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11 日，联合国发布了 2024 年《世界人口展望》，猜猜怎么着？它预测我国人口到 2100 年居然会降到 6.33 亿，这可比 2022 年预测的 7.67 亿少多啦，更别提 2019 年预测的 10.65 亿，简直是大跳水！

回头看看历史，您就会发现，不管是联合国还是社科院，对未来人口的预测，那偏差大得能让人惊掉下巴！为啥会这样？还不就是因为人这玩意儿太难预测啦，特别是在婚育这块儿，再加上社会各种成本蹭蹭往上涨，人们的生育观念，那也是来了个大变身。

就算是强大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对我国人口的预测每次都能夸张到让人直呼“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比如说 1992 年，联合国曾拍着胸脯说，在计划生育措施下，2023 年我国的生育率能达到 2.1，人口能有 15.3 亿人；结果到了 2012 年，又改口啦，把 2023 年的生育率改成 1.7，人口降到 14.4 亿。

但就算废除独生子女，实行三胎生育措施，我国 2023 年的生育率还是只有可怜的 1.0，人口也才 14.1 亿，远远低于联合国人口专家的预测。

人口为啥这么难预测？说到底还是人的不可预测性在捣乱，这可没法用个数学公式就得出个准信儿，而对人口预测出错，说不定还得让咱们自个儿吃大亏呢！

因为这人口可决定着基建哟！往小了说，未来人口的走向，决定着咱们是该多建中小学还是得关掉一些中小学；往大了说，人口也决定着母婴、教育产业是红火还是冷清，而这些可大都是根据人口预测来布局的。

瞅瞅咱们国家现在生育率走低，除了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让生育率下降之外，还有个超级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持续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在这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生育下，人们的生育观念彻底变了，只生一个都成社会常态啦！

而且呀，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生育率就越低。

就拿上海来说，2023 年，上海生育率才 0.6，其中近一半地区生育率更是只有 0.4。要是咱们今后不能把生育率稳定在 0.8，那到 2050 年我国的总人口可就不到 10.3 亿人啦，到了 2100 年，我国总人口更是只有 3.2 亿人，这可咋整？

计划生育带来的生育习惯的改变，那代价可真是大得吓人！

而计划生育这事儿，还真离不开人口预测。

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其实最开始是被联合国人口基金给推动的；从 1972 年到 1986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拉斐尔·萨拉斯曾八次访华，拼命游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

1979 年，我国刚打开大门对外开放，联合国人口基金就大手一挥，资助咱们 5000 万美元。您知道吗？1950 年-1980 年我国平均外汇储备才 1.47 亿美元，这 5000 万美元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靠着这笔资助，我国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实行了独生子女策略，后来几十年在我国人口学术舞台上活跃的人口学家，大多也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培养的，所以他们对我国人口的估算和预测，总体上跟联合国预测是一个样儿。

比如说 2019 年的时候，社科院还信誓旦旦地预测我国人口会在 2027 年开始下滑，但实际上才过了两年，我国人口就开始下滑了，这实际的学术预测和现实的生育数据，偏差大得离谱，而这种偏差本身，也让我国开放三胎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被延后了。

计划生育改变的可不只是人们的生育观念，还有手术呢！

1981 年，我国绝育手术才 220 万例，到了 1983 年，这个数字就飙升到了 2070 万例，堕胎手术也从 870 万例，飙升到 1440 万例。

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钱老，还在 1983 年获得了联合国首次颁发的人口奖，就是为了表彰他对控制国内人口的“巨大贡献”。

人口学家对人口预测的严重失衡，也客观上影响了我国开放生育的时间。

比如说 2006 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就说了，建议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还预测生育率能长期稳定在 1.8，总人口要到 2034 年才会负增长。

但实际上呢，我国人口在 2022 年就开始负增长啦，比预测早了十年，而我国的生育率，也才只有 1.0。

咱们对人口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传统观点给“洗脑”了。

打着过上更好生活的旗号，人们就接受了少生几个子女的习惯；但谁能想到，就在计划生育实施还不到 30 年的时间，咱们要操心的问题就从人口太多变成了人口太少。

对人口形势的错估，也让咱们太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2019 年 1 月 3 日，社科院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给大家提个醒，说距离人口总量减少，只剩下不到 10 年时间。

当年社科院预测，我国人口会在 2027 年减少，但实际上 2022 年，我国人口就历史性减少了，和社科院预测的相比，足足提前了五年时间。

而在 2015 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说了，我国人口会在 2030 年前后达到峰值，然后就开始慢慢下滑，到 2050 年我国人口或许在 13.64 亿左右。

这些关于人口预测的报告，也影响着咱们放开一胎化的时间点，总的来说，还是太晚啦，而不是太早！

过去 40 年，人口红利一直都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而且呀，因为这一代人没啥太重的赡养老人的责任，他们爱储蓄的习惯给过去 40 年的经济发展攒下了巨额的资本积累。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觉得，我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中有 27%的功劳得归功于人口红利，可随着我国人口历史性减少以及老龄化不可避免地来了，人口红利也慢慢消失啦。

取而代之的，是“老龄化累赘”。

老人们现在的生活几乎都得靠我国的养老金体系来买单；而养老金体系在现行体制下，还是以现收现付体系为主，这就意味着正在上班的人每个月得交养老金，然后这部分交的钱通过统一管理的养老金账户，发给已经退休的老人。

从资金流转的角度来看，咱们可以理解成年轻人在养着老人们的退休生活。

当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这时候年轻人要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在养老金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每个上班族要供养的成本在不断加大。

最后咱们就会发现，老龄化社会的压力会均匀地分摊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身上，而供养老人的经济负担也会变成人们的精神压力。

这会儿，咱们离大前研一口中的“低欲望社会”，还有多远呢？

答案是：难，很难！

除了要供养自己的父母，这些上班族还得每个月交一笔养老费用，去供养退休后的老人，随着我国进入高度老龄化，咱们也就更容易看到，一些老年人的精神世界说不定比年轻人还丰富呢！

而年轻人呢？被庞大的生活成本压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可能更像老年人。

根据彭博夕阳指数算一算，国内平均每 3.5 位在职员工就得供养一位老人，而美国则是 4.4 位在职员工供养一位老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咱们面临的劳动力压力，比美国还要大，而且这还没考虑到两国人均 GDP 之间的差距呢！

未来，咱们的老龄化压力还会越来越大。

出生于 1961 年到 1970 年的人口将近 3 亿人，是我国数量最庞大的一代人，而他们在 2020 年之后就被算进老龄人口的范围里啦。

这就意味着，从 2020 年开始，我国平均每年退休的群体高达 2000 万人，按照这个增长速度来看，它可是远远高于经济尤其是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的。

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老龄化速度还在加快，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负担会越来越重，不可避免的，在房子、车子、婚育这些硬性成本开支之下，年轻人又得多一个养老的负担。

当一线城市上海的老龄化都走在全国前列的时候，那些年轻人都跑了只剩老人的小县城，其人口形势可能比咱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