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

耿飚，1909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从小家境贫寒却抱有兴国大志。16岁领导醴陵暴动，帮助家乡人民摆脱国民党暴政。18岁加入共产党，先后参与反“围剿”、红军长征、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事件，由于作战勇猛百战百胜，得到毛主席亲自写信夸奖。

解放战争时，耿飚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参与指挥诸多重大战役，为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1946年，我党出于工作的需要，临时对一批军官进行火线授衔，耿飚因战功赫赫，得毛主席亲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担任各国大使、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委等重要职务。

在耿飚的传奇人生中，其赫赫战功固然让后人津津乐道，但要说起让人念念不忘、心悦诚服之处，还得是他的外交经历。外交看似简单，想要做好，不比打胜仗容易。但只要国家需要，他就能扛起大旗。耿飚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家……

1950年春天，时任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正在司令部处理公务，杨得志司令员匆忙赶来，告诉他一个消息：“中央决定要调你到北京做外交工作。”耿飚一惊，赶忙放下笔：“让我去干外交？”

耿飚脑海中，突然浮现过往点点滴滴。他上半辈子都已经奉献给了军队，也早已做好了为军队奉献下半辈子的准备，如今突然让他去不熟悉的外交领域，一来担心做得不好丢了祖国的脸面，二来从个人感情来说，真舍不得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杨得志司令员见耿飚惊讶，担忧他有情绪，赶忙安慰道：“老耿，不要多想，以后还可以来兵团走娘家嘛！”政委李志民也说一起安慰道：“枪杆子重要，外交也重要，看看我们这些大老粗，也就你最适合搞外交。”

耿飚听罢笑了：“怎么说得我无组织无纪律似的，还担心我闹事不成？”

其实杨得志的担忧是多余的，耿飚这辈子对党最为忠诚，对于中央的命令，他从来都是无条件服从。他短暂的迟疑，不过是对于战友的不舍，而非心有怨言。耿飚也很清楚，新中国成立，外交是重中之重，中央能把这个重任交给他，足见信任。

春节刚过，耿飚便告别了司令部的老战友，带着家眷来到了北京，迎接新的生活。周总理听说后，第一时间邀请他到办公室会谈。当时耿飚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们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平军调部，那时的周总理整日为国事操劳而日渐消瘦，让耿飚印象深刻。

但当耿飚走进总理办公室时，却发现周总理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比之前都年轻了好几岁。这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新中国的成立便是最大的喜事。两人寒暄之后坐定，周总理开门见山道：“把你从部队调出来，是由于外交工作的需要。你将成为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之一，你若有意见尽管提。”

耿飚闻言连忙回答：“我坚决服从命令，就是有一点，我对外交一窍不通，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清楚，这怎么办？”周总理微笑摆手道：“不会可以慢慢学嘛，而我国的外交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为了和平、为了独立、为了友谊。外交工作紧抓两个方面，联合和斗争……”

周恩来将自己所有对外交的心得体会全盘托出，让耿飚茅塞顿开。耿飚离开后，脑海中一直盘旋着周总理的“为了和平、为了独立、为了友谊”论，经过思考和发酵，这成为了后来耿飚开展外交工作的基准，也从此奠定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不久后，耿飚被任命为中国驻瑞典大使，参加了中央组织的外交官培训班，学习各种外交礼仪、话术等专业知识。这些从各个部队抽调来的大使们充满了干劲，不仅课堂上认真学习，私下里有外宾来访，他们都会悄悄在一旁观摩学习。

即将毕业时，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耿飚见到毛主席很亲切，早在1939年，耿飚跟随父亲去延安，毛主席拉着他父亲的手：“我们都是湖南老乡，欢迎你到延安。”因此毛主席在见到耿飚后第一句话就是：“喔，我老乡来了！”毛主席还说：“谢谢你以前请我吃的西瓜和老虎肉，都是美味！”

周总理听罢，开玩笑道：“但今天可没有西瓜和老虎肉招待你们，只有白水一杯！”众人莞尔一笑。等众人坐定后，毛主席幽默说道：“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将军，将军当大使，好啊！怎么个好法？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

周总理笑着接茬道：“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众人纷纷点头。毛主席又嘱咐道：“你们要重视调研和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我们要学到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

毛主席解答了很多关于外交的疑问，大使们大多有醍醐灌顶之感，对于外交，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会谈结束后不久，大使们也从学习班中毕业了，耿飚也准备前往瑞典。

就在这时，中国宣布与丹麦、芬兰建交，耿飚当即又被任命为驻丹麦王国公使和驻芬兰共和国公使。就这样，耿飚还没赴任，就已经身兼三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50年9月19日，耿飚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递交了国书，达成了外交生涯的首次递交国书的成就。瑞典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是较早一批承认新中国的欧洲国家。但即便如此，也有个别人看不起新生的中国。

到了10月，按照外交惯例，耿飚在大使馆召开了国庆宴会，瑞典王公贵族、社会名流尽皆出席，彰显了对中国的尊重。但有一个军官，虽然到场，但却嫌弃这嫌弃那，对耿飚准备的中国美食吹毛求疵。耿飚出于礼貌，一开始并未理会。

但该瑞典军官以为耿飚软弱可欺，便开始得寸进尺。他醉醺醺打断了耿飚与其他人的对话，傲慢道：“听说你当过将军？你在中国有带过多少兵啊？有一万吗？”耿飚闻言冷笑，我不理你就算了，你还来自取其辱。

耿飚道：“我们中国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有三个军，每个军有四五万人，算起来的话……大概十几万人吧。”此话一出，外人都瞪大了眼睛，谁也想不到，站在面前这个举止绅士，和蔼可亲的人，竟然指挥过十几万大军。

喝醉的瑞典军官也是个欺软怕硬的主，一听这话立马吓得醒酒了，“啪”得一声立正行了个军礼，用胆怯又尊敬的目光看着耿飚道：“您统帅的军队比我国全部的军队还要多！”耿飚报以微笑道：“不过我现在只统帅我自己。”旁人为耿飚谦逊幽默的话所折服，纷纷称赞：“您是从伟大国家来的伟大的大使。”

耿飚在瑞典一直奉行不卑不亢以德服人的行事作风，让他成为了瑞典最为著名的外国大使，深得瑞典人的喜爱和尊重。耿飚在瑞典还有个贡献，就是成功说服瑞典与中国站在同一立场。

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后，美国一直对欧洲各国施压洗脑，要求他们向中国大使施压，企图让中国撤兵。瑞典外交大臣安顿就是被洗脑的一员，他单纯的以为中国是导致朝鲜分裂的元凶，出于义愤，他将耿飚叫到了办公室。

当时耿飚不明所以，到地方才发现异样，办公所在的大楼突然多了很多警卫，各个荷枪实弹，气势汹汹。耿飚见此暗道：“这难道是鸿门宴？”不过耿飚毫不在意，他在尸山血海的战场摸爬滚打多少年了，这点小阵仗还真吓不到他。

两人见面后，没有往日的客套，安顿直接了当的表示：“你们中国应该与美国讲和，退出朝鲜战场，不要再阻挠朝鲜统一了。否则我们瑞典，不想与侵略者交朋友。”耿飚听完这话，并没有生气，他对安顿有所了解，知道他比较单纯，于是开始耐心解释。

耿飚缓缓道来了美国打动朝鲜战争的真相，以及中国不得不抗美援朝的原因，并强调指出志愿军的目标：遏制侵略，保卫和平。如果让中国向美国妥协，让正义向邪恶妥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耿飚的话有理有据、详实可信，语气更是慷慨激昂，掷地有声，让瑞典外交大臣安顿听完面露羞愧：“在您的介绍下，我了解了许多我不知道的情况。看来，我将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最终安顿派人礼送耿飚回大使官邸，从此瑞典的态度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批判美国，与中国站在了同一立场，而这都是耿飚大使的功劳！

耿飚在瑞典担任大使6年，很好的维护了中瑞的友好关系，出色完成了外交任务。鉴于他的表现，中央决定改任他为巴基斯坦大使。巴基斯坦是我国西陲的近邻国家之一，正值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是中巴交往、增强两国友谊的大好时机。

而这个重任就落到了耿飚的肩上。出任前耿飚回了趟国，毛主席亲自接见，郑重嘱咐道：“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的连接着西亚和东南亚，帝国主义把它当做对我国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如果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

耿飚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他斩钉截铁道：“我一定努力贯彻主席的战略，我一定能够推开这扇西门！”毛主席满意点头：“中巴长期友好，对双方都有好处。”

带着毛主席的殷殷期待，耿飚来到了巴基斯坦。如何与一个国家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谊关系？那必须靠真诚。其中耿飚做了一件事，对于中巴友谊的养成至关重要。

有一次，耿飚前去拜访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苏拉瓦底趁机道：“我国东部地区遭受了严重水灾，粮食缺乏，我希望中国能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耿飚听罢当即问道：“你需要多少粮食。”苏拉瓦底道：“6万吨大米就行，但希望能优惠一些。”

耿飚点头道：“这个要求我会向上级反应的，您也不用担心，中国以真诚待人，我们绝不会坐视朋友困难的。”回到使馆，耿飚与同事一起商议，立马有人表示反对：“我们国家也缺粮，哪有多余的优惠他们。”耿飚反驳道：“锦上添花永远交不到朋友，雪中送炭才能有坚固的友谊。”

最终，耿飚请示周总理，以优惠价格卖给了巴基斯坦6万吨大米，并额外赠送4000吨，以及大量面粉。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得知后非常感动，紧紧握着耿飚的手不肯松开。

因为当时美国也援助了一些面粉，口袋都印着“美国援助”的字样，所以苏拉瓦底建议中国援助的物资也印上“中国援助”。但耿飚拒绝了：“我们援助巴基斯坦是基于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东巴受灾人民的同情，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标榜自己。”

最终，中国援助物资只印“中国”二字，这顿时引爆了巴基斯坦舆论。许多报刊在报道此事时，异口同声称赞中国的援助“不抱政治目的”“极为真诚”，并表示“巴基斯坦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件事”。耿飚一个小小的改动，让中巴友谊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

耿飚坚持“雪中送炭”，最后也迎来了回报。由于我国棉花产量不足，每年都要从巴基斯坦大量进口优质棉花。但有一年，巴基斯坦出口的棉花涨价，这对我国的纺织业造成巨大冲击，因此中央希望驻巴使馆能帮助解决这件事。

于是耿飚亲自来到巴基斯坦外贸部门商谈，没想到非常顺利，巴外贸官员表示：“我们愿意给朋友优惠的价格。”最终，巴基斯坦对中国出口的棉花，全部都降回了原有价格。你投桃我报李，中巴关系就这样你来我往，逐渐紧密团结起来。而这一切背后的运筹帷幄者，便是耿飚大使。

从巴基斯坦回国后，耿飚历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继续开创发展中国的外交事业，也树立了老一辈外交家的崇高风范。尤其在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时，耿飚敢于说真话，敢于说“不”，为中国外交排除了一条“白眼狼”。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西南部的小国，南接希腊，东临马其顿，与意大利隔海相望，地理位置重要。

60，70年代时，在国际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一直支持我国，毛主席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明灯”。中阿关系友好有益于反帝反修反霸权的国际斗争。耿飚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时，周恩来总理特别强调：“中阿关系很好，阿是我国外交重点国家之一，要小心对待。”

耿飚顿时心里也有了尺度，到了阿尔巴尼亚后，耿飚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欢迎宴会中，阿方对我国一劲赞扬，多次声称“我们是最友好的兄弟国家”。耿飚从没有见过这种热情，心细如发的他，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宴会结束后，耿飚命人找来大使馆里所有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文件，通宵阅读。这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怪不得阿尔巴尼亚如此热情，原来是把中国当冤大头了！

根据资料显示，中国自从1954年以来，就一直提供阿尔巴尼亚军事、经济援助，在我国也不富裕的情况下，硬抠出来90多亿。要知道阿国人口也才200万，平均下来一人能分4000多元。我国援助阿国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要用400公斤，是我国耕地化所用化肥的数十倍之多。军事方面更不用说，援助数量之大，堪称天文数字。

但在阿国领导人看来，这似乎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阿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曾这样对上任大使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求你们援助，就是弟弟向哥哥求助。我们不向哥哥要，还能向谁要呢？”

考虑到中阿关系，中国只能勒紧裤腰带来援助。有人曾问阿总统谢胡：“你们拿中国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直接表示：“我就没想过还的问题。”有中国领导人访问阿国时，谢胡张嘴就不离要东西，一会说要求中国援助钢铁，一会说要中国援助机械，一会又要中国援助海上油田。

中国对他们一直真诚对待，但阿国又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呢。他们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一心想与发达国家看齐。但他们不努力，总是要中国买单。他们向中国提出袁建电视台，还表示等全国通电后，每个村子都有电视机。而在当时的中国，连北京上海的电视都少得可怜。

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阿国领导人是层出不穷。还有中国帮助他们建立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就要求中国用外汇买棉花送给他们，结果他们做成衣服，还要卖给中国，来赚中国人的钱。

还有中国援助的化肥厂，阿国领导人竟然拒绝使用中国生产的机器，要求使用意大利的现金机器。我国给买了，结果没多久就坏了，阿国领导人又要求购买新的。这件事是经耿飚的手，被耿飚直接拒绝了。

对于中国省吃俭用出来的援助，阿尔巴尼亚也极不珍惜，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他们全部拿来做路边的电线杆，援助的水泥钢筋，修建了一万多个烈士纪念碑。我们援助的化肥，被随意扔在路上，腐烂流失。

这一幕幕出现在耿飚的眼中时，耿飚愤怒了。对友好国家援助，是应该的，但应该量力而行，像阿国这种有求必应的援助法，那就是一个无底洞，既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也容易养成阿国饭来张口，衣来伸口的惰性。耿飚思虑再三，决定向中央反应。

耿飚给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信，将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全盘托出，并建议重新考虑对阿国的援助、规模和方法。这消息很快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大加赞许，笑道：“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后来李先念副总理得知后也惊讶了，夸赞耿飚：“耿飚胆子还真不小，竟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也想提，却没有说话的机会。”

中央极为重视耿飚的意见，重新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进行审视和评估，后来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幸亏耿飚大使敢于说话敢于拒绝，这才使中国免于大量的经济损失，也认清了一个国家的真面目……

耿飚卸任阿尔巴尼亚大使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委、国防部长、国务委员等重要职务，还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为我国的裁军政策贡献了智慧。

1988年耿飚被授予解放军一级红星荣誉勋章。2000年6月23日，耿飚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前半生为革命出生入死，后半生中国殚精竭虑，他毫无疑问是位伟人。谨以此文纪念，并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