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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来说，大汗统治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神奇美好的地方，它遥远广阔，像另一个星球。

1250年前后，修士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出使蒙古，隆主麦人安德鲁率领的使团，也到达哈喇和林。然后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1275年前后到汗八里(北京)。马可·波罗离开刺桐港（泉州）时，约翰·孟德·高维奴到中国，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的大主教。

鄂多立克1318年从威尼斯出发，沿着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的道路到刺桐，从南到北云游中国6年，离开汗八里的时候，正赶上孟德·高维奴去世。据说此时在中国的拉丁基督教教团，已有上千人。刺桐主教安德鲁在泉州城外半里路，有一座“华丽舒适”的天主教堂，可供20位教友住宿。

1339年，教皇的使节约翰·马黎诺里从那不勒斯启程，三年后到达中国，在汗八里住了三年，返回欧洲的时候，距离柏朗嘉宾东行，已经整整一个世纪。

从1245年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1347年马黎诺里从刺桐登船返回欧洲，蒙元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0人。

从1247年柏朗嘉宾写作《蒙古行记》到1447年博嘉·布拉希奥里尼完成他的《万国通览》，整整200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一一其中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一一都出现有关中国的记述。

这些文本现存的主要有：

《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247年)、《鲁布鲁克东行记》(1255年)、《马可·波罗游记》（约1299年）、孟德·高维奴等教士书简(1305-1326年)、《鄂多立克东游录》(1330年)、《大可汗国记》（约1330年）、《通商指南》（约1340年）、《马黎诺里游记》(1354年)、《曼德维尔游记》(约1350年)、《十日谈》(1348一1353年)、《坎特伯雷故事集》(1375一1400年)、《克拉维约东使记》(1405年)、《万国通览》(1431-1447年)、《奉使波斯记》(1436一1480年)。

现实世界的旅行，将商人传教士带到中国，是中西交通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将中国形象带回欧洲，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是西方文化史中的大事。

此时西方观念中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明确的国家，不如说是一片模糊的大陆，遥远、广阔、神秘。

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东行，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标志着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

尽管，中西交通与西方有关中国的传说，可能远溯到古希腊，柏朗嘉宾走过的草原之路，可能是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的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商队的“黄金之路”，也可能是托勒密记载的马其顿商人前往赛里斯国的商路。

而西方有关“丝人”与“丝人国”的传说，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克泰夏斯笔下，一直到中世纪也未曾中断。

但是，所有这些记载，不仅事迹难稽考，而且多有语焉不详之处。直到柏朗嘉宾介绍一个名叫“契丹”的民族，而鲁布鲁克进一步证明大契丹就是古代传说的丝人国，确定的中国形象才出现在西方。

《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的叙述承前启后，不仅确认大契丹就是古代传说的“丝人国”，续起古希腊时代以来欧洲关于“丝人”或“丝人国”的传说，而且预见了以后几个世纪西方文本中中国形象的重要特征，如国土广阔、城市繁荣、物产丰富，盛产大量的丝绸、使用神奇的纸币，到处都是堕落又善良的偶像教徒。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

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世界市场的维形出现；二是世界地理的观念开始形成。

在汗八里或行在，可以看到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的商人；在威尼斯或里昂，可以买到西亚的织品、珠宝，印度、爪哇的香料，中国的生丝与瓷器。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地方。

“旅行已经揭示了在亚洲东部有一个帝国，其人口、财富、奢侈和城市的伟大均不仅是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的规模。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

西方文化中最初的中国形象，是传奇化的、世俗乌托邦化的“大汗的大陆”。

虔诚的高维奴在他寄自北京的第一封信的最后写道：

“据我见闻所及，我相信在土地之广、人口之众、财富之巨等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或君主能与大汗陛下比拟。”（高维奴出使一共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是从印度发出的。第二封信与第三封信都是从中国北京发出的，所以他的第二封信又是他从中国发的第一封信。)

泉州主教安德鲁也说：

“我不想谈这位伟大皇帝的富有、庄严和光荣，帝国国土之广，其城市之多而且大，帝国治理秩序之清（国内无人敢拔刀侵犯他人），因为如果一一描述，这封信就太长了，而且听到的人也不会相信。因为即使是我，虽然亲身在这里，听到这些事情，也很难相信。”

蒙元世纪欧洲把对世界“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而他们关于中国最美好丰富的描述，则留在了《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与《鄂多立克东游录》这三部游记中。

1250年前后问世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只提供了一个中国形象生成的起点，真正让中国形象鲜明地进人西方人的知识与想象视野的，是半个世纪以后陆续出现的三部著名的游记。

三部游记在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马可·波罗游记》，而是《曼德维尔游记》。1500年之前，欧洲各主要语种，都有了《曼德维尔游记》的译本，保存至今的《曼德维尔游记》的手抄本，有300种之多。而《马可·波罗游记》则只有143种，《鄂多立克东游录》70余种。

1275年夏末秋初，波罗一家离开威尼斯四年以后，随着大汗御驾，从上都哈喇和林到大都汗八里一一今日的北京，进人今日中国的领土。

马可·波罗的三重身份，首先是威尼斯商人，其次是基督徒，最后是大汗的使者。商人的眼界关注的是物产。

《马可·波罗游记》多描述旅行的里程、城市、物产与贸易情况。当然，除了丝绸、香料、宝石、黄金之类，马可·波罗也会注意到宗教信仰与风俗，这是基督徒所关心的。最后可能还有大汗的使者，蒙古帝国疆土辽阔，甚至超出大汗的想象与控制。

骑在马背上奔驰的时候，土地一边出现一边消失，世界是流动的，也是没有整体的；一旦坐在王宫中，想象帝国的版图，一切都静止了，令人绝望地延伸到四面八方，延伸到知识与权力之外，征服的帝国成了无尽的、不成形的废墟。实际上大汗也确实需要关于他的帝国的知识。

马可·波罗又发现大汗喜欢听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异国他邦的奇闻轶事。因此，他每到一处，都注意搜集和采访这类材料，务求确实，一有所见或有所闻，必定详细记录，以便满足他的主人的好奇心。

…马可·波罗处在这种优越的地位，凭他自己的观察或搜集别人的传述，得到了丰富的，当时人还不了解的东方各地的风土民情材料…

《马可·波罗游记》内容丰富庞杂，有关中国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物产与商贸，2.城市与交通，3.政治与宗教。

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

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见闻庞杂繁复，然而最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是中国的物质文明。每到一处，他都兴致勃勃地记述当地的物产、建筑、道路、行船与桥梁。中国城市，无论是契丹的汗八里，还是蛮子省的行在（京师），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

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传奇化的大汗形象，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

《马可·波罗游记》将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与蛮子，描绘为财富与权力的世俗天堂，像是当时流行的骑士传奇。鲁布鲁克当年听说契丹富有广大，将信将疑，马可·波罗则将鲁布鲁克当年听到的传闻，渲染得神乎其神。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出现，这些文本提供各种不同的细节，从经济到政治、从物产到民俗、从地理到历史；同时，这些文本也相互引证、相互参照，经常重复一些共同的内容，比如说中国的地域如何广阔，中国的城市如何繁荣，中国的道路如何通畅，中国的物产如何丰富，汗八里的宫殿如何辉煌，大汗如何威仪万千。

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大汗威仪的描述。而对大汗的描述最多也最传奇的，要数《曼德维尔游记》。曼德维尔也像其他游记作者那样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赞叹中国的物产丰富、城市繁荣，然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大汗的传奇。

在《曼德维尔游记》关于中国的章节里，大汗的故事占去70%的篇幅。大汗国土广阔，统治严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长老约翰”也没有他伟大，大汗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100多位妻子，土耳其的苏丹也没有他富有。

《曼德维尔游记》写得文采斐然，完全像是骑士传奇，游记主人公很可能是位朝圣者，或十字军骑士。他从欧洲出发游历东方，第一站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然后向东南，穿过伊拉克、波斯、埃塞俄比亚，到印度，一路艰险，但也见多识广，有各种圣迹、奇风异俗、畸人怪物，印度人长着狗头独脚、南方大洋有食人饮血的生番。最后从海上到中国，“离开都登岛继续向东航行许多路程，就会到达一个叫蛮子(Mancy)的国家（今长江以南地区）。这里仍属于大印度。

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精美，最丰富的商品。这是一片辽阔的疆域，共有两千座城市及许多的城镇，居民为基督徒和萨拉森人。这里没有穷人，无人靠乞讨度日。男人长着猫一般稀疏的胡须，女人则分外妖娆美丽。”

有人发现，曼德维尔描述中国的这一段，是一字不差地从《鄂多立克东游录》上抄下来的。而游记中的其他内容，也是从当时可见的其他一些史志著作或传奇中搜罗来的，如博韦·樊尚的《史鉴》，普林尼、索林奴斯、塞维尔的伊西多尔的著作，亚历山大传奇，《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甚至《马可·波罗游记》。

至于作者曼德维尔爵士，是位英国绅士，有个绰号叫“胡子约翰”，曾从英国逃亡到法国，最远可能还到过罗马，仅此而已。

马可·波罗的旅行从北方到南方，从契丹到蛮子；《曼德维尔游记》则从南方写到北方，先蛮子后契丹，而且地理概念不清。曼德维尔纯粹是位“座椅上的旅行家”，他杜撰的游记，却让他同时代人信以为真。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人们更容易相信奇迹，而不是现实。因为他们笃信无疑的《圣经》中，就充满各种各样的奇迹。当时人可以不信马可·波罗，因为他把真的说得像假的一样；但他们可能信任曼德维尔，因为他把假的说成像真的一样。

欧洲人当时想象的世界，就是曼德维尔描述的那样，“圣经旧地”（指近东、西亚一带)充满奇迹，印度有狗头、独脚如伞、巨耳垂地的怪人，然后还有“长老约翰”广阔无边的土地，蒙古大汗的家世，一直可以追溯到诺亚的第二个儿子切姆(Chom),而大汗和他的大将们，就像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

尽管《曼德维尔游记》也像其他游记那样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赞叹“大汗的大陆”的物产丰富、城市繁荣。

然而曼德维尔最感兴趣的，还是大汗的宫廷生活：

4000多位王爷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参加宫廷大宴，巫师发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号令，王爷们一会儿用手指塞住耳朵，一会儿又将手放在头顶，据说这是效忠仪式！大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国土广大，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100多个妻子，各种各样的鸟，大隼、游隼、雀鹰、猎鹰、鹦鹉，还有一万只大象，一万只狒狒、狨，许多炼金术士，200位基督徒，20位撒拉逊人…总之，越离奇越有人信。

《鄂多立克东游录》是那个时代最“实事求是”的东方游记。鄂多立克从海路到中国，将中国南部（马可·波罗说的蛮子省）称为“上印度”。“蛮子省有两个大城”，鄂多立克的旅行从南到北。

他所见到的“辛迦兰”(Censcalan,广州)大城“比威尼斯大三倍”，从辛迦兰到刺桐，刺桐“有波洛纳的两倍大”，物品繁荣。再从刺桐到福州，从福州到“行在”(Kinsay,杭州)，他说行在是“天堂之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敢谈它”。他说“行在”的字义为“天堂之城”，大概是在中国听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

鄂多立克从南到北旅行，在南京附近渡过长江，沿运河北上。他大概已经知道这条大江横贯的国土，江北叫契丹，江南叫蛮子。扬州、临清，从长江到黄河，鄂多立克的游历深入契丹。

他见到一条名叫西拉木伦的河，也知道这条河“决堤时给该邦带来极大祸害”。鄂多立克是位细心的游行家，博闻强记、观察细致。

在山东的临清，鄂多立克发现丝产丰富，但售价便宜得惊人。到大汗京都汗八里，鄂多立克看到的是“全世界最美的宫殿”。皇城宫阙巍峨，大汗的朝会、狩猎更是壮观。鄂多立克在汗八里居住了三年半，据说还有一次与四位教友去城外路旁迎接从上都回銮的大汗。

《曼德维尔游记》虚构最多，在当时也影响最大；《鄂多立克东游录》最写实，影响却最小。在当时欧洲的文化视野中，很少有人相信中国是一个现实中的国家，即使有旅行者去过，回来后讲述他们的见闻，也很少有人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而与之相反，如果有人凭空虚构，却与人们平时想象的一样，也会被信以为真。

三部著名的游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在当时人们的接受视野中，基本上都变成了传奇。

正如赫德逊先生所说的：

“最早对中国的叙述确实唤起的只是无法置信，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成见是那么相反，那么像是神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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