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刘宋，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是南朝中存在时间最久、疆域最大的朝代，然而，刘裕时期尚可席卷北方，夺取了淮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刘义隆时期虽然有元嘉之治，却被打到了长江对岸，赤地千里，邑里萧条，巅峰状态仅维持了不到三十年，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刘裕死的时候占的领土已经是南方政权的极限了，要想再扩张，不是要看人和，而是要看天时了。

刘义隆时期刘宋的元嘉北伐虽然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国力上也具备一定条件，但三次大战都输得狼狈不堪，自然与步兵敌不过骑兵、北朝动员体制更高效等客观因素分不开。然而举国体制下的战争，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宋文帝刘义隆对战争的准备不充分。

战争准备不是简单的集结兵力、准备物资，通常还包括政治准备、军事体系准备等。宋军政治准备第一次尚可，第二次就稍显潦草，第三次基本没什么准备了。国内的反对声一片，宋文帝强行上马，内部力量都没有统一协调好，怎能取胜？

军事体系的准备更是从开始就一塌糊涂。发动举国层面的大战，军事动员要跟上，以保证兵员充足；补给系统要健全，以保证打得起持久战争；国家备战思想要保持，以保证军事力量不断线；国防纵深体系要建立起来，以保证全局稳定，不至于一输就崩。

刘宋的军事动员体系比北魏的笨拙，国家常备兵力不足，过分依靠徐、雍、荆、扬几州的兵力。这些兵力从后方输送到前线的时间过长，临时调发的也过于散漫而粗野。

第二次北伐居然要在扬州、两淮这些腹心之地进行大规模抽丁，攒鸡毛凑掸子，这是典型的失误。

刘宋的国家纵深体系建设，是被宋文帝基本忽略的一个方面。许多大臣都提到，应该像东晋初年一样，加强沿边诸州郡的建设，适当下放权力，让边郡的长官们有权自行招募士众、开展屯垦、编练军队。这样既可以加强一线力量，战时也可以就地从前线抽兵北伐，省去不少时间精力，内地诸州也能逐次形成纵深防御。

但宋文帝正处在加强皇权、裁抑州郡的政治阶段，不肯下放一丝一毫的地方权力。政治与军事战略脱节，刘宋不败何待。

其次，战略安排严重不当。

宋文帝三次北伐，都采取了一路主攻、诸路并进的策略。这样的安排，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倒也无可厚非。数十万人集中一路进攻，粮草无法保障，也不易发挥兵力优势。刘裕北伐后秦时，也采取了分路进攻的策略。

但问题出在战略安排不严密，没有形成诸路呼应的态势。

以第二次北伐为例，当主力王玄谟部失败时，山东方向的萧斌、沈庆之还保持着较强的实力，这一路兵马可进可退，并非不堪一击。

实际上，后来北魏大军只攻下了碻磝津，而没有继续东进。西路的柳元景进至洛阳、弘农一线，制造了局部优势，如果山东兵力配合进攻，雍州刘铄方向再发大军进攻黄河一线，未尝不能形成逆转局面。

刘裕北伐后秦时，也曾出现过潼关一路进展困难，甚至局部失利的情况，后来顺利攻入关中，正是依靠各路大军互相呼应，多点开花，最终灭亡后秦。

元嘉北伐则是过于依靠主攻方向，其余诸路往往处于边缘化状态，既无人关注，也无人协调，分兵战略反而分散了己方的兵力资源，这实在是一条重要的致败因素。

最后，优秀将帅严重缺失。

三次北伐的主帅都是军事外行，而且一蟹不如一蟹。到彦之在政治上是把好手，不然也做不了宋文帝的辅臣，但在军事上此公实在全无经验。王玄谟就凭着一张嘴坐到高位，根本没有管领大军的本事。至于张永，纯粹就是希名图幸之辈，碰上宋文帝急于挽回尊严的心态，君臣臭味相投，才搞出来这样一场把战争当儿戏的北伐。

刘宋王朝不是没有良将，前有檀道济、王仲德，后有柳元景、沈庆之，只不过政治上不为皇帝所信任。如果第一次北伐不用到彦之而用檀道济，以宋军百战之余的战斗力，怎能只满足于攻下黄河四镇。

元嘉北伐失利后，刘宋王朝在军事上彻底陷入弱势境地，徒耗了刘宋的国力，元嘉之治因此结束，从此再也无力染指河南，只能苦苦支撑淮北防线，之后数年，刘宋动荡不止，国势焉能不衰？南朝的巅峰状态，仅维持了不到三十年，便倏然滑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