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活人献祭举不胜数。国外最出名的是阿兹特克人的活祭，将活人开膛，取出仍在跳动的心脏献给神明。为了表示心诚，他们六亲不认，连公主都能被拿来献祭。阿兹特克人的狠辣和无情让敌人和盟友都胆寒，最终他们联合起来灭掉了玛雅文明。
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活祭是干将、莫邪为吴王闾阖铸剑——“若得奇剑，唯有祭魂”。
干将、莫邪历时三月，始终无法将精石熔化，妻子莫邪担心如若没有按吴王约定期限铸成宝剑，将遭遇杀身之祸。莫邪在炉温最高的时候纵身一跃，以身祭炉，化身剑灵，随即铁石融化，宝剑铸成。
实际上，古代人们大多迷信风水，在大工程修建时就有打生桩的传统。木匠祖师鲁班每次建桥，会捉一对童男童女，坑杀在桥梁首尾的桥墩之内以祭天地和四方土地神，保证工期的安全。
鲁班术相信桥建好后，桥墩内的童男童女会成为守护桥梁的守护神，保障大桥不被邪灵入侵，千年不倒。
我国近代史上最后一次打生桩是1933年。粤系军阀陈济棠主政广东，修筑海珠桥时，因为大桥跨度大，难度高，修建过程中多次倒塌。陈济棠无奈之下请方士施法，买来一对无辜的童男童女灌醉后，当夜绑在桩上，打入江底。
1955年，西方媒体突然报道说我国在怒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打生桩，将一名战士活祭在怒江大桥的桥墩中。
怒江大桥的桥墩中，确实有一名战士的尸骨。在经过怒江的这座桥墩时，一开始是汽车兵，后来是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种缅怀方式——鸣笛和献烟。按响喇叭经过，点上一根烟，摇下车窗，投向窗外的峡谷。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1954年，怒江大桥的桥墩加固浇筑施工，那时没有工程设备，全靠人力。安全意识和技术不强，靠的只能是人定胜天，工程兵身系保险绳那也是在咆哮的怒江上走钢丝，稍有不慎便是阴阳两隔。
怒江大桥的桥墩高达10多米，在灌注水泥过程中，一位年轻的战士不慎掉落下去。水泥属于非牛顿流体，这种物质你越用力，反击力越大，简单讲就是水泥这玩意儿，你可以用手指慢慢插入，却不能用拳头砸开，猛击的后果绝对是皮开骨折。
十米的高台跳水，掌握不好入水角度，轻者腰椎受损，重者骨折，更不要说掉在水泥上，坠落的战士全身多处骨折，加上连日奋战，体力透支，根本提不上劲自救。
周边战友发现后立即展开营救，两名战士绳降下去。然而苦于没有专业的救援设备，受伤战士的身体被粘稠的水泥死死吸住，仅靠系在他身上的安全绳没有任何办法。
如果强行拉拽，只有两个可能，绳子拉断，或者绳子不断，但人被拉成两半；不拉拽，战士的身体则在不断下陷，左右都是死局。受伤战士对两边绳降得战友摇摇头：“我不行了，就让我留在这里吧。”
最后，战士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水泥慢慢漫过他的身体、口鼻……他们含着泪，对桥墩完成了浇筑工作。
今天的怒江大桥上，出于对烈士的致敬，在这里不允许拍照。每年清明节那天，守桥战士都会从险峻的岩岸攀到桥墩旁，扫尘、献花，给这位无名的战友敬礼。
因为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无数川藏线上的无名烈士。
时至今日，这样的怀念和祭奠在怒江大桥上日复一日。
大桥上，常年鲜花和鲜果陈列，这是许多汽车兵家属、后人和被他们守护者的深深思念，这是家人祭奠先烈和先祖的方式。
绿色的军用卡车车队驶上大桥，喇叭齐鸣，驾驶室车窗摇下，一根根点燃的香烟被投向峡谷。鸣笛和献烟，这是汽车兵和很多老司机在经过怒江大桥这座桥墩时的特别致敬，这是男人的悼念方式；
车行川藏线，如闯鬼门关，过了老虎口，还有鬼招手。
川藏线自成都平原蜿蜒伸展至喜马拉雅山脚下，需途经14条江河，21座海拔超4千米的险峰，百余处塌方区，泥石流区，岩堆区和飞石区。
这条公路被称为现今全球最危险的公路，修建过程中，一共有4963名解放军和1000多位藏汉民工长眠于公路沿线。这条全长2255公里的公路，平均每公里牺牲2人，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黄土一缕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是全国唯一没有通路的地方。从内地到西藏只有一条仅骡马能通行的崎岖小道，往返一次需要一年之久。
1950年，四海平定唯有西藏，为了提高震慑力从而和平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决定修路。考虑到自然环境，这条路的修建标准并不高，三层路面，一层石灰，一层黏土，一层石子，轧平后能通车就行。
但是，这条路需要穿越的地儿有14座终年积雪的雪山，终年低氧严寒的自然环境，还有简陋至极的修建工具——钢钳、铁锤。
没有挖掘机、铺路机、装载机……汽车都是奢侈品，几乎一切都只能靠人工。修建过程中，由于气候，这里的土地和山石极度缺乏树木约束，几乎每推进一米，都要造成大小不等的滑坡和塌方。
修路的第一年，365天天天带血，牺牲人数最少的一天是5人。
川藏公路的施工任务依据就近原则交给了刚刚打完成都战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18军，以及两个施工局，包括征召的藏汉民工，大约10万余人，从成都平原向着雅安、康定、甘孜方向进军，规模之大被刘伯承元帅评价为“我军的第二次长征。”
1950年3月的乐山城，18军军长张国华带着女儿小难来到誓师大会现场，铿锵有力：“我张国华‘背女出征’坚决进藏，义无反顾！”
不久后，3岁多的小难在行军途中因肺炎去世，她是十八军进藏路上的第一个牺牲者，成为了将军一家永远的痛。
旧中国的工业萌芽被日本侵华扼杀，新中国的工业因外战内战打得是一穷二白，后勤能力薄弱，四大战役全靠人海战术和人肉搬运致胜。
然而，西藏的形势更严峻，由于道路狭小，使用人海战术也无地施展。汽车在到达雅安后，物资卸下车，全靠人背马驮，跋山涉水。
夏季，腐烂的草地和树叶里布满蚂蟥、蚊虫，茂密的丛林中老虎、棕熊、雪豹出没……白天累得疲惫不堪，晚上为了防止野兽袭击，还得轮流站岗放哨。那时可没有防蚊、防寒、防潮帐篷，也没有压缩饼干和即热食品，他们累了就靠在石崖下或躺在光秃秃的地里渡过漫长的寒夜，全身被咬的大包小包。
冬季最难受的是爬山涉水。没有桥，那就脱掉鞋裤过河，条件艰苦到所有人只能一视同仁。进藏的1100多名女兵，有些正值经期，渡河时身后一片血水，不少人因此患上妇科病。
白天在雨里雪里赶路，晚上睡在方块雨布搭的简陋帐篷里，漏雨飘雪，往往衣被湿透而难以入眠。零下30多度的山顶上，气候寒冷至极，冰雪漫天、狂风大作、稍有不慎就会滑落悬崖，万劫不复；
饿了一口干面一口雪，根本没有办法吃热食，饭还没吃完就冻住了，一觉醒来连头发结了冰，鞋子冻得硬邦邦穿不进去。
越往里面走，海拔越高，空气稀薄，牛都累得走不动了，战士们就从牛身下卸下货物，每人负重50斤前进。
疑是银河落九天
即便在后勤如此困难的情况下，18军为了不影响西藏当地的经济和物价，坚持“不吃地方”。1950年西藏人口约100万，筑路大军10万人，在地方上采购必然会造成当地物资紧缺和价格上涨。
不吃地方，但后勤又跟不上，因此吃不饱饭是常事，战士们只能挖地老鼠，吃野菜充饥。随着道路的拓宽，汽车开得越来越远，运输能力提升，主食得到保证，吃饱饭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青藏高原地势高寒，草都不长，更不要说蔬菜了。部队常年吃不上蔬菜，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动用飞机给筑路部队空投一些萝卜、土豆和白菜。长期缺乏维生素，战士们的手指甲盖出现不同程度凹陷，不少人患上了夜盲症、浮肿、头痛等疾病。
最后18军向中央申请，紧急从上海购买来维生素C，每人每天吃四片，方才解决了这些问题。
施工过程就更加困难了。当时的筑路军民连最简单的液压装置都没有，只有铁锤、钢钎、十字镐等这类简单的工具。磨损了，现场架设简易的铁匠铺，烧红了当场锤炼。
这些施工工具夏天尚可，到了冬天，或在气温常年在零下二三十度以下的雪山上，那就悲惨了，山上常年覆盖着两三米厚的冻土，千年不化，比铁还硬。
怎么办？战士和工人们只能砍伐树枝不分昼夜地烘烤冻土，因为一旦停下，泥土又会被冻住。待泥土松软后，再一点一点挖掉，每次只能挖10公分，然后再烤再挖，一直挖到岩石层，用大锤和钢钎打出炮眼，进行爆破。
这种施工方式完全是愚公移山，一连好几个冬天，战士们都是这样在高山上施工。
那时没有护肤品，也没有手套这些劳保用品，极寒温度下，皮肤干裂易碎，一使劲双手皲裂全是血丝。
没有手套，战士只能赤手握住钢钎，皮肤触碰到金属表面立刻粘连，抡锤打钢钎使劲往下砸时，战士们虎口的皮肤被成片带走，满手是血，惨不忍睹。
