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咱们讲到，夏商周横空出世以前，中国境内存在一个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多元文明格局。从东南到西北，从东北到西南，到处都有规模可观的文化人群，到处都有令人惊叹的文明遗存。

尤其是5000年前，以长江流域中下游良渚、屈家岭-石家河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古国，在政治动员、社会组织、宫殿筑造、水利修建、农耕技术、手工制作等方面突飞猛进，基本上跨过文明门槛，引领中华大地进入了文明社会。

然而，距今4300年到4000年左右，包括良渚、石家河在内的“满天星斗”似乎像商量好了一样，突然都消失不见了。人群消失，城邑废弃，文化离散，只剩下沉默的宫殿、城墙、大坝、女神庙、祭祀台、玉器、稻谷等，诉说着历史的哀怨。

又过了若干年，这些宫殿、城墙、大坝、祭祀台、玉器、礼器等，被风沙或洪水吞噬，消失于历史长河，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如果不是考古学日新月异，这些中国早期文明将永远没于地下，没有出头之日。我们这些人，也将永远不知道，中原文明崛起之前，还曾存在一个长江中下游引领文明星斗、跨过国家门槛的历史阶段。

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究竟遭遇了什么劫难，让遍布各地的文明人群四散奔逃，消失于历史的文明长河？难道有更高级的外星人突袭地球，挫败了尚处于襁褓阶段的早期中华文明？

是不是真的存在外星人突袭地球，没证据，不好说。根据古气候研究，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4000多年前北半球的剧烈气候变化，可能是导致中华早期文明一度中断的“罪魁祸首”。

古气候学家告诉我们，地球温度不是恒温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其中冷的时候多，热的时候少。人类形成后的几百万年里，之所以始终低水平重复，无法实现文明突破，关键就在于气候太低，人口稀疏，生存不易。

只有到 了1.2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地球才慢慢进入温暖湿润的全新世。全新世是一个地质年代名称，被借用来指代1.2万年以来地球由冷趋暖的历史。不过，这个转暖过程是缓慢地，不是一蹴而就。

全新世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距今1.2万年到8200年，第二期距今8200年到4200年，第三期是距今4000年以来。第一期，地球处于恢复期，没有完全走出末次冰期的阴影。到了第二期，温度才真正变得温暖湿润，让地球焕发葱葱郁郁的生机。

距今8200年到4200年前，中国境内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3度，降水比现在多200毫米以上。那个时代，气候温暖，雨水适当，万物复苏，人口急速膨胀。有了人口，才会局限大规模聚落，有了大规模聚落，才会催生农耕、手工和复杂的精神世界。

不过，老天爷不是一个性情稳定的人。4200年前，它又变脸了。原本将南大西洋热量，传送到北大西洋的大西洋径向翻转环流（AMOC），作用突然减弱了。这一减弱直接导致北半球热量降低，热带辐合带南移。辐合带热带南移又造成两大间接后果。高纬度地区气温降低、雨水减少；低纬度地区则是气温上升、雨水增加。

具体到中国境内，距今4200年到4000年间，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日趋阴冷干旱，而南方长江流域则可能是淫雨连绵。对于早期人群来说，雨水太多或者太少，都不是一个好事。

阴冷干旱让北方各大文化人群离开城邑，寻找新的生路。多数迫不得已，放弃或者部分放弃农耕，过起了半农半牧的畜牧生活。淫雨连绵同样让南方文化人群生计艰难，不得四散奔逃，划着小船寻觅新的落脚之地。

人类学家王明珂，曾以西北齐家文化的消失，来阐释气候对史前文明的冲击。他细腻地观察到，4000多年前的甘青地区，从马家窑文化到马厂文化，再到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存在两个非常突出的文化蜕变现象。一个现象是陶器逐渐变小，石制农业生产工具逐渐消失；另一个现象是，猪骨遗存越来越少，羊骨遗存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甘青地区人群在气候日渐干旱之际，不再集中居住，也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被迫重新转向了移动生活，转向了畜牧生活。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只能在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任凭强势者加大剥削，自己做牛做马。转向畜牧，至少可以逃脱强势者的剥削。

长江中下游的良渚、石家河人群，不可能向北方人群那样重返畜牧，但是他们如果想避免强势者剥削，也只有拖家带口地离家出走，去过虽然辛苦但是可以自由自在的渔猎生活。

于是乎，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城邑和宫殿，费尽千辛万苦制作的玉器、礼器和骨针，都被无情地抛下，成为了历史云烟。一度踏入国家门槛的文明人群，又被打回了原形。

听起来让人有些惋惜，不过如果我们看看西亚北非，也就能够释然了。

4000多年前，生活在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原始印欧人群，由于气候渐趋干冷，无法依靠草原为生，不得不东奔西突，流向各地。他们向西进入欧洲，取代了传统的农业定居人群；向东进入中亚、西亚、南亚，甚至突入新疆，形成秦汉时期所谓的西域诸国。

在两河流域，公元前24世纪形成的阿卡德帝国，到了公元前22世纪，面临内部干旱和外来流民的双重侵蚀，农业生产大面积衰退，国家政治风雨飘摇，最终被扎格罗斯山区下来的流动人群击溃和取代。

在尼罗河三角洲，曾经繁荣强大的古埃及政府，陷入饥荒、混乱和分裂，无奈只好改朝换代。

环顾亚欧大陆，可知4000多年前的文明崩溃，中华大地并非孤例。大多数早熟的文明，都没有逃过干旱或暴雨的蹂躏。不过，王明珂认为，文明的消亡并不意味着人群的消失。那些分散的人群，只不过不愿意接受统治者更加过分的盘剥，选择了一条充满凶险，却能保持自由的畜牧或渔猎之路。

就此而言，4000多年前各地“满天星斗”的消失，与其说是令人伤感的文明挫折，不如说是人类对恶劣气候和权力盘剥的一种反抗。

根据以上所说，可知4000多年前长江中下游引领的中国早期文明，为何都迅速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不过，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既然南北方的早期文明都消失了，为什么本来落后的中原地区，也就是晋南、豫西及其周边，却逆流而上形成了王朝之气？

历史的变局，往往就是如此神秘莫测。老天在关上一扇窗户的同时，往往又会打开另一扇窗户。

4000年前，老天打开的另一扇窗户，就是北方草原、西亚人口和文明的东渐。前文已经说了，原本住在东欧大草原的原始印欧人群，迫于气候干冷不得不东奔西进。其中的东奔，引发了长时段连锁反应。他们的东进，使得中亚、西亚部分人群，也不得不向东方移动。

其结果是，不仅部分原始印欧人群、中亚人群进入新疆境内，而且他们的文明，连带着西亚两河流域文明，都慢慢传到了中国西北地区。比如青铜铸造、骑马、小麦、黄牛、绵羊等，这些文明要素的传入，大大提高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战争能力、社会控制能力、资源获取能力，以及信息传递能力。

这意味着，四千多年前，中国境内人群对外交往的风口，从东南亚和南亚转移到了大西北。大西北成为了文明碰撞和融合的最前沿。从那时到隋唐，中国的文明风口，始终在大西北。

这决定了四千多年来，临近西北的陕北和晋南，必定率先恢复并崛起，掀起新一轮文明突破浪潮。不过，气候干旱又使得陕北和晋南不具有可持续性，文明中心必定会向东拓展，进入到以豫西为核心的关东地区。

短期来看，文明是人类的表演，长期来看，文明是大自然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