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工时和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对于青年劳动力的保障显得尤为不足。面对许多劳动者“没假休”“不能休”“不敢休”的困境，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在今年提出了《关于落实完善工时与带薪年休假制度，促进国民经济循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建议。

霍启刚建议，我们应强制实施带薪年休假政策，并加强企业在这方面的法律责任，确保企业能够切实执行年休假制度。同时，他提议对《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中关于年休假天数的规定进行修改，以工龄为基础，逐年递增带薪年休假天数。具体来说，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首两年每年享受5天的带薪年休假，之后每年递增1天，直至最高达到10天。 霍启刚认为，全面落实和完善工时与带薪年休假制度，不仅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客观需求，也是扩大内需、推动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

然而，他指出，当前部分企业不仅未能实施带薪年假制度，还存在违反标准工时制的现象。他强调，虽然短期内企业可能因劳动者少休假而获得更多利益，但这并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霍启刚还指出，当前的年休假制度在假期时限与工龄长短的衔接上过于僵化，对青年劳动群体的保障明显不足。根据2008年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工龄在10年以下的青年劳动力每年只能享受5天的法定年休假，这对于他们承受的巨大物质和精神压力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长期下来，这将对公众的精神素养、整体风貌和奋斗水平产生深远影响。 霍启刚还表示，由于休假制度的不完善，我国的旅游业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因此，他呼吁相关部门和企业应重视这一问题，尽快完善工时和带薪年休假制度，让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到应有的休息和休假权益，同时也为我国的旅游业注入新的活力。首先，国内游客的出行时间过于集中，这导致了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旅游市场的“潮汐现象”十分明显，出游需求主要集中在“五一”、“十一”等节假日，这给民航、铁路、公路、城市建设、商业、景区、住宿等各个部门带来了巨大的供给压力。这种压力不仅降低了服务质量，也损害了游客的旅行体验，进而影响了我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由于假期的长度限制，中短途旅游占据了主导地位，这进一步加剧了旅游业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2023年，我国国内游客的产出量和接待量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的十个省份。这种以近距离、省内或相邻省份为主的旅游模式，不利于改善我国旅游业在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再者，现行的年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青年群体——这个旅游市场的主力军——的消费能力。

2023年，我国人均出游次数最多的群体是“95后”，他们拥有独立的旅游消费决策权。然而，由于大多数“95后”的工龄在10年以下，他们只有5天的年休假，这无法充分释放他们的出行消费潜力。 霍启刚建议，应严格执行劳动法中关于每周工作时间的规定，加强对企事业单位工时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应禁止企业协议取消职工的“双休”。对于因工作需要确实需要延长职工工时的情况，应作出明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