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在众多领导的评价中，以“好大喜功”被提及。尽管张奚若和陈铭枢都曾对毛主席提出批评，张奚若却安然无恙，而陈铭枢则面临连番批判。

张奚若的特殊经历和坦率风格，使他在多个时期都显得与众不同。他是前教育部部长，还是一位著名的直言不讳的评论家。那么，为何张奚若能在风波中保持安全，不被划为“右派”？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复杂的保护机制？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张奚若出生于1889年的陕西省朝邑县，其家庭以中医术知著称，从小就沉浸于传统文化与医学知识之中。这种独特的成长环境为他日后的人生旅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和思想基础。

张奚若在18岁那年接触到革命思想，这些思想深深扎根在他心中。19岁时，因为抗议日籍教师的存在而被迫离开学校，转至上海继续学业。在上海他加入了同盟会，还结识并娶了杨西堂的长女杨景任为妻。

张奚若的政治活跃不仅体现在国内，1913年，他远赴美国，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与胡适、陶行知、宋子文等未来的中国知识精英为伍。期间他还结识了逻辑学专家金岳霖，两人的友谊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30岁时，他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并带着丰富的知识和视野回到中国。

归国后张奚若在教育部担任了多个要职，包括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和高等教育处处长。1929年，他成为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开启了长达23年的教学生涯，以其独特的教学风格和对知识的执着追求著称。

尽管时局动荡，张奚若总能以一种超然的姿态面对，他的人生准则和原则是不容触碰的。他对待朋友极尽厚待，但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人则从不掩饰自己的态度。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西南联大教授政治学，期间有位地位显赫的老乡送来生活物资，试图缓解他的生活困境，但张奚若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赠礼，表达了他对清贫生活的坚持和对物质诱惑的鄙视。

1941年3月，国民党召开其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张奚若在此会议上公然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统治。在蒋介石的面前，他不留情面地指出了政府的种种问题，令蒋介石颇感尴尬。蒋介石试图以按铃作为暗示，提醒张奚若注意言辞的尖锐，但张奚若因此愤然离开会场，此后再未出席任何参政会议。在一次会议通知送达时，张奚若更是直接退回了附带的路费，并电报回复：“既无政可参，何需此费。

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民盟和共产党均推荐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代表参与，但国民党却坚称他仍是国民党党员。对此，张奚若坚决否认，他详细回顾了自己的政治历史：尽管曾是同盟会成员，并在辛亥革命中活跃，但自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即刻声明脱离关系，并在1928年拒绝了再次入党的邀请，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辟谣并表明自己不隶属于任何政党。

1946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省的其他四所大学联合举办的时事演讲中，张奚若发表了针对国民党的激烈批评。他在近七千名观众面前，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弊端，称其为无知、愚蠢、极端贪污和专制的政治集团。他在演讲中使用了“白匪”这一称呼来讽刺国民党，但随即指出即便这个称呼还过于光鲜，实际上他们应被称为“黑匪”。他强调，为了国家的未来，也为了蒋介石个人的利益，蒋应当下台。

尽管张奚若的言论尖锐，他因为历史上的同盟会元老身份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地位而受到国民党的一定程度尊重。这种矛盾的对待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复杂地位和影响力。即使他宣称“无政可参”，其参政员身份仍然为他提供了某种保护，使他能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上保持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

1949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策，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筹划新中国政权的架构铺路。6月15日，首次筹备会议在北京举行，张奚若以其资深的教授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会议上，关于新国家国号的选择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些代表建议国名中应包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或“中华人民民主国”，强调“民主”概念的重要性。经过慎重考虑，张奚若提出建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解释称，“民主”一词虽富有哲学意涵，但在国名中可能造成概念重复。他指出，“人民”一词已涵盖了“民主”的含义，因此建议简化国名以体现国家的共和本质。与会代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一致同意了张奚若的提案。

关于国歌的选择，同样出现了分歧。一些人提出鉴于时局已变，应重新编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张奚若则主张保留原词，以法国《马赛曲》为例，强调维持原有歌词的重要性，认为这能够提醒人们居安思危，激发国民的爱国情怀。张奚若的见解再次获得了广泛支持。

历史学者何炳棣在其著作中提到，张奚若曾就出兵朝鲜问题与毛主席展开深入讨论，虽然张奚若的家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与毛主席的关系未至于深入到可随意进出中南海，但张奚若本人确实对此事表达过严重的担忧。

1952年，在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中，文科和理科被提议调出，许多教授担心这会削弱清华的学术地位。张奚若，虽然当时已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仍在清华政治系担任教授。在众多学者的请求下，他向中央表达了担忧。周恩来后来与他进行了交谈，解释了调整的必要性，张奚若虽心有不甘，但终未再反对。

在“星期六聚会”中，张奚若与众多旧友，如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金岳霖等，经常聚集一堂。金岳霖是张奚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还是他最亲密的挚友。他们的友谊贯穿了张奚若的一生，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都互相支持。张奚若经常推荐金岳霖的哲学作品给儿子，强调东西方哲学的不同取向。

1953年，政务院召集会议讨论北京古建筑的保护问题。面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拆除主张，张奚若表达了坚定的反对意见。他质疑，是否所有车祸都与牌楼有关，反问应该由建筑还是管理不善的人员负责。

周恩来了解到张奚若一旦发表意见，其影响力巨大，他半开玩笑地提醒张奚若，他的言论可能会加速牌楼的命运。张奚若回应感谢总理的提醒，并坚持己见。最终，在张奚若的努力下，多数北京古建筑得以被保留。

张奚若在1952年至1958年间，他作为新中国第二任教育部部长，承担了重建和革新教育体制的重任。在他的领导下教育体系经历了从私立向公立的转变，数百所学校得以改革，同时他还亲力亲为地参与了新的教学大纲的编写，确立了多个学科的标准分类，推动了我国教育制度的现代化。

张奚若在教育领域有所建树，他还积极参与了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法律专长和对法治的深刻理解，为我国宪法的制定添加了宝贵的智慧。

作为一个敢于直言的政治参与者，张奚若在政协会议上从不畏惧发表真知灼见，即使面对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也毫不退缩。张奚若的影响力不限于国内。六、七十年代，他成为了中国外交的活跃分子，频繁代表中国出访国外，接待了无数的国际使节。他精通英文、法文、日文，对世界各国的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使他在外交场合中能够游刃有余。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奚若的生活并未受到重大干扰。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底手书了一份名单，专门保护13位高级民主人士，张奚若的名字出现其中。张文朴回忆说，由于父亲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这在动乱时期为他带来了相对的安全。在那个政治风暴的时代，这样的非党派身份反而成了一层隐形的护盾。

刚开始，张奚若还对文革抱有一定兴趣，经常到外文委机关浏览大字报，试图理解运动的方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感到困惑并决定保持沉默，避免涉足复杂的派系争斗。

家中年轻人有时争论"天派"和"地派"，张奚若始终保持距离，不发表任何意见。甚至当他的儿子张文朴从教育部带回一些用于写大字报的材料时，他坚决让其立刻带走，以避免家中成为政治争论的场所。

有一次，张奚若参加完一项活动回家，笑着提到他遇到了陈毅。陈毅开玩笑地说，“奚老，我们现在跟你一样了！”暗示二人都已是有名无实的角色。在文革晚期，张文朴偶尔会听到父亲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局势再翻一次手，该怎么办？

1969年，当外交学会的工作暂停时，张奚若向即将被下放的汤铭新传授了一些政治智慧。他郑重地告诉汤，“在这动荡的时代，我们需要冷静地观察政治动向，不要被激进的造反声音迷失，也不要被那些不容批评的保守声音误导。”汤铭新深感这是张奚若对他的深切关怀。

1972年，尼克松访华，张奚若因健康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欢迎仪式，这让他感到遗憾。这一年他还会见了老朋友费正清，尽管费正清评价这次会面“言多语少”，但张奚若受限于外交纪律，未能畅所欲言。

1973年，赵元任从美国回国访问住院的张奚若。赵元任用他精通的陕西方言朗诵一段歌谣，使张奚若欣喜若狂，短暂忘却病痛。

同年7月18日，张奚若逝世，享年84岁。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多位领导人出席了他的追悼会，邓小平主持了仪式。张奚若的一生被视为坚持真理和勇敢直言的典范，他对国家的贡献以及在动荡时期的坚持与智慧，将永久被铭记。

张奚若的贡献在中国的法律、教育及外交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生平和事迹，不仅成为了众多学者和政治人物学习的典范，也让他的名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紧密相连，被世人铭记。我们应当向这位伟大的学者和政治家致以最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