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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30日晚，上海法租界的一处普通住宅内，一场意图改写国家命运的会议正在进行。
在房间的四周，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者，他们或低声讨论，或紧锁眉头思索着党的未来。
然而，正当会议进入关键时刻，一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打破了室内的平静。
这名自称寻找“社联人员”的男子，眼神匆忙而迷茫，显然对会议的内容毫不知情。
室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但在场的荷兰人马林，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坚定地建议立即终止会议，迅速疏散，他的果断行动可能是在阻止一场灾难。
难道如果没有马林的及时介入，中共一大的历史会被一锅端吗？
1921年7月23日晚，夜色已深，李汉俊的住所外头，上海的喧嚣似乎与这个独立的小世界无关。
街道上车马稀少，偶尔有的三轮车声和远处渔船上的笛声，构成了夜晚的独特背景音。
李汉俊家的客厅里，一盏吊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映照着长餐桌周围紧张而严肃的面庞。
这栋位于法租界的普通住宅并不起眼，外观与邻居家无异，但今夜，它成为了中国未来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长餐桌上，简单的纸张和笔放在桌面上，桌子上还摆放了几个茶杯，里面盛着刚泡好的热茶，散发着淡淡的茶香。
李汉俊站在客厅门口，向每位陆续到达的代表致以欢迎。
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穿过狭窄的走廊，最后走到那张长餐桌旁。
李达已经在那里协助安排座位，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
首先到达的是北京的张国焘和刘仁静。
张国焘身穿一件整洁的灰色西装，而刘仁静则选择了一件传统的中山装，他们彼此打了个招呼，然后坐到了桌子的一侧。
不久，长沙的毛主席和何叔衡也抵达了。
毛主席身着一件略显宽松的黑色长袍，何叔衡则穿着一件棕色的棉袍，两人交谈片刻后便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随后，武汉的董必武和陈潭秋进入了房间。
董必武的眼镜后面透出一丝严肃，陈潭秋则显得更为沉静，他们在找到座位之前与其他代表简短地交换了问候。
济南的王尽美和邓恩铭紧随其后，王尽美的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与紧张的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
广州的陈公博是最后一位中国代表到达的。
他的身材较为高大，步伐稳重，穿着一件精致的蓝色长袍。
他的到来使得所有中国代表均已齐聚一堂。
每个人都自觉地避开了客厅中间的位置，留给了无法出席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留日学生周佛海和由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也在场。
周佛海年纪较轻，看上去略显青涩，他戴着一副圆形眼镜，尽力保持低调，而包惠僧则表现得更为自信，他们两人彼此简单介绍后，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随着所有代表的到齐，李汉俊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他简短地指出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缺席，但强调他们的精神和愿景是引导这次集会的灵魂。
每位代表面前都放有会议资料和笔记本，用于记录讨论内容。
一份临时的议程单在桌上传递，每个人都仔细查看，准备分享自己地区的情况。
李达起身，开始介绍上海的工作进展，他的声音在室内回响，打破了之前的静谧。
接着，张国焘提起了北京的工作状况，讲述了他们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推动共产主义的理念。
每位代表都轮流发言，从个人工作的挑战到成功的小故事，整个客厅充满了激动人心的交流声。
尽管没有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身影，但他们的影响力和精神在讨论中无处不在，指引着这些革命者的方向。
在中国代表们完成各自地区的工作汇报后，会议的焦点转向了特别受邀的两位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
马林首先站起身来，他的身材高大，留着一头整齐的金发，一口流利的英语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
他开始他的讲话，声音响亮且充满激情，明显感受到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国际活动家。
他首先对能够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表示荣幸，随后迅速切入正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一步。”马林说道，他的话语在客厅里回荡，引起了代表们的注意。
“这是第三国际增加的一个强大的东方支部，它将成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重要盟友，共同推动世界革命的浪潮。”
尼克尔斯基随后接过话题，他的俄语口音更为显著，但同样使用英语进行发言。尼克尔斯基身材不如马林魁梧，但其言辞同样锐利且具有穿透力。
“我在这里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他的声音稳重，“我们远东局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希望能及时了解到你们的工作进展。这对我们整个国际组织的战略布局至关重要。”
两位国际代表的发言显然给会议增添了一种紧迫感，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地位。
随着他们的讲话结束，李汉俊迅速安排翻译对两位代表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翻译，确保每位中文不够流利的中国代表都能完全理解国际代表的意图和信息。
随后，会议转入了一个新的环节，即讨论党的组织结构和未来的具体行动计划。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被邀请继续参与其中，他们不时提出一些建议，尤其在如何建立有效的国际联络和信息交流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在7月30日晚上，一大的会议仍在继续，尽管经过几天紧张的讨论，场内的空气仍然充满了紧迫感。
会议已经转入对内部工作报告的总结和对未来计划的具体安排。
李汉俊和其他几位代表正在认真地记录下每项议题的讨论结果，希望确保每个决定都能被准确执行。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会议室的沉静。
李汉俊向门口望去，见到一位陌生男子推门而入，脸上带着急切的表情。
这名男子没有等待允许，直接走进了客厅，声称自己在寻找某位社联的人员。
他的突然闯入和直接的询问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困惑和警觉。
马林，尽管不懂中文，但从周围人紧张的反应中立刻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向李汉俊询问情况，而李汉俊则迅速向他解释了男子的来意。
马林立即判断，这种情况下继续会议可能会带来危险，他向大家建议立刻结束会议，并迅速离开现场。
李汉俊迅速行动，指示代表们通过后门离开。
代表们纷纷起身，尽量保持平静，按照预先准备的应急计划有序疏散。
在紧张的氛围中，每个人都尽力避免引起更多注意，低头快速地通过一条小巷向安全地带移动。
李汉俊和陈公博作为主办方的成员，决定留下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闯入者，以避免对方对其他代表的追踪和询问。
他们向这名陌生人解释，此处并没有他要找的人，试图使他离开。
几分钟后，闯入者离去，但李汉俊和陈公博知道，这次的闯入并非偶然，很可能是被监视已久的结果。他们迅速检查了会场，确保所有敏感文件都已安全无恙，并通知所有人在接下来的几天保持低调。
事后，李汉俊通过可靠的消息源得知，这名自称寻找社联人员的男子名叫程子卿，是当地法租界的政治探长，此人有着密切监视各种政治团体的历史。
了解到这一点后，他意识到这次闯入几乎让所有代表陷入了极大的危机，幸亏及时的响应和快速的行动避免了可能的严重后果。
在程子卿离开后不久，会场外围绕的巡警开始散去，李汉俊和陈公博也才得以离开，重新评估会议的安全性和未来的策略。
在7月30日晚上的突发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迅速调整策略，为确保安全，他们决定远离上海的城市中心，转移到更隐蔽的地点继续会议。
经过几天的密切筹划和地点选择，代表们最终确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闭幕会议。
这个决定既考虑到了安全性，也给代表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宁静的环境，有助于集中精力讨论党的重要事务。
8月3日这一天，天气晴朗，微风拂面。
早晨时分，代表们陆陆续续抵达码头，他们小心翼翼地登上了预先租用的游船。
船只不大，但足以容纳所有代表。
游船缓缓离开码头，驶向南湖中央较为隐蔽的区域，周围只有几只小船在远处静静漂浮。
由于考虑到安全问题，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他们在得知会议地点后，出于对个人安全的考虑，选择留在上海。
尽管他们未能亲自出席，但之前的讨论和建议已经为会议的继续提供了重要的方向。
在游船的甲板上，代表们围坐在一起，一张临时搭建的大桌子上摆放着会议所需的文件和笔记本。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审查和最终确定党的纲领。
这份纲领草案已经在前几天的会议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代表们逐条审读，确保每一个措辞都符合党的宗旨和未来的发展需要。
接下来，会议讨论了未来的工作方向，重点是如何扩大党的影响力，加强组织结构，以及如何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农村地区建立更加牢固的基础。
每位代表都积极发言，提出自己地区的情况和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讨论接近尾声时，代表们开始进行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
这一环节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选出的领导层将负责带领党走向未来，面对无数挑战。
经过认真的提名和投票，最终形成了由几位核心成员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
随着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结束，会议也逐渐接近尾声。
在南湖上，随着夕阳的西下，游船缓缓驶回码头。
尽管共产国际的代表未能到场，但会议还是在紧张而富有成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这一天的讨论和决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和领导架构，为后续的活动和发展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参考资料：[1]伍松乔.其始也简:兴业路76号——走进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J].晚霞,2016,0(1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