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30日晚，人民大会堂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宴，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席间，闲居多年的朱德元帅成为宾客瞩目的焦点，多位昔日战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他敬酒。当夜朱德回忆往昔，特意走向一位海军少将，提及曾经的往事：“营长同志，还记得不，你下过我的枪哩！”这位曾经的营长，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能在如此多将军中获得朱德的特别敬酒？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袁也烈生于1899年湖南武冈，从青年时期就踏上了非凡的军事生涯。1921年，年仅22岁的袁也烈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湖南一师是学术的殿堂，也是革命活动的热土。在那里他有幸多次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精彩演讲，这些演讲深深地激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理念的热情。

1924年，袁也烈进一步深化其军事与政治教育，考入了声名显赫的黄埔军校第二期。在桂林军官学校受训的经历让他在黄埔显得格外出众，不久后被委以重任，担任政治部秘书股干事，直接受到周恩来和聂荣臻的领导。1925年在聂荣臻的引荐下，袁也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的同志彭德怀、贺龙尚未入党。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很快以出色的军事才能被提升为连长，并在北伐战争中大显神威。他所指挥的部队在多次战役中表现突出，至武昌战役结束，他已晋升为该团第一营营长。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袁也烈率部在城东门激战，表现英勇，一举全歼敌军一个团，他的英勇表现让他声名鹊起。然而在战斗中误将朱德抓捕的插曲，成了他军事生涯中一次意外的低潮，好在朱德豁达大度，反而夸赞袁警惕性高。起义失败后袁也烈返回家乡重组力量，不久被派往广西，带领红8军从百色突围直至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在1931年的春天，袁也烈作为红军的一员参与了北上抗日的重要任务。在行军途中，他们遭遇了敌军的伏击。虽然激烈的战斗最终以突围成功告终，袁也烈却不幸受到了重伤。伤势之严重迫使他暂时脱离战场，被紧急转移到上海接受治疗。

不幸的是袁也烈在上海的住所不仅没有带来安宁，反而成为了新的战场。在他休养生息的期间，一群英国巡捕突然闯入，将他从床上拉起。当时袁也烈正在阅读几份革命性质的文件，这些文件很快被当作逮捕他的“确凿证据”。

在拘留过程中，敌人使用了各种残酷的刑罚试图迫使他招供。他们对袁也烈施加了极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试图让他承认这些文件是用来进行反国民政府活动的证据，袁也烈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清白，他声称这些文件是前一位住户留下的，自己只是出于好奇随手翻阅。

尽管遭受了无数次的拷打和审讯，袁也烈始终不肯屈服于敌人的意志。他的坚强表现深深地打动了同牢的其他政治犯，这种坚持也让他受到了更加严酷的对待。在无法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利信息的情况下，敌人决定给他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危害民国罪”，并以此将他长期关押。

袁也烈在狱中表现出的顽强和对革命的忠诚，使他在狱中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到了释放之际，国民党当局为了继续限制他的自由，竟以他没有写下“悔过书”为由，将他的刑期无理延长。这种荒谬的行为，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即将重获自由。

在1935年，经过组织的积极营救，袁也烈终于从长期的囚禁中解放出来，重新融入了革命的怀抱。由于他已有数年未能直接参与战斗，组织决定将他安排在内线工作，与石友三将军的部队保持联系。这项任务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巨大的风险，主要是因为石友三的多次背叛历史令人对他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袁也烈在1936年春天终于到达了延安，那里是革命的心脏地带，也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在延安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迅速恢复了党籍和军籍，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重回家的感觉。

由于长时间脱离前线，袁也烈在军事操作和战术上显得有些生疏。因此从1937年开始，他被派往石友三的部队进行统战工作，这一职责持续了整整五年。这段期间，他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建立显赫战功，但在统战和组织上的经验却日益丰富。

袁也烈在1939年7月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军政干部学校的副校长，与校长徐向前共同工作，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军政领导力量。在他的监督下，该校培育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军政干部，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后备力量。

到了1942年，袁也烈的职务再次升级，他被任命为清河军区的参谋长。在这个职位上，他不仅负责日常的军事行动计划，还参与策划重要的战役。

其后不久，袁也烈进一步被提拔为渤海军区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这一角色中，他在禹城战役中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这场战役中，他的指挥艺术和战术布置直接导致了一名日军大队长及其下属606名官兵的俘虏，同时还击毙了145名日军。这一成就在山东战场上被视为反抗日军侵略的典范行动。

袁也烈的军事生涯，从他作为一名青年军官的参与革命起，至成为一位老练的司令员，展现了他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无论是在战场上的直接指挥，还是在幕后培养战略家和军政干部，袁也烈的贡献都是无可替代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袁也烈并未直接投身前线作战，而是致力于军事教育，为战场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他曾任八路军一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该校由著名的徐向前将军担任校长。在此期间袁也烈以其深厚的军事知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培养出众多抗日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后备力量。

随后袁也烈被调至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一分校，担任训练部部长。在他的领导下，抗大一分校重视理论与实战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使得众多学员能够快速转化其学习成果为实际作战能力。他对学员实施严格的纪律要求和高标准的军事训练，这些努力使得袁也烈在八路军中享有“杰出教育家”的美誉。

1945年袁也烈被任命为渤海军区代理司令员时，终于迎来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在袁也烈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禹城大战成为了一场标志性的胜利。禹城长期被日军占领，防御工事坚固，但袁也烈凭借黄埔军校的战术训练和丰富的指挥经验，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据报道，此次战斗共毙敌、伤敌、俘敌共计超过八百名，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重要物资，这一战役也被党中央特别表扬，并发来贺电。

随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袁也烈在山东战场上再立新功，不仅全歼了德州的国军守军近五千人，还俘获了国民党中将王继群。在他的指挥下，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在极短时间内连续三次攻克邹平城，歼灭了3000余名国军，这一系列战斗大大震慑了国民党军的士气。

在1946年春末，随着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议并在全线发起对我军的攻击，德州的局势迅速紧张。袁也烈作为指挥官，迅速采取行动，命令部队对德州的外围防御点发起猛烈进攻。

几天的连绵战斗后，部队成功突破敌防，进入了城区。面对不利的形势，敌军将领王继祥逃至外籍顾问怀特的住所，希望获得庇护。然而，袁也烈的部队紧追不舍，最终将二人一同擒获，这也标志着王继祥成为解放战争中被俘的首位国民党中将。

1948年春天，随着华东野战军总部搬迁至渤海地区，袁也烈前往向陈毅报告最新战况。听到袁也烈的名字，陈毅惊讶地询问，确认对方正是曾在南昌起义中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多年未见，两人虽因岁月和战火变得面目模糊，但重逢的情感仍旧热烈。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袁也烈在1949年12月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及参谋长，与张爱萍一同负责组建新成立的人民海军。这一职责标志着袁也烈投身海军事业，开始了对海上力量的深刻塑造。在陶勇担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前，陈毅曾特意提醒他尊重袁也烈的资历和智慧，强调其在南昌起义时已是资深的指挥官，而陶勇那时还是乡间放牛的少年。

1953年，随着春节的热闹渐渐消散，毛主席决定亲自视察长江中下游的军事部署。2月24日，在南京的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袁也烈与其他高级官员整齐地等待着毛主席的到来。当毛主席目光落在袁也烈身上时，他显得有些惊讶，连连询问：“你就是袁也烈？”这一场景令袁也烈感到意外，他不知道是因为毛主席记得他，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在随后的船上交谈中，毛主席询问袁也烈是否熟悉大炮的操作。袁也烈诚实地回答自己不会，但表示愿意学习。这个回答体现了袁也烈的诚实和坦率。

由于袁也烈参战时间相对较短，1955年的军衔评定中他只被授予少将衔。而他的两位副手，廖容标和宋时轮，分别被授予中将和上将军衔。尽管军衔相对较低，袁也烈从不抱怨，他认为与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已经足够幸运。

袁也烈后来被任命为东海舰队的政委，与陶勇将军合作，共同推动了舰队的快速发展。在任期间袁也烈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始终坚持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之上，这种无私的精神也成为了他领导风格的重要特征。

1976年8月8日，袁也烈逝世，享年77岁。他的一生，虽充满艰辛与牺牲，但也塑造了一段璀璨的军事生涯和深厚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