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张闻天，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其在遵义会议上发挥的作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点。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按照会前毛泽东与他和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受委托在会议结束后起草了会议决议。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李嵘表示，事实上，张、王两人都曾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因此，他们的转变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党内的重要领导人正在从“左”倾错误路线中觉醒，对于我们党最终摆脱“左”倾错误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那么，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为什么要力挺毛泽东？吴海红指出，这并不是因为张闻天与博古等人的个人矛盾，而是基于他们对路线理解的不同。“张闻天曾说‘真理在谁的手里，我就跟谁走’，所以他支持毛泽东，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说的是对的，这体现了张闻天坚持真理并敢于说真话的崇高品格。”
关于张闻天，毛泽东曾称他为“明君”。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张秀君表示，张闻天配合毛泽东开好了遵义会议，此后又曾“三让总书记”，显示出其不计名利的坦荡胸怀，所以毛泽东称其为“明君”，说他是不要权的。“从遵义会议以后，他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遇事都跟毛泽东商量，跟毛泽东的配合十分融洽，从而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畅通无阻贯彻执行，为实现党中央的团结和实行有效的集体领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环节。”张秀君说。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1976年7月1日），原名张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他的字，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泽东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泽东为首领，张闻天任总书记是4年；算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闻天任总书记是8年。无论4年还是8年，张闻天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因为中共从民国十年（1921年）建党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28年。
现在回头看，张闻天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步步得势，直至取得政权。
张应皋
张闻天17岁时到南京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民国八年（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民国八年（1919年），张闻天在上海加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民国九年（1920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他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民国十四年（1925年）6月，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间即被组织上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举止完全是学者风范的张闻天，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地区，又留学日、美、苏三国。他懂日语，能用英语讲演，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众多中国革命学生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他在中山大学学习结束后，又同王稼祥等人被推选进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因他沉着、风雅、干练而被党内很多人称为“老教授”。当时张闻天取了个俄文名字为“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党内也长期称他为洛甫。
中共建党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之难，在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确是一个弱项。张闻天是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王明等教条主义者也大力拉他。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曾被列名于王明标榜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张闻天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共产国际推上领导岗位，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又担任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刚回国的张闻天对中国的实际不甚了解，同时过于推崇苏俄的革命模式，曾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发表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文，宣传了“左”的思想。不久，张闻天化装后秘密进入江西瑞金，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有人认为这一安排是想把政府主席毛泽东架空。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内成为三大常委之一。
张应皋
张闻天刚到中央苏区时，李德曾拉拢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张闻天通过工作实践，同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的分歧却日益加深。在“红都”瑞金，毛泽东与张闻天这一对“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相邻而居。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他经常聊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毛泽东。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张闻天深感留苏归国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而佩服毛泽东开创根据地的功绩，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张闻天看到“左”的错误指导使革命陷入危境，行军途中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并得到王稼祥支持，一致认为应清算李德、博古的错误，这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据何方先生考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泽东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泽东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泽东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决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闻天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泽东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领袖的意见，张闻天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泽东。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泽东争权，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闻天来顶这个书记，毛泽东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
在长征和后来的岁月中，张闻天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从，自己有独立见解。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因到延安的演员江青不断接近毛泽东，外面盛传将会结婚，许多老同志提出意见。这些意见集中到张闻天那里后，他觉得结婚是个人私事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的事很难回头。不过从党的利益考虑，张闻天仍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张应皋
这封信发出后，却引起毛泽东震怒，随后请客时张闻天便不在宾客之列。至于在粉碎“四人帮”后传说当年有所谓对江青的“约法三章”，从张闻天此时受到的对待便可看出这并非事实。1985年杨尚昆在内部讲话时曾说过，他曾打电话问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有无“约法三章”，回答也是根本无此事。
几十年后历史证明，张闻天认为江青不宜同毛泽东结合，还是有远见的。此事的结果确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对党对毛泽东都不好。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闻天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闻天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闻天的天赋之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变。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6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是明显的高职低配。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当时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作为旁观者，张闻天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
张应皋
他一生为人正直，在历史关键时刻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7月2日中央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8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闻天力劝彭德怀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俩人惹下终身大祸。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形势逆转时，胡乔木曾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张闻天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忠言直谏。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张闻天表示：吾意已决。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21日下午，张闻天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闻天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的说法，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
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泽东已表态，彭总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
他发言的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张闻天在柯庆施主持的小组发言，可谓虎穴掏子，引来四围怒目相向，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会场气氛如箭在弦。张却泰然处之，紧扣主旨，娓娓道来。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扰，他如若不闻，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继续讲下去，条分缕析，一字一顿，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着地走向既定的目标。20年来，他官愈当愈小，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那些空想的理论，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总得有人来捅破。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8000多字。
张应皋夫妇
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化名“张普”（意思即普通人）流放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软禁张闻天的这个小山坡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自由。他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揽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这些文字已是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其中处处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说：“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尺度。”这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才为全党接受而成为共识。可以说，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历史功绩在新时期也应始终被人们感怀。
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潜心写作，秘而不露。眼见“文革”之乱了无时日，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将原稿销毁。这些文章只有作为“藏书”藏之后世了。这批珍贵的抄件，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他对外甥讲：“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思想的波涛。不是吗，我过去写的读书笔记，被掠夺一空，今天我又重写了一大沓！”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0月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泽东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闻天欲回老家上海，不许，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张闻天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上面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储物间里。
张应皋追悼会
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
张闻天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闻天来说，这20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工农群众，工作亲力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