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的历史中，日本被认为是一个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
日本的和平宪法，特别是其第九条，明确放弃战争作为，以此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石。
然而，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行为，以及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时常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和平主义思想的兴起二战中日本战败，使得日本经受了惨痛的教训。长期的战争致使日本工业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农业也长期因缺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大量减产，日本民众的基本生活困苦不堪。
同时受战争的影响，日本国内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比受到战争重创的欧洲更为艰难，直到占领结束之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才达到20 世纪 30年代的水平。
比起战争对日本国民物质生活的破坏来讲，日本国民所承受的心理创伤更为严重，8年的全面战争状态使日本民众感到筋疲力尽，他们开始对战争开始产生强烈的排斥和厌恶感。
曾经令人倍感敬意的军队，现在却变成了人们泄愤和藐视的对象，一种向往和平和平和避免悲剧再现的决心在日本国民心中油然而生。
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占领军的总指挥，是一位刚愎自用、颇具魅力的总司令官，他那种救世主般的思想和言辞，给战后处在迷惘状态的日本人送去了希望。
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占领当局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复仇意识，反而积极地帮助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体制。
美国占领当局也意外的发现，日本人民是一个学习能力强、纪律严明并受过良好教育的民族，并不像他们之前所想的日本是一个固执狂热的民族，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日本民众热切希望在占领当局的帮助下改革和重塑战后日本。
因此为确保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的清除，美国随即开展了对日本人的再定位与再教育活动，将和平主义思想渗透到日本人的民族精神中去。
首先，盟军总司令部并不要求完全改变日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而是通过如新闻广播、电影等传播媒介来向日本展示美国民主生活的优越性，促使日本人适当的理解美国的目的和主张，并用一种自由、公平、和平、民主的观念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其次，美国认为日本是一个纪律严明、重视教育的民族，同时他们习惯于服从权威并崇尚武力，基于这一特点，美国通过图书、教科书、讲座以及研讨班等传播媒介向日本人提供外部世界的信息，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弱化对美国的敌意。
同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为了使日本人更好的接受美国的政治价值观，避免使用说教的方法，取而代之的是说服的方式，从而逐步在日本人身上培养起了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最后，GHO通过培养亲美的日本领导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
再次，为了确保宗教势力不会影响政府决策，美国通过政教分离的方法，将极端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从国家神道中清除，同时支持宗教信仰自由，通过在日本传播基督教来给日本人心里灌输自由和平的真诚信仰，为民主制能够在日本顺利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建立以美国模式为典范的西方民主体制战后为实现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美国开始利用其单独军事占领的优势，对日本的政治体制进行重塑，试图在日本建立一个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
首先，GHO 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支持言论和发布新闻自由的指令，同时还解除了日本政府对宣传机构的高压控制。
在此基础上，GHO还出台了被称作为日本人权法案的《撤销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指令，废除了对日本民众政治、民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力的限制，撤销了负责思想统治的“高级警察”，不再允许警察干涉个人自由。
到了币原内阁时期，盟军总司令部为了实现其构想的占领改革目标，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五大强制性改革指令：
赋予日本女性选举权，承认男女地位完全平等；
支持建立工会，保障工人劳动权利，提高工人福利和生活水平；
推行教育民主化改革；废除秘密警察制度，将日本国民从专制政治中解放出来；
消除日本经济中的封建残存因素，实现日本经济结构的民主化。
为了保证对日本民主化改革能够长期顺利推进，必须将改革的成果以宪法形式固定下来。
在日本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美国《独立宣言》的大部分内容，赋予了日本国民基本人权、自由权、参政议政权、财产不容侵犯权等。
同时新宪法规定全体民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具备同等的选举权和非选举权。民众在思想、宗教、集会结社、言论出版、通信、居住和迁移、选择职业、移居国外、脱离国籍、学术等方面拥有自由选择权。
相对于旧宪法，新宪法在保障日本国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使得战后日本社会的民主制度在法律层面得到了确认和保障，为战后日本踏上复兴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战后60多年，《日本国宪法》被日本社会各界陆续接受，同时没有受到任何改变，这表明以美国模式为典范的西方民主体制是符合日本发展趋势的，能够被日本国民接受和追随。
促进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为了在日本社创造适合民主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美国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展开大胆的经济民主化改革。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盟军总司令部竞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认为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真正源头在于工业财富和经济力量被少数财阀集中掌握，资本积累需要更为充足的原料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从而导致日本推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
战争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长期燃烧的战火使大部分日本民众穷困潦倒。
盟军总司令部通过征收资本税的形式，没收了日本社会大部分的剩余私有财产，对大财阀所经营的公司及其下属工业和商业单位进行解散和拆分，剥夺财阀一定的资产。
进而造成财阀平民化与财产平均化现象的出现，铲除了日本军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取缔了日本社会所固有的垄断家族的封建统治方式，为确立现代日本企业经营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世纪以来，高地租一直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土地租佃率一直保持在 45%左右。日本曾出现过很多降低和佃率的想法，但都未付诸于实践。
占领开始以后，在占领当局的强烈要求下对日本实施农地改革，完全剥夺了不在村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者只能拥有在自己耕作能力范围之内的小块田地，田地按照战前的价格进行转让，从而将土地租佃率降到 10%左右。
农地改革将日本近代以来在农村占支配地位的封建寄生地主制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耕农经济，从而使农村长期以来的贫困状态有所改善。
战前由于日本社会里的劳动阶级长期处于无经济基础、无政治支撑的状态，致使日本民主力量羸弱，鉴于这种情况，占领当局促使日本政府进行劳动立法。
此项举措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日本社会的生产力，提高劳动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不仅引起日本社会民主力量对比的重要变化，还加速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
总体而言，占领当局在日本实施的经济民主化改革是受到日本民众欢迎的，并给日本社会的经济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解散财阀、农地改革与劳动立法三者之间相互关联而又交织进行，从主观上来看，经济民主化改革有助于美国控制日本经济主权，为把日本改造为顺应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客观上来看，经济民主化改革则有助于日本经济中封建残存因素的消除，从而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