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军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胜论彻底失败，被迫调整相应的对华政策。于是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接到日本最高当局的命令，扰乱中国的金融市场，达到摧毁中国抗战能力的目的。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揭开帷幕。
日军印刷的假钞
中日假钞之战，还得从之前的国民政府币制改革说起：1935年， 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这对日本在华掠夺战争资源形成巨大障碍。随着中日战争的进展，11月3日，国民政府颁布币制改革公告，宣布由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发行纸币，其他机构一律不准发行。禁止银元和白银流通，法币与英镑挂钩等，这样就从外国金融机构回收了大量白银，这次币值改革，还规定日本人控制的伪蒙疆自治政府和殷汝耕华北自治政府的现银和地方货币，无法在国内流通，这对于日本对华北的蚕食以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沉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通过币制改革，国民政府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让日本感到了威胁，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虽然只流通了短短几年，却在民间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信用，
山本宪藏
到1938年时，法币的购买力还相当坚挺，100元可以买一头牛。加上国民的反日心理，所以尽管有日军的刺刀做后盾，汉奸政府的货币依然难以完全在市场上驱逐法币。面对这样的局面，日本陆军行政本部山本宪藏，向日本最高当局提出了伪造国民政府法币的方案。
陆军登户研究所（前排右二为山本宪藏）
12月，东条英机命令陆军登户研究所着手研究中国货币。陆军部电召日本陆军山本宪藏大佐、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社长井上源之承等人，要求两人从速筹划伪造中国法币的工作。东条英机发出命令：要求有关部门对山本宪藏的研究无条件协助。于是，山本宪藏､井上源之承被调到陆军登户研究所（即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山本宪藏被任命为该所法币研究室主任。
东条英机
登户研究所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明治大学内，主要从事各种特种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研究，占地面积达38万平方米，人数最多时超过1000人。在二战期间既是日军用来伪造中国纸币的研究机构，也是对中国进行经济战的伪钞印刷基地，还是日军研究秘密武器的基地。登户研究所研究的秘密武器"见不得人"，密级相对较高。即使在日军内部，其"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的名称也没有公开，只使用通称的"登户研究所"。
登户研究所负责伪钞的负责人山本宪藏，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曾任日本陆军主计少佐等职。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山本宪藏加入了日本关东军，并来到了当时我国东北的“伪满洲国”，主要从事兵要地志的调研工作。次年，因其工作出色，山本宪藏进入了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第七课的地志班工作，升任陆军大佐。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山本宪藏对我国的货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除此之外，他还对中国内地、关外和韩国的货币流通情况也进行了大量的考察。
登户研究所档案
山本很快了解到，中国的法币是由英国和美国的三家钞票公司印刷，防伪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在中间头像位置还有红蓝丝线。
山本宪藏毕业证书
山本认为在市面上流通的法币制造技术并不复杂，而且中国民众的防伪意识也不强。他与日本一流的造币专家、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的井上源之承，还从日本官方的内阁印刷厂及民间印刷公司网罗了一批货币制造的内行高手，开始了制造法币假钞的工作。
山本最初选择中国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作为目标，经过不断尝试和试验，终于印制出了一批5元法币。但令山本没有想到的是，刚巧国民政府央行宣布5元法币因使用时间较长，退出流通领域，接着他又将目标转向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1元、5元、10元面额法币，1939年11月印制成功，粗看似乎毫无破绽，在市场上使用环节也没有被发现。不过山本显然不是制假的行家，不知道假钞还需要做旧这一道工序，由于票面太新，假币在银行这个环节被识破了。
于是，登户研究所再次研究、修改伪钞印版。直到1940年5月，第一批能够以假乱真的法币才被印制出来，这批伪钞，少量投入市场，骗过了银行的检测。
山本宪藏获得的"陆军技术有功奖"
为了以假乱真，登户研究所对工艺流程进行了改造，山本认为：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制造出的法币并不理想。于是山本又决定改用雕刻制版，他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在钢印板上雕刻出法币的人像、花纹和其他图案。经过多次尝试，登户研究所终于在1941年11月，制造出第一批法币假钞样本。这批法币样钞，能够在央行通过检测，随即，伪钞开始在登户研究所大量生产。
据历史记载：登户研究所总共印刷了面额超过40亿元的法币假钞，数额之巨在整个二战参战国之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山本战后交代：“最低时月额也不下于200万元，而且随着贸易额的增大，加以通货膨胀需要，伪币数额不断增加。”
日本人的印制的假钞
到1940年4月，仅用四个月时间，登户研究所就伪造出中国农业银行的假币500多万元，包括10元、5元、1元的面额券。伪币在出厂前，山本宪藏又根据井上源之承的意见，安排把这些假币加工变成旧钞，秘密运到中国。运到中国境内后，又把新旧法币掺和在一起，交给日本的侵华机构及沦陷区使用。于是，这些假币广泛流行，成为日军侵华抢购物资、破坏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这是登户研究所假钞仓库
为了分发伪钞方便，负责发行、流通这些法币假钞的工作，又日军在上海设立的“杉机关”负责，由于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阪田诚盛，所以又被叫作“阪田机关”。阪田诚盛于1939年在日军占领区开办了“诚达公司”，这家公司迅速在各地建立了三十多家分公司，拥有规模庞大的商业运作网络，成为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日军开办的贩运假钞“诚达公司”
起初，日本制造的法币假钞确实对中国的战时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香港被日军占领，竟然使这一局面得到反转。之前法币都是海外印刷经由香港进入中国，香港沦陷后，这一渠道中断。因此，国民政府财政部印刷局不得不在重庆开设了印钞厂，被迫重新设计印版，自行印刷法币，这样，尚未出厂的日军的伪钞，便成为废纸，登户研究所的伪钞印版也成为一堆废铁。
更为奇葩的是，国民政府为了战争的需要，不过通货膨胀和百姓生活，大量发行法币，居然无形中成了一种秘密武器。到1944年7月，重庆印钞厂印刷的法币如脱缰野马，已经高达1890亿元。在如此海量的货币发行面前，日军制造的40亿元假钞简直就是沧海一粟，瞬间就被淹没了，所以后期也没能发挥多少作用。
登户研究所记录资料
此项印制假钞行动，日军采取了高度保密措施，知道内情的仅限于极少数人。陆军省只有陆军大臣、陆军省次官、军务局长知道；参谋本部也只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以及直接领导的部长、课长知道。即使登户研究所的上级主管部门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也只有行政本部部长和负责后勤保障的总务部长、器材课长以及日本特务机关知道。因为日军也很清楚，这种行动毕竟不光彩，当然严格保密也是为了确保不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而采取反制措施。
虽然说，日军如此保密，但还是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们发现了蛛丝马迹，并顺藤摸瓜地查出了“杉工作”的整个来龙去脉。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士兵在打扫战场时，在那些被击毙的日本士兵口袋里，发现了一些当时已经作废的纸币。这些纸币中，不仅有1911年袁世凯上台后就已经作废的中国殖边银行发行的纸币，还有仅仅在某个时期，在部分地区流通的地区性货币，甚至还有一些旧版的外国纸币。
戴笠（前排中）和美英情报人员
戴笠在知晓这一事件之后，知道此事事关重大，他迅速上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命令孔祥熙、宋子文、戴笠认真研究，进行反制。于是，国民政府召集了经济专家贝祖诒、邓葆光等人研究对策。
国民政府著名的金融学家和经济专家贝祖诒
贝祖诒，又名贝淞荪，贝淞孙，江苏吴县人。苏州东吴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1914年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先后担任广州、香港、上海分行经理及总行副总经理，是当时国民政府著名的金融学家和经济专家。
贝祖诒（贝淞孙）的会议签到
邓葆光，又名邓保光，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不但是经济学科班毕业，而且对日本情况也非常熟悉。抗战前夕加入军统，后成为执掌军统经济条线的负责人，时为军统少将。随即，国民政府成立了“对敌经济作战室”，任命贝祖诒为顾问、邓葆光为负责人。“对敌经济作战室”挂靠在军统局，受戴笠节制。
军统少将邓葆光
为追缴假钞，戴笠又派遣了大量的军统特务，开始查抄伪币。并且组织力量，严厉打击那些妄图使用伪币来破坏中国金融市场的日本特务机关。就这样，国民党政府对日特的“杉工作”，展开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反制之战。
据历史资料记载：1939年到1945年，这七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印刷的法币达40亿之多，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而在1939年，国民党政府一年也就发行45亿法币。
初期，大量的法币运到中国后，一部分充当日军军饷，一部分流入青帮和汪伪政权手里，一部分在中国购买军用物资，还有一部分收买亲日分子。这45亿假币中，实际使用了30亿，初期，为侵华军事行动，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然而，日本军部正准备加大印刷假币，摧毁中国的经济的时候，事态却并没有向日军预测的那样发展，国统区的经济非但没有被破坏，而且国民政府竟然毫不费力地从日军手里套购了大量棉纱、布匹及黄金等物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随着战事逐步进展，除了我们先前说过的两大因素之外，法币的流通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使大半个中国成了沦陷区，国民政府只好退到西南重庆。为了管控经济，重庆政府改革了币值，财政大员孔祥熙让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命令他们设计印制一套可以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同时准备在重庆歌乐山设立印钞厂，并且还对法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改版。这一骚操作，使登户研究所穷于应对，新的伪钞尚未研制完成，重庆方面又改版了。
国民政府改革币制的有关资料
与此同时，军统的“对敌经济作战室”，也开始发挥作用，他们采取“以假对假”做法，以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为主要目标，同样制造假钞，以打击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
军统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展开密切合作，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在重庆歌乐山造币工厂内，又建立了一座专门制造日伪假钞的工厂。
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专门制造日伪假钞的造币工厂
“对敌经济作战室”负责人邓葆光少将。从财政部印刷局和原来中国银行造币厂调来了一批技术精湛的印钞工人，并利用军统在沦陷区的行动人员收集了在日占区流通的所有种类钞票，歌乐山伪钞工厂夜以继日的研制印刷日伪假钞。
但是，早期军统对中储券的防伪技术不太熟悉，假钞技术不是很过关，很容易被识破，因此也导致了许多将假钞带到沦陷区流通的军统人员被捕。这时日军驻华特务机关特高课的一个叫林介之助的人帮上了大忙。
林介之助，原名林顶立，台湾林县人。他是东方谍报史上一个如同变色龙一样的神秘的人物。曾加入日本黑龙会，后成为日本特高科的高级特务。抗战后，这名特高课精英回到祖国加入军统、成为军统在日特机关的卧底。林顶立在日本特务系统潜伏其间，搜集了大量情报，其中就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地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一系列情况，而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依据了林顶立的情报。林顶立是日军驻华特务机关的高级特工，他有权知道日军假钞制造的任何机密。
军统在日特机关的卧底林顶立（林介之助）
当时，日本针对军统印刷的假钞，很快也就此做出了对策，采取了与重庆方面同样的做法：不断更改印版防伪图案的方式来应对，但是日本人想不到的是只要有新的印钞方法出来，就都会被林顶立提前把这一方法告知军统，使邓葆光的小组能够迅速调整印制假钞的策略。有时日伪的中储券头天发行，第二天，重庆方面的中储券伪钞就出来了。弄得日本军方一头雾水。
更令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戴笠与汪伪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的周佛海取得了联系，周佛海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监守自盗，竟然答应为军统提供了“中储券”的印钞票版，这样邓葆光的“对敌经济作战室”，更是完全掌握了“中储券”的秘密，印出的“中储券”假钞和真钞简直毫无区别，连专家都无法鉴别真伪，最终迫使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于1943年发公告宣布停止收兑10元面额的“中储券”。
毫无疑问，这样的公告对于“中储券”的声誉是极大的打击，导致了各种流言纷起。同时军统也利用这些完全能以假乱真的假钞从沦陷区购买了大量国统区紧缺的粮食、棉花等物资，沉重打击了日伪的金融和经济。邓葆光后来回忆说，“一九四二年，印刷的汪伪中储券和华北联银券的两种假钞票，分为一元、五元两种，原则上利用伪军和阴阳地带（三不管地区）的游击战，向地区购买物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重庆印刷的“中储券”假钞，可以以假乱真
后来和军统进行密切合作的美国海军情报署梅乐斯（MiltonMiles)，也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假钞行动，他回忆说，在上海西南约两百里中美合作所的第一营地，变成了一个把伪造日军占领区的伪币，走私运进这个人口稠密、商业繁盛地区的通道，每次开到第一营地去的卡车队，平均在十辆车中，总有一二辆是装满了一捆捆的纸，最后，调查统计局经济作战处的王抚州将军透露了我一个秘密。据他告诉我说，多少年来，他们一直都在仿造日伪发行的伪币，散发出去伪钞到底有多少尚待考证。
除了“中储券”外，军统对沦陷区流通的各种伪政府货币都进行了仿制。军统就通过林顶立的情报，和周佛海搞到的印版，在歌乐山假钞厂日夜加班进行印制。这种利用相同的票版印制的假钞，实际上和真钞别无二致，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专业人员都难以区分，所以它对于日伪金融经济领域的打击自然是非常沉重的。
国民政府用来印刷中储券假钞的印刷机
仿制中储券和其他流通纸币成功之后，蒋介石下令戴笠印刷日元假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搅乱日本的金融秩序。但这个任务可不容易完成，当时中国工业底子薄弱，连本国的法币都勉强能够印刷，因而，只能再次委托英、美两国的造币公司帮忙，但要伪造日本货币谈何容易？
好在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美、英等国已经对日宣战，大家是一条战壕里的盟友。戴笠立即通过美国海军情报官员、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所长梅乐斯再次向美、英两国求助，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伪造日元。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和英国在战场上被日军压着打，正在一路败退，对于任何能削弱日本的计划都极有兴趣，因此在接到中国的请求以后，立即授意本国造币公司和军统合作，共同完成这个制作伪钞的任务。
美国海军情报官员、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所长梅乐斯将军
不过虽然有欧美国家先进技术的支持，伪造日元的计划还是遭到了挫折。日本在发行货币之初，就极为重视防伪。二战期间的日元采用了当时最高级的雕刻凹版印刷，图案线条清晰、层次丰富，一般人想要模仿那是很困难的。当然，这对于有国家技术支持的美英正规造币公司来说不算大问题，要命的是印刷日元所用的特殊纸张很难伪造。
日本印刷日元所用的纸张和当时普遍使用的麻质或棉质钞票专用纸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加入了日本特有的“三桠皮”纤维，这使得日元纸币看上去色泽有些偏黄，而且摸上去会觉得比其他国家的纸币更为厚实，也更为挺括。所以英美造币公司造出来的假日元虽然看上去和真货差不多，但是一旦上手就会感觉不一样。而且此时军统也无法混入日本国内使用日元，而在中国，日元极少直接流通，需要先去银行兑换。这种假钞显然不可能骗过银行职员，根本用不出去。伪造日元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军统不得已只得继续印制中储券等假钞。这些假币还成为抗战时期戴笠最重要的生财之道。这些假钞由军统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带到日军占领区，购回国统区紧缺的黄金、粮食和棉花等物资，再转手将这些物资在国统区的黑市上抛售，军统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真可谓一箭多雕。
发行中储券的汪伪中央储蓄银行
正是有了如此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军统在抗战期间发展到了巅峰。仅仅正式有编制的特工人数就达5万之众，而且所有人员均不像其他单位的公务员及军队干部那样发打了折的国难饷（一般为原工资的八折），仍然是全额薪饷。除薪饷之外，军统的内勤人员有津贴，外勤人员兼任其他公开职务的则可以拿两份薪饷，没有兼职的则有活动费和房租补贴。一般来说，军统人员要比同级别的公务员或军队干部薪饷多40%到50%。
军统印刷的“中储券”以假乱真
对于在秘密行动中殉职的人员，军统惯例除了发放一次性的抚恤金外，还要按月给遗属发生活费，有未成年子女的还要另外发教育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笔金额的数量也日渐庞大。除了这些日常开销外，要执行特别以及秘密行动，额外的经费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戴笠要维持这样庞大一个机构的运作，金钱的需求绝对是相当惊人的，单靠国民政府拨款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在众多军统人员的回忆里，似乎戴笠从没有为金钱犯愁，可想而知，印制假币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断变化版式的中储券
当然，国民政府利用假钞，也轻而易举地套购了大量战时紧俏物资，也沉重地打击了沦陷区的金融市场，使日伪沦陷区通货膨胀加剧。因此，疯狂的日军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难言。连东条英机也想不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最后败在中国人手里。
虽然说，军统局发动这次假币之战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日本扰乱中国市场，但在战争之中，却没有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因为日本投入了大量的假币，国民政府为了应对这些假币，又印制了大量改版的真币，导致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越来越多，而货币数量的增多，又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一次次升级。
有数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4年的这短短7年之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数值达到了恐怖的1980亿元。迫使日本陆军部被迫放弃假钞计划。
印钞厂自卫团的标识
在日本陆军放弃制作假币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上的假币确实少了很多，但假币之战却没有就此平息。
1941年12月，在香港的日军在位于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内，发现了也有大量尚未印制完成的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的法币半成品和尚未运走的一批印钞机，连同最为紧要的法币编码的底册也被日本特高课缴获。这就给了山本宪藏的陆军登户研究所更多的“学习”机会。
日本出版的《李俊假钞作战》
就这样，山本宪藏在掌握了大量的国民政府的制币机密后，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杉工作”。印制大量假钞，一度让国民政府感到了压力。军统根据林项立和周佛海提供的情报，拦截假钞运进国统区，查抄日军开办的贩运假钞“诚达公司”的各分支机构，使假钞难以进入国统区，才扭转了局面。登户研究所又开始仿制共产党所辖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币”，由于共产党发动边区群众，自觉抵制假“冀币”，加上边区保卫部门防守严密，假“冀币”在晋冀鲁豫边区并未造成大的影响。
假币风波再起，戴笠也不得不再次与山本宪藏对抗。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使用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和军用票，不过在这些钱币中，除了日本币本身外，军用票并不含有日本本土的植物纤维。于是，戴笠以此为突破口，打起了日军军票的主意。戴笠通过军统各地方站，将假军票运送到日占区，到处分发，反而给日伪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重庆印刷的日军“军票”
这场在军统和日特之间展开的假币大战，一直持续到了1944年。直至1944年底，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停止了假钞印刷，军统也关闭了“对敌经济作战室”，这场假币大战才算真正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