在的机构被破获，当敌人将被捕的情报人员集中在一起后，发现只有刘光典没有抓到，立刻发出了通缉令。

当时刘光典接到命令，正准备带着情报返回香港，在得知组织被破坏后，立刻用密语给组织发了一封电报，从此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而这一封电报，也成为刘光典生前给组织送出的最后一份情报。

由于返回香港已经没有可能，刘光典便潜入深山之中。刚开始刘光典找到了一户穷苦农民，与这户人家同吃同住，除了交给这户人家30元菜金外，还一同下地劳动。

住了一段时间后，刘光典又辗转了好几户农家，直到身上的经费全部用光，刘光典便风餐露宿在深山里躲避搜捕。尽管生活条件恶劣，但刘光典始终没有放弃革命信念，一有时间就宣传党的政策。

当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又破又旧，刘光典便说：“等共产党解放台湾后，一定给你们盖一所房子，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生活费用光了，刘光典就自己编制一些竹制品，托当地的同胞售卖，以购买少量的食品用品。

即使自己过得极端困难，刘光典逢年过节总会给贫苦的孩子一些压岁钱。

1954年，一名知道刘光典藏匿地点的人员被捕叛变，国民党军、警、特人员经过24小时的搜查，终于将刘光典抓获。刘光典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机构策划了离间计，找了一名长相与刘光典相似的人，到处发表“反共”言论。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大陆方面一时无法判断真伪，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

为了进一步打探我方情况，刘光典入狱不久，国民党特务还有意安排原国民党军人监视他，将两人关在一间牢房中。没想到刘光典见对方身体瘦弱，总是将饭菜中仅有的肉片挑给他，令其十分震撼。

两人相处时间长了之后，常常坐在一起闲聊。当对方问刘光典为什么来台湾时，刘光典只说了三个字：“我奉命。”就是这三个字，让对方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直到出狱，对方都没有背叛刘光典。

1958年，国民党对刘光典进行审判，将其判处死刑。次年2月的一个凌晨，刘光典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当执行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刘光典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没有”，然后在执行书上毅然按下了手印。

四声枪响过后，年仅37岁的刘光典与世长辞。

时隔近半个世纪，刘光典被追认为烈士，他的三个孩子在八宝山安置了一个空骨灰盒，踏上了寻找父亲遗体的漫漫长路。一直到2003年，台湾友人终于在台湾六张犁墓地发现写有“刘光典”名字的骨灰坛，五年之后，刘光典的三个孩子奔赴台湾，迎回了父亲的一半骨灰，另一半则留在父亲浴血奋战过的土地上。

十余年的寻找，刘光典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头发斑白。为了纪念父亲，刘光典的其中一个儿子专门请了雕塑家，按照父亲20岁时的照片，铸造了一尊青铜像，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60岁的儿子，终日陪伴着20岁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