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军于1642年底攻入山东，杀死鲁王朱以派，并掳掠了220万两白银和36万汉人入关为奴之时，手下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在关内，为了应对不断攻城掠地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1642年农历十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

在河南境内击败孙传庭后，李自成又挥兵进攻湖广重镇襄阳，当时，镇守襄阳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这也是崇祯在关内仅剩的一两支仍然可以倚为支柱的大军，结果，左良玉不仅没有守城御敌，反而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

襄阳一失，李自成的军队很沿着汉江进入到了长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枣阳、荆门、荆州等地。

进入崇祯十六年（1643年）后，当年农历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军队、张献忠所部又攻陷了华中重镇武昌，并处死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也学习李自成吃福王肉，将楚王朱华奎剁碎了吃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此后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大饥荒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大饥荒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1597-1689）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图源：影视剧照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对于崇祯着急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辽东边军边军为了对抗满人又无法南下的两难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地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出关时，他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部，随后与李自成军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继，加上粮道被截，孙传庭所部在回撤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以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崇祯甚至还怀疑孙传统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以致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则在继1630年中皇太极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锦之战中惨败后，又一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

对此，后来晚明遗老们在《明史》中评价说：“传庭死，而明亡矣。”

很多人都看出了孙传庭之死的象征意义，但身处其中的崇祯，却仍然在痛恨尽忠殉职的孙传庭没能为他和大明帝国力挽狂澜。

至死，他还是看不清。

孙传庭一死，明朝在关内再无大军可以平乱。图源：影视剧照

尽管才智有限，但是在晚明最后四任皇帝中，崇祯算是个很勤奋的帝王。

相比崇祯那位曾经长达24年不上朝的曾祖父嘉靖皇帝，以及高达28年不上朝的祖父万历皇帝，还有他那长期嬉戏玩乐、声色犬马的兄长明熹宗朱由校，大明末代皇帝崇祯简直就是个劳模——自打1627年以年仅17虚岁登基后，面对晚明以来日益混乱的国政，他先是雷厉风行铲除了权宦魏忠贤，此后他殚精竭虑，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则经常批阅奏章到深夜，因此，崇祯时期，很多阁臣夜晚都经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渊阁中，以备皇帝不时召见。

有感于明朝内忧外患、财用不足，与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相比，崇祯也厉行节俭，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苏杭织造，此前，苏杭制造由宫内太监掌管，专门为宫内采购缎匹绢帛，对民间骚扰颇重，对此崇祯下诏说：

“惟是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未遑苏豁，乃有织造钱粮，虽系上供急需，朕痛念连年加派络绎，东西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甚悯焉……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崇祯节俭，甚至衣服破了也还继续穿。有一次他参加经筵日讲，由于内衣袖子破损，露在外面给廷臣看见不太雅观，不太自在的崇祯于是不时用手将内衣袖子塞回去遮掩，发现这个细节后，经筵主讲官于是说：“天子衣服破敝，虽然过于节俭，但这是美德，何必忌讳呢！”崇祯这才不再塞掩手袖。

为了悼念皇子和节约宫中开销，就在皇五子朱慈焕于1640年病逝后，崇祯甚至一度改而吃素，崇祯的外祖母听说后非常心疼，后来进奏说她梦到崇祯早逝的母亲托梦，要外孙崇祯还是要吃素，并劝告说“药补不如肉补”，崇祯这才恢复吃荤，但他与周皇后在此后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仍然坚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节约膳食开销。

节流之外，为了开源，他甚至命令将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期珍藏遗留的多年野生人参拿出来变卖，换了几万两银子补贴国用。

但这些对于缓解帝国的财政窘境，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于是，就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年，面对由于连年战争国库耗尽，已经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只得向满朝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发出号召，希望大家能捐钱筹集军饷，以对抗李自成的农民军。

募捐号召发出后，尽管明熹宗的皇后的父亲、太康伯张国纪带头捐了2万两银子，但其他人中，除了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之外，其他的几乎没有人响应，眼见群臣应者寥寥，心急如焚的崇祯又紧急派出多位太监，分别到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家中游说募捐。

太监徐高随后奉命前往崇祯的老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家中，让他带个头，捐个10万两银子。

此前，在即位之初，崇祯曾经赏赐了一套苏州的豪宅给老岳父周奎，还曾经一次赐给他700顷土地和30名随从尉军。作为当朝国丈，周奎平时非常吝啬，还经常给当时北京城的平民放高利贷，“寝室积钱常满”，收高利贷富得流油——但就是这样一位富豪国丈，却在女婿崇祯和国家危难之际装穷卖傻，任凭崇祯的使者、太监徐高几次哭着哀求都没有用，临走前，徐高对周奎说，“老皇亲你如此吝啬，现在国家危难，以后即使你广蓄钱财，又有什么用呢？”

实在无奈之下，周奎只好勉强答应捐1万两银子。

但崇祯帝认为老岳父周奎实在太不像话，要他至少必须拿出2万两银子，跟前任国丈、太康伯张国纪一样，给满朝文武做个示范，周奎于是就跑到后宫央求女儿周皇后帮忙，周皇后为了面子，只好从皇宫东拼西凑了5000两银子送给周奎，而周奎竟然私底下还贪污藏匿了3000两。

于是，在明熹宗国丈太康伯张国纪和当朝国丈嘉定伯周奎的带头“示范”下，号称当时京城首富的大太监王之心捐了1万两，连同其他皇亲国戚和满朝文武，这次亡国前夕的募捐活动，崇祯一共只筹集到了20万两银子。

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火烧眉毛的崇祯来说，这点钱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后话是，后来崇祯上吊自尽后，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城后，检查明朝的国库，发现查来查去，竟然只有“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需要金钱运转的李自成，于是让手下对城内的原明朝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严刑拷打逼供，一度哭穷的周奎最后向李自成上交了52万两银子，而太监王之心则交了15万两，李自成在北京几个月，从这些人身上逼索到了7000多万两银子，相比于崇祯“文明劝捐”只得到20万两银子的结果，李自成失了官心，但却得到了实在好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比的讽刺，由此可见明朝在亡国前夕，满朝勋戚和文武百官，很多人都怀着一种“等公司倒闭、换老板、好跳槽”的心理。

对此学者刘守刚指出，“从劝捐事件可以看出，在君主可能失去江山时，具有自己独立地位与权力来源的官僚在背弃君主时是坚决无情的。哪怕是勋戚和宦官这些被君主有意识地扶植起来的人，也没有成为卫护一家一姓政权的力量。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一句话，把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只是可以更换的客人，任何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销的对象，官僚也可为不同的君主服务。”

简单来说，大厦将倾，很多人都做好准备，要换公司、换老板了。

明末官僚群体都在观望局势发展，很多人在准备跳槽换老板。图源：影视剧照

就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大军到处扫荡之时，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意外得到消息，说清人皇帝皇太极，已于崇祯十六年农历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据记载，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死亡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了混乱。

尽管辽东战场临时歇了口气，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攻占西安、随后占领陕西全省后，李自成决定正式称帝。

此前，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这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顺治），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

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先后遭遇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样抵抗。

宁武关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日，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因为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姜瓖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姜瓖立即开关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满城军民都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身受屠戮之灾。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迁都南京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担心像此前计划迁都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此事，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

没想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地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得激烈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

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因为归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带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跳槽到新公司，总比南迁之路颠沛流离来得轻松。

另外，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崇祯皇帝在位17年，虽然忙里忙外，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不轻易相信别人，喜欢杀大臣。

对这样一个皇帝，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

历史学者魏斐德对此认为，崇祯在亡国前最终决定放弃迁都，他的优柔寡断，使得清朝得以在击败李自成后，入关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并依靠这套系统，进一步统一了南方。

而这次迁都计划的失败和崇祯的死亡，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

后来，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包括由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倾轧，内耗严重，最终抗清失败。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最后一次迁都计划搁浅，崇祯至此再无退路。图源：影视剧照

随着最后一次迁都计划的终止，崇祯只得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并下旨调派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最后的几万关宁铁骑入卫京师，尽管如此一来，等于是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重镇宁远拱手让给满清，但崇祯此时已然走投无路，实属万不得已，只得下令征调吴三桂弃城入关。

但仓促之间，率领数万关宁铁骑和50万军民南下的吴三桂一行，根本无法迅速赶到，因此，当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时，进京勤王的关宁铁骑才刚刚走到直隶丰润（今河北唐山），离北京还有几百里路。

南迁遇阻，求援无望，走投无路之下，当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崇祯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当着众位臣子的面，崇祯泪流满面，文武百官也哭成一团。此时，距离北京城破、崇祯自杀，还有最后三天。

但崇祯仍在做最后的突围计划，当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无能为力的崇祯只得在紫禁城内绕着大殿不停环走，大声呼叫说：“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为了保留火种，崇祯到此时才决定送太子出宫南下，随后他召来自己的妹夫、驸马都尉巩永固，让他以家丁护卫太子朱慈烺南下。史书记载，为人性格豪爽、“慷慨多大节”的巩永固深得崇祯信赖，此前他曾经建议崇祯南迁，到了最后关头，走投无路的崇祯才想起这个妹夫，希望他能为大明帝国保留最后的火种，但巩永固磕头跪奏说：“亲臣不准藏甲，我岂敢私蓄家丁？”

君臣二人于是相对而泣，巩永固接着说：“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崇祯也动了情，说：“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崇祯的八妹乐安公主在明朝亡国的前一年（1643年）就已病逝，由于国事纷乱，仍然停灵家中没有入葬，就在巩永固与崇祯君臣二人对话两天后，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巩永固兑现诺言，将自己和几个子女全部聚拢在乐安公主灵柩前，临死前他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皇帝的外甥，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受辱”，随后他举火焚烧全家，自己也在乐安公主灵前自刎身亡，实现了与崇祯君臣共生死的承诺。

崇祯与妹夫巩永固谈话后第二天夜里，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夜晚，这也是明朝灭亡前的最后一夜，同时也是崇祯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当晚，李自成农民军架起云梯开始进攻北京城，眼看城破在即，当晚大概九点钟，崇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永王朱慈照、9岁的定王朱慈炯叫到自己跟前，他想着要见孩子们最后一面。

可看到三个皇子，仍然穿着齐楚光鲜的冠带袍服，出现在他眼前时，崇祯心里猛地一惊，因为就在当晚，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外城，并正在朝着北京内城和紫禁城快速推进。

就像天底下所有充满爱的父亲一样，崇祯又是吃惊、又是责备地对孩子们说：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穿成这样？赶紧换衣服！”

说完，这位34岁的父亲、大明帝国的皇帝亲自动手，帮着给三个孩子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然后给他们一一系好腰带，他语带凄楚地说：

“今天你们还是皇帝的儿子，明天可就是老百姓了····在这种乱世里，要隐姓埋名，看见老人家要叫老翁；看见年轻一点的长辈，要叫伯伯或者叔叔！”

他接着嘱咐说：

“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这些都是你们父亲、我的罪责。但是朕也已经是竭尽心力了，怎奈文武各个大臣，各为私心，不肯先国后家，以致国家败坏如此。如今，没必要再问祸福与否，只是合理去做就行了。朕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33岁的周皇后，则决定尽到自己母仪天下的最后职责。当晚，周皇后“持节”，绕着整个紫禁城，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挨个宫殿、挨个宫殿地劝告，对在惶恐中不知如何是好的宫人和太监们说：

“天灾已降，大祸临头，你们有门路的，赶快逃生去吧！”

担心有的宫人仍然迟疑不肯离去，尽职的周皇后，整整绕着紫禁城走了两圈，到处劝告宫人们快点逃命离开，或许在她看来，作为皇后，她要用生命，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在返回宫中与崇祯告别后，临死前，周皇后含着眼泪对崇祯说：“我侍奉皇帝18年了，你从来不肯听别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

说完这些话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黯然失魂的崇祯来不及过多悲伤，他又提剑来到袁贵妃的住处。

在和袁贵妃同饮几杯绝命酒后，崇祯命令袁贵妃上吊自杀，袁贵妃只好应命上吊，没想到绳子断了，袁贵妃倒落在地，站起来后，她开始逃跑，崇祯追了上去，一剑刺在了袁贵妃肩上。

随后，崇祯又挥剑，刺伤了几位妃嫔。

在他看来，帝国要亡了，作为他的女人，为了保全名节，可不能落在逆贼们手中。

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寿宁宫，在这里，他见到了15岁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当时，长平公主拉着崇祯的衣襟痛哭。崇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孩子，你怎么就偏偏生在我们帝王家呢！”

然后，崇祯用左袖掩着脸，右手挥剑想杀死女儿，可砍偏了，他只砍下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崇祯浑身颤抖得厉害，他再也下不了手了。

他转身离开，在昭仁殿，他又亲自动手，将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杀死了。

尽管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但他仍然涌动着求生的欲望。

在杀死女儿昭仁公主后，崇祯让宦官王承恩坐在他的面前，陪他一起喝了几杯酒。

半夜三更时分，他让人给他换上便服，然后带着几十个宦官一起出紫禁城，试图突围而出，结果他们跑了几个城门，要么被守城部队炮击而退，要么就是根本打不开门闸，一直折腾到临近天亮，崇祯这才彻底死了心，退回到紫禁城中。

此时，时间已经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清晨，大明即将亡国的当天。

在紫禁城中，崇祯又命令内官们敲钟召集百官，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前殿却始终空荡荡：

臣子们，没有一人前来。

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也攻破了北京内城，并迎着黎明的清晖，开始向紫禁城迅速挺进。

仓惶之中，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跑到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煤山）寿皇亭，由于跑得太急，他左脚的鞋子也跑丢了。

在一棵树下，他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和自己17年的帝王生涯，以及34岁的生命做了永别。

陪伴他的，是太监王承恩。

在崇祯死后，王承恩也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为崇祯殉死。

帝国的最后殉葬者，是一个让大明帝国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的太监。

他死后，人们在崇祯身上，发现了他的遗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至死，他都不忘了埋怨臣子们误国，此前，刚愎自用的他曾跟太监说：“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

然而对于北京城内的黎民百姓，他却表达了深刻的同情，并在遗书中恳求李自成，不要屠城报复，希望李自成能给老百姓们一条活路。

他努力过，也奋斗过，只是，除了死，他已无力回天。

崇祯自尽、子女离散，使得南明未能形成有号召力的抵抗中枢。图源：影视剧照

尽管崇祯上吊自尽，但当时，由于北京城内乱成一团，农民军一直到崇祯上吊自尽两天后，才发现了他的尸体，随后，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的尸体从万岁山中抬出，停放在北京东华门旁边；在李自成的指示下，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才得以被装殓、放进了柳木棺材。

大明皇帝死了，除了太监王承恩，明朝工部尚书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40多人，也纷纷跟随崇祯皇帝一起自杀；但是对于这些“不识时务”的老臣，着急着想要投靠李自成和大顺政权的大部分勋戚及文武百官，根本无暇理会。

就在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停灵期间，翰林院庶吉士周钟在经过灵柩时，直接策马而过，连去祭拜一下做做样子，都不愿意了；当初那些被崇祯提拔擢用的大臣，也纷纷跪在了紫禁城门外，一个个等待着新主子、大顺皇帝李自成的接见。

几乎没有人前往吊唁崇祯皇帝，反倒是一些过往的路人，纷纷停驻叹息。

后来，昌平州官吏赵一桂在《状中州》中，讲述了他参与埋葬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经过。

赵一桂说，李自成虽然下令埋葬崇祯，却完全没有拨给经费。

由于崇祯生前没有陵墓，在此情况下，赵一桂和士子、村民们一起好不容易凑了“三百四十千钱”，最后“督工四昼夜”，至1644年农历四月初四日，在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半个月后，他们最终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骨，草草葬入了当时已经先逝世的崇祯的爱妃、田贵妃墓中。

崇祯、周皇后、田贵妃，三个人被潦草合葬一处，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最后一个陵墓：思陵。

崇祯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崇祯自尽后，他的儿女们，也饱经了颠沛流离和苦难。

当时兵荒马乱，为了保护崇祯皇帝的血脉，宦官们于是急忙将16岁的太子朱慈烺、9岁的定王朱慈炯，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侯周奎府外，然而，由于担心揽祸，周奎却将自己的两个亲外孙拒之门外。

崇祯走投无路的三个儿子，最终被宦官们一起献出，落入李自成之手。

李自成亲自审讯太子朱慈烺，并命令他下跪，没想到这位16岁的亡国太子却倔强地说：

“我是绝对不会向你屈服的！”

李自成于是严厉叱问朱慈烺说：“你知道你家为什么失去天下吗？”

朱慈烺回答说：“我哪里知道！百官们自然很清楚。”

他接着反过来问李自成说：

“为什么不杀我？”

对这个问题，李自成倒也显示出了气量，他回答说：你本无罪之人，我不杀你！

于是，太子朱慈烺当即向李自成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是不可惊扰我祖宗陵墓；第二是礼葬我的父母；第三是不可杀我百姓。”

李自成一一答应，随后，崇祯三个儿子被收押监管。

然而，在1644年、农历四月底的山海关大战失败后，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照、定王朱慈炯在乱军之中全部失踪，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两个人，更是从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云之中。

两年后，被斩断手臂后侥幸逃生的长平公主，最终在思念父母和故国的忧郁中病逝。她死后，在后世撰写的武侠小说中，她化身成为一个武功高强的独臂神尼，终生为反清复明的大业而不懈奋斗。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她只是一个17岁就芳华永逝的末代公主，褪去小说里高强武功的浪漫传奇，在真实的历史中，伴随她的，却是血腥和永恒的梦魇。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山海关大战后失踪的崇祯的儿子、永王朱慈照，最终在76岁时，被人发现举报后被捕，康熙于是下诏将朱慈照凌迟处死，朱慈照的几个儿子也全部被判斩立决。

至此，大明末代皇帝崇祯一家，彻底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之中。

在山海关大战中失败的李自成，则在无奈下率军匆匆撤出北京，一年后（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被杀，多尔衮则率领清军尾随其后入关、占领北京，随后清军又相继击败了南明各路军队和各支流民大军，最终一统江山。

而回顾1642-1644年，大明帝国在最后三个年份的人与事，人们可以发现，当帝国积弊深重，一切奋斗，似乎都已无力回天，尽管部分细节带有偶然，但历史的车轮仍然在一条必然的轨道上曲折前进，只是天下兴亡，未免苦了苍生。

那时，历史还将在暗夜中踉跄前行近四十年，一直到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水师收复台湾，这一场晚明帝国衍生出的历史风云大戏，才算最终落下帷幕。

一个帝国覆灭，一个帝国新生，只是，换皮之后，帝国是否蜕变成蝶了呢？崇祯不知道答案，李自成不知道答案，康熙也不知道答案。

参考文献：

刘守刚：《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方志远：《明朝为何说亡就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

张德二：《中国历史极端气候事件复原研究》，商务印刷馆，2023

王兴亚：《甲申之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孙文良，张杰：《甲申风云录》，故宫出版社，2013

王天有：《明朝十六帝》，故宫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