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傅斯年主持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考古学小组。当时，傅斯年雄心勃勃，试图带领中国学界在世界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当年10月，他就派精通甲骨文的董作宾，到河南小屯进行考古挖掘。
董作宾没有经受过考古训练，更没有体质人类学知识，所以重点关注甲骨文。据说，他主持第一次殷墟挖掘时，挖出了阴森森的白骨。看着那些狰狞的骷髅头，估计心里多少有些倒胃，也不觉得有什么价值，遂让人又埋回去了。董作宾听说人的头发不易腐烂，对外人说那具没有头发的骷髅，可能是一个和尚。
傅斯年心中有数，知道专业的事，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他当机立断邀请已经崭露头角的李济，去小屯主持以后的考古挖掘。董作宾成了他的辅助。李济出自清华学堂，到美国后学过心理学、社会学，最终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名列清华学堂四大导师，转向考古挖掘和研究。
李济
李济接受过体质人类学训练，知道墓葬遗骨的重要性。再碰到人骨，他便训练挖掘人员按照程序，小心翼翼提取出来，洗刷干净，编写标本号码，再用浸湿的麻纸糊起来，放在走廊上阴干。1933年，当他们在侯家庄西北岗发现殷商王陵时，这些训练都派上了用场。上千的头骨被整理出来，可惜，由于早就被盗掘，中心墓室的王族遗体已经不见影踪。
夏鼐回忆说，等到他1935年参加殷墟挖掘时，采集人骨标本已经形成明确的程序。抗战以前，李济他们采集了几千个殷墟头骨。这些头骨被集中到南京，交给从英国回来的吴定良进行研究分析。吴在伦敦大学获得人类学与统计学博士学位，任史语所人类学组主任，专攻体质人类学。
随后八年抗战，史语所跟着国民政府辗转迁徙，那批殷墟头骨也跟着从南京到昆明，从昆明到重庆，又从重庆到南京，再从南京去了台湾。南京劫难以及多次搬运，使得大半头骨遭到损毁，而失去研究价值。不过，仍有几百个头骨，可供吴定良和他的助手杨希枚进行研究。杨希枚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学系，1943年进入史语所人类学组，跟着吴定良学习体质人类学。
1949年，中国政治天翻地覆，包括史语所在内的学术界分道扬镳。吴定良留在大陆，杨希枚则随着傅斯年、李济他们，撤退到了台湾。从李济的回忆来看，他们对吴定良相当不满，因为吴自始至终没有提交殷墟头骨研究报告。好在，撤退到台湾后，李济发现了吴定良夹在于骨骼标本中的几本笔记。
李济根据笔记内容，1953-1954年间整理了一篇小文章，算是对多年殷墟人骨研究的初步总结。吴氏笔记整理了161个头骨，而且由于破损，数据并不完整。李济只能根据有限样本和数据，推测西北岗商代头骨可能不是同一种系。
随后几年，美国考古学家Carleton S. Coon，人类学家William W. Howells，都曾经考察过这些头骨。后者认为西北岗头骨是同种系的，而前者认为是不同种系，包含着两具北欧人种。
1961年，李济干脆安排杨希枚，接续大陆时期的工作，专门整理和研究西北岗头骨。杨希枚当时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兼职授课，学生中有后来名满海内外的张光直。杨领着台大几个学生，花了不到两年时间进行了初步整理。1963年，他又争取到了赴美国史密森研究院进修体质人类学的机会，以便更准确地对西北岗头骨进行分类。
杨希枚
1970年，杨希枚终于整理完成殷墟西北岗头骨整理报告，发表于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十三年后，考古学家夏鼐表示，这个报告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大的可靠数据，分析谨严深湛，推论富有启发性。
杨希枚的这份报告，支持李济和Coon的判断，即西北岗头骨是多种系的。他测量了370具头骨，男性319具，女性51具。这些头骨全部出自西北岗王陵区殉葬坑，并非王族尸骨，也很少可能是王族宗亲。更大的可能性，是侍役奴属或被俘的异族俘虏。李济更倾向于认为是后者。
其中，两具头骨与一个美国出生的英国人头骨高度相似，难以区分。因此，杨氏认为这两具头骨面部较窄，鼻梁高耸，颧骨不发达，疑似英裔美人的高加索人种。这个判断与Coon的北欧人种推论略有差异，不过都属高加索人种范畴。
需要指出的是，杨希枚报告似乎没有说明两具疑似高加索人种头骨的性别，而郭静云在相关研究中明确指出其为女性。鉴于郭氏为考古专家，并且目前在台湾高校工作，所以这里暂从其说。
杨希枚整理报告依据的，是体质人类学知识。严格说来，体质人类学与基因检测不同，仍属人的一种理性判断。因此，杨氏报告始终称“类高加索人种”，而不是直接判定为高加索人种。
既然属于理性判断，就会有不同意见。事实上，在杨氏报告出来前后，始终有人不同意殷墟遗骨“多种系”说。前文提到的美国人类学家William W. Howells，还有C. G. Turner Jr.、张光直、韩康信、潘其风等，都认为殷墟遗骨是同一个种系，不存在种系混杂。
鉴于其他人不是专门研究殷商遗骨，这里仅介绍韩康信、潘其风的观点。吴定良留在大陆后，先在浙江大学后到复旦大学，分别创建了人类学系，韩康信是他的学生之一；留美回国的颜訚，负责整理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保存的新石器时代人骨，毕业于北大的潘其风是其助手。
韩康信
1970年颜訚不幸去世后，韩康信、潘其风接续其工作，负责研究新石器时代人骨，属于上个世纪中国大陆殷墟遗骨研究的权威学者。
他们在1980年的文章认为，西北岗殷墟头骨都是蒙古人种的，并非来自多个种系。其中殷商平民体制接近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类型，王族成员可能混合某些北方蒙古人种。他们补充修改的文章，还专门用一节讨论西北岗头骨的高加索人种问题。
这篇补充修改的文章认为，杨希枚所说的两具疑似高加索人种头骨，除了发达的颏与蒙古人种不同，其他脸部特征，尤其是铲形门齿，与蒙古人种没有本质性区别。而且，三四百个头骨标本中，只有两个与其他不同，也很容易让人怀疑，这不是种系差异，而仅仅是个体变异。
他们还认为，晚商时期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的分界线，基本上位于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具体说就是河西走廊玉门关。根据考古挖掘，分界线以东没有出土过高加索人种头骨，所以西北岗头骨中，不可能存在高加索人种。
杨希枚在台湾史语所退休后思乡心切，1981年毅然回归大陆，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所以与韩、潘有近距离的讨论。从双方文章来看，显然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大家仍然各执一词。对于多数旁观者来说，恐怕更倾向于韩、潘二人的观点。毕竟，那个时代的人很难想象，大邑商曾经生活着高加索人种。
如果没有基因检测，这种认识会永远占据上风。
但是，1997年唐际根送检殷墟黑河路王族成员尸骨，扭转了双方争论的天平。根据唐际根自述，三个检测机构反馈回来的结果，都显示送检尸骨属于高加索人种女性。有李济和杨希枚的推断在前，谁都知道这个线粒体检测结论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李济、杨希枚推断有误，可以理解。只要存在人类推断，就不可能绝对可靠。但是说线粒体检测也不对，似乎令人难以费解。
唐际根拒绝接受的理由，是样本可能受到了污染，混入现代人成分；还有人提出，21世纪以前的基因检测刚刚起步，本来就不成熟，很容易偏离事实。
唐际根
但是，我们觉得这些解释都比较乏力。如果完全由加拿大学者检测，可能会存在样本污染的可能性，但是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检测，也会同时被污染吗？如果一个机构检测，出现失误情有可原，难道三个检测机构都技术不过关，出现了同样的技术失误？
综合以上各种信息来判断，殷墟遗骨中存在高加索人种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晚商时期的殷墟，确实存在过高加索女性人种。这些高加索女性人种，不一定来自新疆地区，而是更有可能来自南西伯利亚和西部蒙古高原。
也许会有人说，最近十多年，中国基因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对于殷墟遗骨的检测结果也有几个，但是为什么再也没有出现疑似高加索人种？在我们看来，恐怕原因有二。一个是高加索人种本来就是小概率，不容易碰到；另一个是，在民族主义高涨的今天，基因研究者面临巨大压力，从事殷墟遗骨分析更是费力不讨好。
其实，即使殷墟真的存在高加索人种，也完全不影响对殷商王族人种的判定。杨希枚推断的两具疑似高加索人种，是从370具头骨中挑出来的；唐际根送检的标本数量及其代表性，我们不了解内情，但是从杨希枚的统计来看，应该也不能代表殷商王室女性。
所以，比较客观的推断是，殷墟仅存在极少数量的高加索人种，而且可能皆为女性。她们都是殷商晚期，阴差阳错来到中原的女奴，或者被殷商俘虏来的敌人家属。这些极少数的白人女性，在“大邑商”物以稀为贵，被殷商王室纳入后宫当作女仆，甚至充当宫妃。商王去世以后，她们又由于身份的稀奇，成了先王的陪葬品。
这种极少数的高加索女性，根本不会影响殷商王族的构成。殷商王族的绝对主体，毫无疑问是蒙古人种。唯一的争议是，他们到底是以东北亚通古斯人群为主，还是以东亚华夏或东夷人群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